景晖 7、李泌和李繁 可他的儿子... 陆贽弹劾这个无耻的佞臣,让李繁...
彭大成
摘 要：
船山分析评论了中唐两位宰相，李泌与陆贽。认为李泌品德高尚，志深识远，多谋善断，进退自如，是一位“默挽人心，扶危定倾”的大政治家、谋略家。陆贽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博学多才的大政治家、政论家。但在深谋远虑、通权达变方面，陆贽不如李泌。他们都对平定中唐藩镇之乱、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有重大历史贡献。船山史论，为中华民族增添了经邦治国的宝贵思想财富。
关键词：李泌；陆贽；历史贡献；二人比较；历史借鉴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继汉朝之后又一个空前强大繁荣的朝代，史称“汉唐之盛”，至今被中国人和全世界所有华人引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自豪。这不仅是因为唐朝出了李世民这样具有雄才大略、开创“贞观之治”的一代英主，被北方突厥等各少数民族藩国与部落尊为“天可汗”；还涌现出了一大批贤相名将，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他们不断地克服唐朝各时期所出现的各种政治危机、军事危机、经济危机，特别是民族危机，多次使唐朝转危为安。正如大思想家王船山所指出：“唐多才臣，而清贞者不少概见，贞观虽称多士，未有与焉。其后如陆贽、杜黄裳、裴度，立言立功，赫奕垂没于世，而宁静淡泊，固非及志行之所及也。唯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乂安。开元之盛，汉、宋莫及焉。”①王船山高度赞赏了“唐多才臣”，在这里重点称赞了唐玄宗开元时期的三位名相：宋璟、卢怀慎、张九龄。他们都以“清贞”著称，一位是“清而劲”，一位是“清而慎”，一位是“清而和”，正是他们清贞廉洁，“宁静淡泊”，“远声色，绝货利”，“而朝廷乃知有廉耻”，从而辅佐唐玄宗开创了远超汉、宋的“开元之盛”。充分说明了“唐多才臣”的重要的历史作用。文中提到的陆贽，是中唐德宗时的名相，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两位历史人物之一，另一位则是唐德宗时的宰相李泌。下面先介绍李泌。
一、论李泌
李泌（722—789），字长源，原籍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后迁居京兆（今陕西西安），唐德宗时封为邺侯。李泌天资聪慧，六岁能诗文。开元十六年（728年），唐玄宗召国中能言佛、道、儒者入京殿试。有人推荐当时只有六岁的李泌。李泌上殿时，唐玄宗正与燕国公张说观棋。玄宗便让张说出题考考李泌。张说便要李泌以“动静方圆”作对联，张说先说出上联：“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李泌脱口答道：“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聘材，静若得意。”玄宗大喜，视为奇童，赐其束帛，诏令其父母好好养育之。宰相张九龄十分喜爱他，常请他到相府玩耍。当时张九龄与严挺之、肖诚为友，严挺之认为肖诚伪善，劝张九龄疏远他。张九龄却认为：严太耿直，肖则软美。从此便远严近肖。当时还是少年的李泌见状对张九龄说：“您由一介普通百姓而升为宰相，靠就是耿直二字，现在怎么喜欢软美来了？”张九龄顿悟，忙向李泌致谢，称之为“小友”。天宝年中，唐玄宗召李泌为太子李享的布衣之交，常伴太子读书，过从甚密。后因作诗讽刺杨国忠、安禄山等人为奸相杨国忠所忌，被逐出朝廷，只得潜居名山。
天宝年间，安禄山叛乱，叛军杀入长安，唐玄宗逃往四川，途中发生“马嵬驿之变”，随行卫军杀死杨国忠，又逼唐玄宗缢杀杨贵妃，才肯继续护卫玄宗避走成都。太子李享被军民留下来主持军务，到灵武后，在朔方军的劝进下，即皇帝位于灵武，是为唐肃宗。肃宗即位时，身边文武官不满三十人，局势十分危急。在这最危难也最需要人才辅佐的时候，李泌来到了肃宗的身边，成为肃宗最重要的谋臣，与肃宗朝夕相处，大小事情无不与他商量，言无不从。李泌首先帮助肃宗制定朝廷的规章制度、朝见礼仪，从而在极度混乱无序中恢复了皇帝号令与指挥全国的权威，使全国全军有了一个平定安史之乱的指挥中心。当时肃宗就要任命李泌为宰相，李泌却坚辞不爱，以布衣身份参赞军国大计。当时李泌常身穿白布，被人称为“白衣宰相”。对此，王船山是这样评论的：“李长源间关至灵武，肃宗命为相而不受，以白衣为宾友，疑乎及洁身高尚也，而其后历仕中外，且终相德宗矣，此论者所未测也。抑而下之，则讥其无定情，始以宾友自尊，而终丧其所守。推而高之，则谓其鄙肃宗之乘危自立，紊大伦而耻与翼戴之列。夫长源志深识远，其非始自尊而终耽宠禄也明甚。若鄙肃宗之自立，则胡为冒险间行以参帷幄，既与大谋，又恶可辞拥戴之辜邪？夫长源之辞相，乃唐室兴亡之大机，人心离合、国纪张弛之所自决，悠悠者恶足以知之！”②船山指出：李泌当时辞相，并不是有些人认为那样，是自居“清高”；也不是另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肃宗是自立为帝，名不正，言不顺，李泌耻为其相。如果是这样，那么李泌又何必冒着極大的危险来投奔肃宗，参赞帷幄，共谋大计。船山认为，发出这些评论的人都是不了解李泌的“志深识远”。因为李泌的这一决定，“乃唐室兴亡之大机”，“悠悠者恶足以知之”！对此，船山作了进一步的深刻分析：“玄宗之几丧邦也，惟其以官酬功，而使禄山怀不得宰相之忿，雠忮廷臣，怨对君父，而逞其毒。玄宗出奔，肃宗孤起于边陲，以待匡救于群臣。于斯时也，人竞乘时以希高位，而不知所厌止也。凡天下而不能复兴之祸，恒起于人覬贵宠而君轻爵位。贵宠可覬，则贤不肖无别，而贤者不为尽节；爵位既轻，则劝与威无以相继，而穷于劝者怨乃以生。长源知乱之必生于此也，故玄宗知其才欲官之，而早已不受；抑知其必反此而后可以立功也，故肃宗与商报功之典，而曰‘以官赏功，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莫若疏爵土使比小郡，而不可轻予以宰相之名。唯然，犹恐同功共事之人，侈望之积勿不化，故己以东宫之友，倚任之重，联镳对榻之隆，而居然一布衣也；则人不以官位为贵而贵有功，不以虚名为荣而荣有实，天宝滥竽之敝政，人耻而不居，而更始‘羊头关内、高纬‘鹰犬仪同败亡之覆轨，不复蹈焉。”③船山指出，唐玄宗几乎丧邦的最大败政之一，就是以官位来奖赏功臣，因而使安禄山产生不得宰相的怨恨（按：当时奸相李林甫当权，担心有功的边帅入京为相而夺去其权位，所以重用不识汉字的胡人安禄山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拥有东北边境的重兵），最终起兵造反。当时玄宗逃往四川，“肃宗孤起于边陲”之灵武，正急盼着群臣来匡救扶助。在这天下大乱之时，很多人都想乘时奋起以得高位。而这时候也最容易出现“人覬贵宠而君轻爵位”的弊端与祸害。如果官爵贵宠可以覬觎，那么贤人与不肖之徒就没有什么区别，导致“贤者不为尽节”；“爵位既轻，则劝与威无以相继”，即恩与威两种手段都难以为继。一当朝廷拿不出更多的官位与爵禄奖励功臣，那么就会产生怨恨与离心倾向。李泌清楚地看到，这正是祸乱产生的根源，所以，当年玄宗知他有才而想封他为官，他早就不肯接受，而且他知道必须反掉这种坏风气才能真正为国立功。当肃宗同他商量报答功臣的封赏之典时，李泌答道：以官位封赏功臣，没有治国之才的人会荒废政事，而权位太重则难以防制，不如封个爵位到个小地方去安享富贵，“而不可轻予以宰相之名”。即使这样，李泌仍担心当时同功共事之人，侈望之积勿不化，所以决心以自己做榜样，以自己太子故友、皇帝“倚任之重，联镳对榻之隆”的崇高身份，仍然甘为一介布衣之士，来示范大家“不以官位为贵而贵有功，不以虚名为荣而荣有实”，来克服天宝以来“滥竽充数”的弊政，不使历史重蹈东西两汉之交时更始帝“羊头关内”、南北朝高纬“鹰犬仪同”的“败亡之覆轨”。船山通过这些鞭辟入理的分析，深刻揭示了李泌高尚的人格、伟大的理想与深远的见识。船山为此赞叹道：“呜呼！此长源返极重之势，塞溃败之源，默挽人心、扶危定倾之大用，以身为鹄，而收复之功所自基也。深矣远矣，知之者鲜矣。”④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中，也对李泌作过这样的高度评价：“李泌是唐中期特殊环境中产生出来的特殊人物。他经历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三朝，君主尽管猜忌昏庸，他都有所补救和贡献，奸佞尽管妬嫉加害，他总用智术避免祸患。他处乱世的主要方法，一是不求做官，以皇帝的宾友自居，这样，进退便比较自如；二是公开讲神仙、怪异，以世外之人自居，不同于流俗的淡泊生活便无可非议。统治阶级争夺的焦点所在，不外名与利二事，李泌自觉地避开祸端来扶助唐朝，可称为封建时代表现非常特殊的忠臣和智士。”⑤
李泌不仅是一位淡泊清贞、道德高尚的政治谋略家，也是一位高明的军事战略家。他在辅佐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时，不仅提出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方略，也提出很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战略。其中最重要的建议之一，就是力劝肃宗任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而肃宗原来是想任次子建宁王李倓任此职，原因是他认为李倓比李俶更聪明能干。但李泌认为，这种安排有可能导致将来的皇位继承问题，甚至可能酿至新的“玄武门之变”，所以苦劝肃宗应任长子李俶为元帅，肃宗最终采纳了李泌的建议。王船山认为，这是“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⑥的有关国本的正确建议。船山指出：“其谏肃宗以元帅授广平、勿授建宁也，故国储定而人心一。全二王兄弟之恩，息骨肉猜疑之衅，此之谓制治于未乱。不然，则且如太宗宫门流血之惨，玄宗、太平构祸之危，家国交受其伤矣。”⑦船山进一步分析：“以建宁英果之姿，成功较易”，但当时叛贼已呈现必亡之势，“广平虽才让建宁，亦非深宫豢养无所识知者也。假元子之宠灵，为将士先，自可制贼之死命，无待建宁而始胜其任，长源知之审矣。广平为帅，两京旋复，亦非拘名义以隳大功。知深虑远，与道相扶，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谓也。”⑧船山高度肯定了李泌这一“知深虑远”的重要建议。
但是，李泌的另一项重大军事战略建议，肃宗却并没有采纳。李泌的战略计划是：“李光弼出井径，郭子仪入河东……朝廷驻兵在扶风，与郭、李两军分次出击，叛军来救头，就击它的尾，来救尾就击它的头，让它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唐军经常保持以逸待劳的优势，叛军来了不和它交锋，走了就乘机追击，不攻叛军的城池，不断叛军的走路。明年（757年）春季，使建宁王李倓率兵顺着边境进攻范阳的北面，使李光弼攻范阳的南面，两面夹击，攻取范阳，叛军想退退不得，想留留不得，朝廷令各军四面围攻，叛军还能逃到那里去！”⑨对李泌的这一高明的战略计划，船山认为，“使其计行，则终唐之世，河北跋扈之祸永消。”因为这一计划如果实施，不仅可以一举攻破安禄山的老巢，而且可以使河北藩镇割据之祸从此消灭。但是肃宗却不愿采纳，船山认为，这主要是肃宗为巩固皇位的私心所致：“而肃宗不从，急用回纥疾收长安者，以居功固位不能稍待也。其言曰：‘切于晨昏之恋，不能久待。徒饰说耳。南内幽居，父几死于宦竖之手，犹曰功在社稷，晨昏之语，将谁欺乎？盖其时上皇在蜀，人心犹戴故君，诸王分节制之命，玄宗且无固志，永王璘已有琅琊东渡之雄心矣。肃宗若无疾复西京之大勋，孤处西隅，与天下悬隔，海岱、江淮、荆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贼之功，区区適长之名，未足以弹压天下也。故唯恐功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纥，纵其蹂践，但使奏效崇朝，奚遑他恤哉？”⑩船山深刻揭露了肃宗不愿听从李泌“并塞以取幽燕”的建议，而急于收复长安，完全是为了巩固皇位的私心所致。肃宗所说的“切于晨昏之恋”，即早日迎回上皇玄宗回长安，以尽孝心的托词，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从后来肃宗将玄宗“南内幽居，父几死于宦竖之手”，还夸奖宦官李辅国“功在社稷”，就可以证明此点。特别是肃宗急于收复西安、洛阳两京，竟乞兵回纥入援，放纵其在中原烧杀抢掠，蹂躝百姓，更给唐朝边境带来几十年的祸害。对此，船山感叹道：“故用夷者，未有免于祸者，用之有重轻，而祸有深浅耳。”（11）
李泌在肃宗朝，因遭宠妃张良娣、宦宫李辅国的忌恨，以“世外之人”的身份隐居南岳衡山；但到了唐代宗时，因不愿与奸臣元载并立于朝，却并不是退隐名山，而是甘愿屈居于地方军府的幕僚。这是为什么呢？船山分析道：“长源之于肃宗，在东宫则定布衣之交，在灵武则冒难首至，参大议于孤危，坐寝与偕，成收复之元功，其交固矣。良娣、辅国虽恶其斥己，而所欲者，但令长源不居左侧 ，弗为己难，则意得而无余恨；于此而翩然已逝，全始终之交，绰有余裕矣。其于代宗也，虽与谋元帅，有翼戴之功，而其早不待青宫，其后不参惟帟，交未固也。复东京，拒吐藩，返陕州之驾，诛殛三阉以清宫禁，又未有功也。代宗以畜疑之主，离合不可终凭；元载虽见忌于君，而旁无相逼以升之朝士，唯长源以宗室入参谋访，唯恐轧己而代之；且载文辩足以济奸，朋党乐为效命，众忌交集，深谋不测，抑非如妇人奄竖褊衷陋识，一去而遂释然也。载与长源立于兩不相下之势，而祸机所发，不可预防，岣嵝烟云，祝融冰雪，其能覆荫幽人使之安枕哉？”（12）船山认为，论交情，李泌与肃宗的交情比其与代宗的交情要深厚坚固得多；论功劳，李泌在肃宗朝的功劳也比在代宗朝的功劳大得多。而肃宗朝忌恨李泌的只是妇人张良娣与宦官李辅国，他们忌恨李泌只是因为他在朝中妨碍他们干政乱政、放纵私欲，一当李泌离开朝廷不再妨碍他们，他们“则意得而无余恨”，所以，李泌当时归隐衡山是明智而安全的。而元载则不然，他始终会把李泌看作其相位的最大威胁，唯恐李泌取而代之，且元载作为文人出身的官僚，“文辩足以济奸，朋党乐为效命，众忌交集，深谋不测”，如果李泌再隐居名山，以“世外之人”自居，元载则可以“挟占星卜气谶纬之小技者”，“坐以结纳妖人之大法；则衡山一片地，正元载横施网罟之机也。”（13）所以这个时候，李泌“优游军府，而屈志下僚，示以不相逼代之势”（14），才是比较安全的。船山认为，李泌讲神仙道术，以“世外之人”自居，并不只是学习西汉开国功臣张良功成身退，“从赤松子游之故智”，而是始终具有远大的政治志向。船山指出，李泌“不但如留侯智以全身之比也，其后充幕僚、刺外州而不嫌屈，驯至德宗之世，始以四朝元老任台鼎之崇，进有渐也”（15），“夫长源非无意于当世之务，明矣。相唐以定天下者，其志也”（16）。
曹操有诗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李泌在肃宗、代宗两朝，都曾坚辞宰相之位，却在暮年做了德宗朝的宰相。这是因为德宗朝所遭遇的极其危急的局势，迫使李泌非出来做宰相不可了。据范文澜先生分析：“唐德宗是不同于唐肃宗、唐代宗的昏君。肃、代猜忌功臣，唐德宗的猜忌心情表现得尤其突出。肃、代都对强横者姑息……实际都是庸懦人物，唐德宗急躁，是一个轻举妄动、刚愎自用的人物。肃、代都优待回纥，防备吐蕃，唐德宗因曾受侮辱，仇视回纥，对劲敌吐蕃反而放松警戒。他是这样一个昏君，唐朝在他统治下，从肃、代的苟安局面转入危急的局面。”（17）
唐德宗继位不久，就召李泌为左散骑常侍。当时陕虢都知兵马使达奚抱晖毒死节度使张劝，自己取而代之，并请朝廷授予旌节。德宗命李泌为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去处理此事，并拟派神策军护卫李泌赴任，被李泌谢绝。结果李泌单骑出潼关，奔陕虢都，兵不血刃，很快平息了这场兵变，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谋略与胆略。对此，船山分析道：“达奚抱晖杀节度使张劝，据陕州，要求旌节，东与李希烈相应，邺侯（李泌爵号）单骑入其军中，于时宾佐有请屏人白事者，邺侯拒之曰：‘易帅之际，军中烦言，乃其常理，不愿闻也。夫抱晖之逆既著矣，必有与为死党者，亦无容疑矣；或有阴谋乘间以作乱者，亦其恒矣；要可一言以蔽之曰：技止此耳。河东之军屯于安邑，马燧以元戎偕行，威足以相制，邺侯之虑此也周，持此也定，屏人以白者，即使果怀忠以思效，亦不过如此而已，恶用知哉？拒之勿听，则挟私而谤毁者，道听而张皇者，浅中而过虑者，言虽未出，其怀来已瞭然于心目之间。若更汲汲然求取而知之，耳目荧而心志乱，谗贼交进，复奚从而辨之哉？”（18）船山指出，李泌单骑入城，并不是没有成算的冒险行为，而是胸有成竹，稳操胜券，这是既有“河东之军屯于安邑”，又有“马燧以元戎偕行，威足以相制”。所以，李泌入城之后，对凡是来告密的、汇报的或表忠的，都拒绝听取，只单独召见抱晖说：“你弑杀节度使，罪应斩首。我为了不使此地变为危险地带，所以不杀你。你替我带些制钱去祭一下节度使，然后自己选个安身之地，带家室出走罢了，保你不出意外。”抱晖闻言，赶紧携眷而逃。不久朝廷又派宣慰使来，命李泌把参与陕城谋乱的75名军官全部杀掉。李泌上疏德宗，说已解除抱晖职务，请求免去其他人罪名。德宗准奏，只将为首的5人降贬到天德军效力，余不问罪。（19）一场可能导致大量流血的平叛战争，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和平解决了。船山高度评价李泌这种处理问题的思想方式：“天下之变多端矣，而无不止于其数。狐，吾知其赤；乌，吾知其黑；虎，吾知其搏；蛇，吾知其螫……天地之变，可坐而定，况区区谗贼之情态乎！献密言以效小忠者，即非谗贼，亦谗贼之所乘也，况乎不保其不为谗贼也。知此者，可以全恩，可以立义，可以得众，可以已乱，夫是之谓大智。”（20）
由于唐德宗仇恨回纥，力主结好吐蕃，784年，吐蕃派使节来长安，向德宗请求割让安西、北庭两镇，德宗本想答应，李泌劝阻说，两镇将士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如果割弃，他们将来从吐蕃入侵，怨恨朝廷如报私仇，一定很凶悍。朝臣赞助李泌，两镇得以保存下来。（21）对李泌的这一建议，船山从捍卫唐朝西北国防的战略高度，分析了安西、北庭二镇的重要战略地位：“至唐，为安西，为北庭，则已入中国之版；置重兵，修守御，营田牧，屹为重镇。安史之乱，从朔方以收两京，于唐重矣。代、德之际，河陇陷没，李元忠、郭昕闭境拒守，而吐蕃之势不张，其东侵也，有所掣而不敢深入，是吐蕃必争之地也，于唐为重矣。”（22）船山进一指出：“拓土，非道也；弃土，亦非道也；弃土而授之劲敌，尤非道也。邺侯决策，而吐蕃不能为中国之大患，且无转输、戌守、争战之劳，胡为其弃之邪？永乐谋国之臣，无有如邺侯者，以小信小惠、割版图以贻覆亡之祸，观于此而可为痛哭也。”（23）船山对李泌捍卫领土、寸土不让的深谋远虑给予了高度赞扬，同时联想到明朝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为酬劳蒙古族乌梁海部跟随其夺取皇位的征战之功，而将大宁要地割让给乌梁海部，永乐在朝大臣没有一个出来劝阻，船山不禁为之痛哭！“大宁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巨镇”（24），“后至天顺末，大宁遂尽为乌梁海所有，辽东、宣府声援因之隔绝”（25），给明朝中后期北部边疆连续带来无穷的后患。船山以古论今，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德宗时期，内平藩镇叛乱、外抗异族入侵，主要依靠李晟、马燧、浑瑊三位能征善战的大将。当时吐蕃认为只要用计去掉这三人，就可以夺取中原。他们利用德宗刚愎、多疑的特点，先用反间计使李晟失去兵权；又用伪和之计，诱使浑瑊去平凉结盟，企图乘机劫杀浑瑊，而浑瑊夺马逃回；剩下的马燧也因力主结盟而得罪。范文澜先生分析当时的形势是：“和吐蕃几乎招来战争，更危险的是李晟失兵权，遭猜忌，武臣们李抱真等都愤怒解体，不肯再为朝廷出力。宰相张延赏辞职，表明和蕃的责任，但君臣相疑，内外解体的分裂状况仍无法消除。这又是唐朝一个紧急关头，唐德宗大概感到危险，任用李泌为宰相，李泌大概也感到非任职不可，居然允许做宰相。这时候，确实只有李泌一人可以挽救危局，因為只有他能够说透利害，打动唐德宗的内心，使他多少听从一些。”（26）生性多疑的德宗，对刚任宰相的李泌提出这样一个约定：你切不可报仇，你有恩要报，我替你报。李泌答道：我一向奉道教，不与人结仇，也没有什么私恩要报。李泌也向德宗提出一个约定，愿你勿害功臣。特别是李晟、马燧等人，有大功于国，你万一加害他们，恐导致中外解体，大乱立至。德宗也答应了此事，当时一同在场的李晟、马燧也感动得涕泣拜谢。一场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就这样化解了。
生性多疑的德宗，不仅猜忌功臣，甚至连太子也妄加猜疑。当时有奸人诬告太子谋反，德宗一怒之下，就要杀掉太子，李泌苦劝不听，只得用《诗经》中的《小弁》之诗去感悟德宗。《小弁》相传是周幽王的太子宜臼被父亲放逐后写的一首哀怨诗。李泌在敬献此诗时，曾对德宗说：“愿陛下从容三日，究其端绪。”并叮嘱：“陛下还宫，当自审思，勿露此衷于左右。”（27）德宗最终感悟，并流涕说：“太子仁孝，实无他也。”船山对此感叹道：“《小弁》垂训于千载之上，而邺侯以收曲全慈孝、安定国家之至仁大孝于千载之下，故曰：《小弁》，君子之诗也。自非幽王之丧心失志，循其道而无不可动。《诗》之为教至矣哉！知用君子之道者，君子也。邺侯之为君子儒，于斯见矣。”（28）船山高度肯定诗书传教的巨大作用，也高度赞美了李泌是一个善于读书、古为今用的“君子儒”。
李泌虽然经常讲神说道，十分神秘，但他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却一点也不迷信。有一次，有个妄人对德宗说，白起（战国时秦国的名将）将帮助唐朝抵御吐蕃。德宗竟把边境将士战胜吐蕃入侵看作是白起护佑之功，打算在京城建白起庙。李泌立刻劝阻道，“国将兴，听于人；将亡，听于神。”边境将帅立了功，你却赏白起，边境将士谁还肯杀身抗敌？德宗只得作罢。还有一次，德宗与李泌谈及本朝遭遇的“奉天之难”，认为这是“天命”所致。李泌反驳说，“天命”一般人说说可以，惟君相不可以说，因为“君相可以造命”。船山对李泌的这一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君相可以造命，邺侯之言大矣！进君相而与天争权，异乎古之言俟命者矣。乃唯能造命者，而后可以俟命，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推至其极，又岂徒君相为然哉！”（29）船山认为，李泌所说的“君相可以造命”，超越了古人所说的“俟命”。只有勇于“造命”，才能等待命运与机遇的到来；只有能够接天命担当历史大任的人，才能够“造命”。以此而推之，又岂只是君相可以“造命”呢？船山以人的生死寿夭为例，譬如人的寿命有长短，并不是所谓“天命”决定的，主要是看这个人是否遵循了天地自然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的治乱兴亡也是如此，也有其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船山指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寒而病，暑而病，饥而病，饱而病，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见为不可知，信为莫之致，而束手以待之，曰天之命也，是诚天之命也。理不可违，与天之杀相当，与天之生相背，自然其不可移矣，天何心哉！”（30）船山尖锐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天命论”；深刻地揭示了客观规律的不可抗拒性，即生死、治乱、存亡皆有其“理”，“理不可违”，违背它就要受到惩罚：“与天之杀相当，与天之生相背，自然其不可移矣”。只有真正必懂得和运用这种反映客观规律之“理”，才能为自己和国家创造更加美好的命运（造命）。在此基础上，船山进一步指出了李泌“唯君相可以造命”的片面性，指出：“虽然，其言有病，唯君相可以造命，岂非君相而无与于命乎？修身以俟命，慎动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祸福之大小，则视为权藉之重轻而已矣。”（31）船山认为，不仅君相这些掌握国家大权的人可以“造命”，就是每一个读书人、老百姓都可以“造命”，只是他们的“造命”，即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会因为他们权力与能力的大小而有所区别而已。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船山史论，不仅是深刻总结古人的宝贵历史经验教训，而是“推故而別致其新”，不断地提出自己创造性的新见解，为中华民族增加新的思想财富。
二、论陆贽
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唐朝大臣，著名政论家。陆贽博学多才，识见宏远。初中进士，以书判迁渭南尉。德宗继位时，派黜陟使11人巡使全国。陆贽向黜陟使提出了“以五术省风俗，八计听吏治，三科登俊文，四赋经财实，六德保罢瘵，五要简官事”的治国方略，受到使者赏识，将他推荐给朝廷提拔为监察御史。当时藩镇割据，天下大乱，幽州节度使朱滔、淮宁节度使李希烈、魏博七州节度使田悦等相继叛唐。官军平叛屡败，德宗束手无策，问计于陆贽。陆贽提出：“劳而服远，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他认为：“幽、燕、恒、魏之势缓而祸轻，汝、洛、荥、汴之势急而祸重。因而在军事上，令李芃由河阳还救洛阳，令李怀光军解襄阳之围，专以太原、泽、潞之兵抗关东叛军，则军事形势尚能好转；在政治上，立即废除盘剥百姓的苛捐杂税，减轻人民痛苦，以治国固本。可惜德宗未予采纳，致使叛军日益猖獗，竟攻陷长安，拥立太慰朱泚为皇帝。德宗只得仓皇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32）
当时唐朝面临比“安史之乱”还要严峻的形势。唐德宗作太子时，已经听到陆贽的声名。当此危急局面，唐德宗迫切需要大手笔为他起草文告，才召用陆贽为翰林学士。德宗逃到奉天后，更是倚重陆贽，事事与他商量，不可一日离左右。784年，陆贽替德宗起草了一道罪己大赦诏，文字确实诚挚动人，据说诏书颁发下去，四方人心大悦。785年，大将李抱真入朝，对德宗说：“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33）对此，船山作了这样的高度评价：“德宗之初，天下鼎沸，河北连兵以叛，李希烈横亘于中，朱泚内逼，天子匿于褒、汉，李楚琳复断其右臂，韩滉收拾江东以观成败 ，其有必亡之势者十九矣。李晟、马燧以孤军援之，非能操全胜之势。而罪己诏一下，天下翕然想望清谧，陆敬舆之移主心以作士气，存国脉者，功固伟矣。”（34）船山高度肯定陆贽起草大赦罪己诏的巨大作用，深入分析了其所以能起这大作用的客观形势。船山认为，德宗虽然生性多疑、猜忌功臣、刚愎自用、急躁妄动，造成上下离心，但德宗并不是“奢淫惨虐”之君，也没有什么虐民暴政而失去天下民心。只要他存在的一天，“固居然四海之瞻依也”，仍然是唐朝唯一合法的君主、天下希望之所在。另外，当时蛊惑德宗乱政而召祸的只是奸相卢杞，而卢杞“则执拗专横之性不与人相亲，而唯与人相忮；恃君之宠如山岳，而视百僚如培喽”（35），因而私党并不多，所以，一旦陆贽得到德宗的信用，赶走卢杞，“德宗偏听之性一移，而中外翕然。”这正是罪己诏能够产生巨大作用的客观基础。尽管如此，船山仍然高度评价了陆贽深谋远虑的政治头脑与精辟透彻的大块文章。他指出：“非陆敬舆其能与于斯哉！今取其上言于德宗者而熟绎之。推之使远、引之使近，达之以其情，导之以其绪，曲折以尽其波澜，而径捷之以御之坦道，扩其所忧，畅其所郁，排宕之以尽其变，翕合之以归于一，合乎往古之经，而于今允协，究其于中藏之密，而于事皆征，其于辞也，无间然矣。贞元以后，棼乱之宇宙，孤危之社稷，涣散之人心，强悍之戾气，消融荡尽， 而唐室为之再安，皆敬舆悟主之功也。故曰辞之为用大矣哉！”（36）船山不仅高度肯定陆贽“悟主安唐”的历史功绩，也高度肯定“文以载道”的巨大宣传教化作用。陆贽不愧是继西汉贾谊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位大政论家。
当时唐德宗为尽快平定叛乱曾向吐蕃求援，吐蕃派了二万兵马来会攻，吐蕃兵到了武功县大肆抢掠一番，又受叛贼朱泚厚赂，就退兵了。德宗听说后非常忧愁，询问陆贽。陆贽劝他信任将帅，用吐蕃有害无益，现在退去，正是好事。船山对此评论说：“德宗之暗也，舍李晟、浑瑊不信而信吐蕃也。吐蕃归国，陆敬舆以为庆快，其识卓矣。借兵于夷以平寇，贼阑入而掠我人民，乘间而窥我社稷，二者之害易知也。”“吐蕃去，军心固，将任专，大功必成，敬舆知之审矣。”（37）高度肯定了陆贽这种不借外援，专信本国将帅的正确决策。但是，德宗对统兵将帅的猜忌始终难以消除，又要陆贽为他拟出李晟、浑瑊的作战规划。陆贽劝他“不要决策于九重之中，定计于千里之外”，拒绝拟定作战规划。船山对此评论道：“德宗以进退规划谋之陆敬舆，而敬舆无所条奏，唯戒德宗之中制，俾将之智勇得伸，以集大功。其言曰：‘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上制其肘，下不死绥。至哉言乎！要非敬舆之创说也。古者命将推毂之言曰：‘阃以外，将军制之。非帝王制胜之定法乎？而后世人主遥制进止之机以取覆败，则唯其中无持守，而辩言乱政之妄人惑之斯惑也。”（38）船山高度评价陆贽不肯为德宗预订作战规划，劝说德宗信任领兵作战的将帅，放手让他们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去灵活机动地指挥作战，因为战场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如果“决策于九重之中，定计于千里之外”，往往与战场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而招致大败。这样的教训在德宗时曾经常发生。例如，783年，叛将李希烈围襄城，宣武节度使李勉派部将率兵一万人救襄城，德宗也派三千人去助战。李勉奏称，李希烈精兵都在襄城，其老巢许州空虚，令两部救兵袭许州，襄城之围自解。德宗认为这违反诏书，派宦官斥责李勉。两部兵虽离许州只有数十里，却奉诏狼狈退回，结果被许州兵追击，唐军大败，死伤过半。宣武军从此不振，襄阳更加危急。这都是德宗摇控指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船山还进一步批判了那些死读兵书，只会“纸上谈兵”之徒，“以其雕虫之才、炙毂之口，言之而成章，推之而成理，乃以诮元戎宿将之怯而寡谋也，竞起攘袂而争之。猜暗之君一入其毂中，遂以菲视帅臣，而亟用其说以遥相迫责。”（39）如果君主信用了这类“纸上谈兵”之辈，必然造成兵败国危的严重后果。船山进一步指出：“以敬舆之博识鸿才，岂不可出片语以赞李晟、浑瑊之不逮，而杜口忘言，唯其教君以专任。而白面书生，不及敬舆之百一，乃敢以谈兵惑主听，勿诛焉足矣，而可令操军之生死、宗社之存亡哉！”（40）正是在陆贽的力劝之下，“唐德宗不得自用，李晟等才得被用了。李晟率兵攻入长安，号令严明，秋毫无犯。朱泚逃走，路上被部下杀死。 785年，马燧、浑瑊等围攻河中，李怀光自杀。从781年三镇作乱开始，朝廷处理军事，一个错误接着又一个错误，把战祸引到河南，又引到长安城内，不是浑瑊、李晟等人尽力反抗叛军，唐朝几乎有覆沒的危险。784年，唐德宗回长安，785年，取河中，战祸算是大体上告一结束。”（41）可以说，这是陆贽为唐朝中期平息藩镇之乱的最大功劳。
陆贽同李泌一样，也曾劝德宗不要滥封官爵。一次，德宗在出巡路上，曾遇到老百姓敬献瓜果，德宗一高兴，就要封他们为官，陆贽立刻劝止。船山对此评论道：“献瓜果之民，赐以试官，敬舆以为不可，诚不可矣。要其实，岂但献瓜果者乎？奏小功小效于军中，而骤与以崇階，使与功臣能吏相齿以进，下傲上，贱妨贵，以一日之微劳，掩平生之大节，甚则伶人厮养凌乘清流积阀之间，又恶足以劝忠而鼓士气哉？敬舆此论，犹争于其末而遗其本也。”（42）船山虽然肯定了陆贽劝止封“献瓜果之民”为官的正确性，但也指出他所言理由的不足，是“争于其末而遗其本也”。这是因为此前陆贽曾劝说德宗以爵位虚名来封赏功臣并以此诱降叛镇。船山对陆贽以爵位诱降叛镇的政策进行了批评：“德宗蒙尘梁、汉，国储已空，赏无可行，以爵代赏。陆敬舆曰：‘所谓假虚名以佐实利者也。夫爵而仅以佐利之穷，名而诡于虚以诱人之悦，天子尚谁与守官，而民志亦奚以定乎？且夫唐之所以自丧其柄而乱生于不已者何邪？轻虚名以召实祸也。一降贼而平章矣，御史大夫矣，其去天子直寻丈之间耳。李惟岳之求节钺，德宗固曰：‘贼本无资，假我位号以聚众耳。是明知爵命之适以长乱矣。时蹙势穷，不得已而又用之，则人主之能操魁柄以制四方者，诚难矣哉！”（43）船山也看到，在当时“国储已空，赏无可行”的困难状态下，“以爵代赏”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权宜之计。但是，古人云“名器不可假借”，即使是虚名爵位，也会招来实祸。这一点连德宗自己也看得很清楚。当叛镇李惟岳来求节钺时，德宗就说：“贼本无资，假我位号以聚众耳。”船山深刻分析了施用此术的危害：“贼以利？我以名饵，术相若矣；利实名虚，势不敌矣。夫亦唐祚未穷，而朱滔、李怀光皆猥陋，人无固志耳；不然，是术也，允足以亡矣。”（44）船山由此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慎重其赏，则一缣亦足以明恩，一级固足以昭贵；如其泛滥无纪，人亦何用此告身以博酒食邪？故当多事之秋，倍重名器之予，非吝也；禄以随爵，位以随官，则效节戮力以拔自寒微、登于显秩者，无近功而有大利，固无患人之不劝也。德宗始于吝而终于滥，中无主而一发遂不能收，敬舆欲挽之而不能邪？抑其谋之未足以及此邪？爵宂名贱，欲望天下之安，必不可得之数也。”（45）船山认为，必须“慎重其赏”，以明恩威。特别是在国家多事之秋，更要“倍重名器之予”，以忠义激人心，以实功赏实位。船山为陆贽未能挽救这种弊政而深感惋惜。
船山认为，作为大政治家，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家兴亡的大事情上，不要在细枝末节上去斤斤计较，察察为明。比如，春秋时郑国宰相子产，有一次把一条鱼交给校人处理，校人私自煮吃了，却撒谎说放生了。子产听了高兴地说“得其所哉”！船山认为：“子产信校人，而智不可及。盖其审乎理乱安危得失之大纲，求成吾事，求济吾功，求全吾德而止。其他是非利害、百说杂进于前，且姑听之。”船山认为，陆贽就是这样一位识见宏远的大政家。当时有一群从北山来的人，惊惶失措地传播敌人来犯的消息，德宗怀疑他们是来刺探军情的暗探，陆贽说：“役智弥精，失道弥远。”意思是在小事情上越劳神，离大道理则愈远。船山对此评论道：“德宗言自北山来者，张皇贼势，颇似窥觇。陆敬舆曰：‘役智弥精，失道弥远。智哉言乎！夫张皇者之情，大要见矣，愚而惊，躁而惧，随时倾动，道听途说，其言不足信，其情可怜矣。吾之强弱，在人耳目之间，何必窥觇而始悉。吾所欲为者，大义在讨贼而无所隐，进止之机在俄顷，而必不轻示初至之人。即使其为窥觇邪，亦何足以为吾之大患；且将情穷迹露，自趣于死，而奚容早为防制哉！敬舆之说，非徒为阔略之语以夸识量也，取天下之情伪而极究之，诚无所用其弥缝之精核矣。”（46）船山高度赞赏陆贽是一位有大胸怀、大见识的政治家，不是那种在小事情上费心劳神、纠缠不休的人。
船山在高度评价陆贽历史功勋的同时，也指出了他的一些失误，特别是对淮西事件的处置。船山指出：“陆敬舆之筹国，本理原情，度时定法，可谓无遗矣。则李怀光即诛之后，虑有请乘胜讨淮西者，豫谏德宗 罢诸道之兵也。诸道罢兵八阅月，而陈仙奇斩李希烈以降，一如敬舆之算，而何以言失邪？乃参终始以观之，则淮西十余年勤天下之兵血战以争、暴骨如莽者，皆于此失其枢机也。”（47）船山指出，当朝廷军队诛杀叛将李怀光之后，陆贽担心诸将要求乘胜讨伐淮西叛将李希烈，就预先奏請德宗撤回诸道兵。过了8个月，李希烈果然被部将陈仙奇杀掉而归降朝廷，一如陆贽之预算，怎么说这是陆贽的重大失策呢？船山认为，论罪恶，李希烈比李怀光大得多，“李怀光赴援奉天而朱泚遁”，曾有功于朝廷，只是因为奸相卢杞“激之而始有叛心，虽叛而引兵归河东，犹曰‘俟明春平贼。据守一隅，未敢旁掠州县、僭称大号也。”（48）德宗本来想赦免李怀光，只是李晟、马燧等人“坚持以为不可”，这也未免有点过分。而李希烈则不然，李希烈并无大功于唐朝，只是因为讨伐战胜“孤弱狂愚之梁崇义”，就受到朝廷的优厚奖赏，“唐无毫发之负，遽乘危以反，僭大号以与天子竞存亡，力弱于禄山，而恶相敌矣。此而可忍，万世之纲纪裂矣。”（49）当时陆贽之所以中止讨伐，可能事先已与李希烈的部下陈仙奇等人暗通，等待他们杀掉李希烈前来归降，因此对德宗说：“不有人祸，必有鬼诛。”对此，船山指出：“乘河东已下之势，河北三帅敛手归命，蹙已穷之寇，易于拉朽，乃吝一举之劳，而曰‘不有人祸，必有鬼诛。为天下君而坐待鬼诛，则亦恶用天子为也？俟人祸之加，则陈奇仙因以反戈，而吴少诚踵之，淮西数十年不戢之焚，皆自此启之矣。”（50）船山认为，当时河北三镇都已归降，乘河东已下之势，一举收复淮西，势如摧枯拉朽。在此时不公开声讨歼灭李希烈，大振朝廷声威，却去依靠所谓“鬼诛”，“为天下君而坐待鬼诛”，那还要皇帝和朝廷干什么？正因为朝廷的声威树不起来，所以不久陈仙奇又公开反叛，吴少诚又接着干，以致淮西数十年兵连祸接，都是由此开启。船山设身处地，为德宗君臣提出了这样的治国方略：“原情定罪，而罪有等差；饰法明伦，而法有轻重。委之鬼诛，则神所弗佑；待之人祸，则众难方兴。怀光可赦，而希烈必不可容。法之所垂，情之所衷，道之所定，抑即势之所审；而四海之观瞻，将来之变，皆于此焉决也。故敬舆之于此失矣。随命李晟、浑瑊、马燧一将临之，而淮、蔡荡平，天下清晏，吴少诚三世之祸不足以兴，而淄青、平卢、魏博之逆志亦消矣。失之垂成，良可惜哉。”（51）船山为陆贽这一重大失策，使唐朝失去一次一举荡平淮西、河北藩镇割据之乱的历史契机而深感惋惜。淮西一直到30多年后的唐宪宗时期，在宰相裴度的主持下，被大将李愬（李晟之子）收复，藩镇割据之祸才稍稍平息。
三、论李泌与陆贽之关系及二人之比较
李泌与陆贽都曾当过德宗朝的宰相，都对挽救当时的政治、军事危机，平息当时的各种内忧外患发挥过重要作用。论年龄，李泌比陆贽大32岁；论资历，李泌已历玄、肃、代、德四朝。李泌入辅德宗，已是六旬老人；而陆贽当时刚刚“三十而立”，正是风华正茂、神采飞扬的时候。而他们辅佐的德宗却是多疑雄猜之君，很不容易伺候。据船山分析，德宗多疑，猜忌功臣，招致上下离心，几乎分崩离析，而多疑只是其表现形式：“其咎之流也，非其源也；穷本探原，则好谀而己矣。”（52）其根源还是“好谀”。所以，他对卢杞、裴延龄、窦文场等奸臣，之所以长期深信不疑，就是因为他们善于阿谀奉承，一切惴摸德宗的心意办事，又肯代替皇帝受过。因此，德宗对这些奸臣“败而不怒，贬而不释，死而犹追念之，推心置腹，群言交击，而爱之益坚”（53）。而德宗对陆贽这样有才华的忠臣，在患难时还很倚重，对他的一些重要建议愿意采纳，但很难长期忍受他的犯颜直谏。于是，德宗决定把四朝元老李泌召到身边，参赞军国大事。“李泌经历玄、肃、代、德四朝，昏君的心理已经摸得够清楚了，因此能够在某种程度诱导唐德宗做一些好的事情，使得有些祸乱受到阻止，内忧外患多少有减轻的趋势。”（54）很显然，在如何同皇帝相处方面，李泌比陆贽老练成熟得多，何况他已是德宗祖父辈人物（与肃宗为布衣之交），渊源更深厚得多，加上他说理透彻，循循善诱，自然更容易为德宗所采纳。船山对陆贽与李泌的劝谏君主之功都作了高度评价：“敬舆之在奉天也，有排难之显功，则秉义虽直，处时虽危，而志得神怡，发之于辞气颜色，必温和而浃洽，故罪己之诏，虽扬其过而不以为侮。若长源，则宛曲从容之度，足以陶铸其骄而使其意也消。”（55）但是，不管陆贽与李泌在规劝德宗时多么注意态度与方式方法，或“温和而浃洽”，或“宛曲从容”，对德宗的失政有所挽救，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德宗“好谀”“多疑”的本性。船山指出：“是故德宗之得失，恒视所信而分，专有所信，则大有所疑。呜乎！千古庸人膏盲不起之病，非以失所信而致然哉？有大信者，必有厚疑；有厚疑者，必有偏信；或信或疑，贤奸俱不可恃，唯善谀者能取其深信，而天下皆疑矣。”（56）船山认为，唯有“善谀”的人才能取得德宗的“深信”，普天下人包括像李泌、陆贽这样的忠臣，在德宗心中都要猜疑和防范。从德宗任李泌为宰相时所提出的“报恩报仇”之约，就可以清楚看出此点。船山进一步指出，人之所以多疑，都是产生于自己才德的不足：“智不足”，则怀疑别人欺骗自己；“才不足”，则怀疑别人欺侮自己，“先自疑而旁皇无据，四顾不知可信之人，于是谀者起而乘之”（57），使得善于阿谀的人得到皇帝的赏识与重用，“而售其异志”。这正是德宗的病根所在：“故德宗之失，失于信也。好谀而信之，虽圣哲痛哭而不能救其败。”（58）这也是李泌、陆贽不能取得德宗始终信任的根本原因所在。
船山进一步分析了李泌与陆贽二人的关系。船山注意到，当李泌在朝六年期间，陆贽几乎没有什么进言。只是在李泌在出使陕、虢期间，陆贽才献策罢淮西之兵。“及邺侯卒，敬舆相，举属吏，减运米，广和籴，止密封，却馈赠，定宣武，敬舆复娓娓长言之。李进而陆默，李退而陆语，是必有故焉，参观求之，可以知世，可以知人，可以知治理与臣道矣。”（59）船山指出，当李泌在朝时，陆贽不发一言；当李泌离朝时，陆贽就开始说话。特别是当李泌逝世后，陆贽为相时又开始对德宗“娓娓长言”，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李泌妒贤忌能吗？对此，船山分析道：“夫邺侯岂有妨贤而窒言路者哉！敬舆之所陈，又岂非邺侯之所非，而疑不见容以中止者哉！盖敬舆所欲言者，而邺侯早已言之，而邺侯或不得于君者，敬舆终不能得也。德宗之倚敬舆也重，而猜忮自贤之情，暂伏而终不可遏，势蹙身危，无容不听耳。而敬舆尽其所欲言者，一如魏征之于唐太宗者以争之，德宗不平之隐，特折抑而未著，故一归阙而急召邺侯者，固不欲以相位授敬舆也。邺侯以三世元老，定危亡而调护元良，德望既重，其识量弘远，达于世变，审于君心之偏蔽，有微言，有大义，有曲中之权，若此者皆敬舆之所未逮也。小人以气相制，君子以心相服，使敬舆于邺侯当国之日而啧啧多言，非敬舆矣。故昔之犯颜危谏以与德宗相矫拂者，时无邺侯也。夫岂乐以狂直自炫，而必与世相违哉！”（60）船山认为，出现“李进而陆默，李退而陆语”的情况，既不是因为李泌“妨贤而窒言路”，也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政见，而是因为他们政见太一致了，凡是陆贽想说的话，李泌早已对德宗说了。如果李泌的建言都不被德宗采纳，陆贽去说同样等于白说。当年德宗在奉天对陆贽非常倚重，言听计从，那是因为在危难之中，不容不听。当时陆贽之于德宗，就好像唐初魏征之于唐太宗，其实德宗对陆贽的犯颜直谏，早已心中不满，只是暂时克制而没有公开表露。从他一回长安就急召李泌到身边，明显是不想任用陆贽为相。而李泌在识量弘远、精于世故，通权达变方面，确实为陆贽所不及。“小人以气相制，君子以心相服。”陆贽对李泌确实是心服口服。当年陆贽对德宗“犯颜危谏”，那是因为李泌不在；现在李泌当政，陆贽还继续“啧啧多言”，就不是陆贽了。可见，陆贽与李泌是政见一致，心灵相通的。当李泌去世以后，陆贽又身居一线，同各种错误主张发生激烈“廷争”。船山为陆贽失去李泌这样元老的“调护”而深为叹息。他说：“邺侯卒，而敬舆又不容己于廷争，其势既然，其性情才学抑然。无有居中之元老主持而静镇之，如冬日乍喧，草木有怒生之芽，虽冰雪摧残，所弗恤也，则又敬舆之穷也。”（61）
船山进一步分析了李泌在逝世前，不向德宗推荐陆贽代己为相的原因与苦衷。他指出：“陆敬舆之在翰林，言无不从，及其爰立，从违相半，其从也，皆有弗获之色焉，何也？大权者，人主之所慎予，小人之所争忮，君子之所慎处也。敬舆之忠直明达，允为社稷之臣，而邺侯将卒，不急引以自代，盖邺侯知此位不易居，为德宗谋，為敬舆谋，固未可遂相敬舆也。”（62）这是因为宰相的位子十分重要，既是“人主之所慎予”，也是“小人之所争忮”。当此“欲相未相之际，奸窥邪伺，攒万矢以射一鹄，亦危矣哉”！（63）无论是为德宗着想，还是为陆贽着想，李泌此时都不可急荐陆贽为相。这是李泌从自己几十年从政经验中得出的切身体会：“邺侯以三朝元老立翼戴之功，而白衣归山，屈身参佐，无求登台辅之心，其大服不肖者之心夙矣。肃宗欲相之，而李辅国忌焉则去；代宗欲相之，而元载忌焉则去，君输忱以延佇，己养重以徘徊，乃以大得志于多猜之主，宵小盈廷，而俛首听命，敬舆岂其等伦哉？自扈从以来，无日不在君侧，无事不参大议，虽未授白麻，而邺侯既卒，其必相也无疑。”（64）船山认为，李泌以三朝元老的身份，对肃宗、代宗、德宗三个皇帝都有参赞拥戴之功，却能上能下，能退能进，不肯与小人并列于朝，更不急于做宰相，“乃以大得志于多猜之主，宵小盈廷，而俛首以听命”，这不是陆贽所能及的。而陆贽从奉天随驾以来，“无日不在君侧，无事不参大议”，李泌没后，他当宰相也是必然的。而李泌“不荐以自代”，既是对陆贽的保护，也是把这个宰相任命权留给德宗亲自决定，“即以留德宗法家拂士于他日，而敬舆不知也”。船山进一步指出，当陆贽为相之时，德宗不断晋升董晋、窦参、赵憬等奸人为相，陆贽不知像李泌那样及时引身而退，而“坐待贬斥，几以不保其腰领”（65）。这无论对自己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都是危险的。因为：“己被罪，而忠直之党危，邪佞之志得，祸必中于国家也。”（66）船山由此得出结论：“宰相者，位亚于人主而权重于百僚也。君子欲尽忠以卫社稷，奚必得此而道可行乎？至于相，而适人间政之道诎矣。欲为绳愆纠谬之臣，则不如以笔简侍帷帟之可自尽也。邺侯知之，敬舆弗知也。二贤识量之优劣，于此辨矣。”（67）李泌不求宰相之虚名，而以布衣之身参赞军国大计，终于年过花甲而登上人生的顶峰。而陆贽也曾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以笔简待帷帟”，没有宰相之名却行宰相之实，为国家立了大功。但他当上宰相只有两年多，就被奸臣裴延龄诬陷而罢相，贬为忠州别驾而病逝于任上，终年只有51岁。船山对比二人的“识量之优劣”，认为李泌是高于陆贽的。
我们从王船山对李泌、陆贽的精彩评论中，可以清楚看到“唐多才臣”对唐朝安危兴衰的巨大作用。在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正是因为各朝各代都出现了像李泌、陆贽这样“识量弘远”“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才使我们中华民族连绵不断地生息繁衍到今天，成为任何外部侵略势力都不能征服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船山史论的精辟之处，也正如船山自己所说：“设身于古人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68）即研究历史，要首先把自己摆进去，如身临其境，亲历其事，设身处地，既为古人谋划，更为今人兴利，以史为鉴，以史资治。船山正是通过论史，“坐集千古之智”，为我们中华民族建造了一座光辉灿烂的思想文化宝库。其中所论的经邦治国之道，更为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思想资源。我们应该珍惜它，学习它，研究它，运用它，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 注 释 】
①②③④⑥⑦⑧⑩
（11）（12）（13）（14）（15）（16）（18）（20）（22）（23）（27）（28）（29）（30）（31）（34）（35）（36）（37）（38）（39）（40）（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王船山：《船山全书》第10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830、860、860—861、861、863、863、864、866、866、889、889、889—890、861、890、928、928、924、925、933、934、934、934、935、912、913、915、921—922、922—923、923、924、918、917、918、918、918、919、930、930、930、930、930—931、924、942、940、942、943、925、925—926、926、935、936、935—936、936、936、936、1182页。
⑤⑨（17）（21）（26）（33）（41）（5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7—138、138—139、148、156、157、155、154—155、156页。
（19）（32）毛振发、田玄、彭训厚：《谋略家》，蓝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183、186页。
（24）（25）印鸾章、李介人：《明鉴纲目》，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1、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