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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上大学”

我要上大学王振良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是他的梦想,可出路在哪里?整个70年代,他都在思考前途,尽管觉得渺茫,但有一点始终坚信:学习不能松懈,总有一天,知识会派上用场。直到1977年10月21日晚上8点,他终于等来期盼已久的那一刻。高考,在当时成为离开农村的惟一出路。迷茫中,坚持学习1975年春,我

我要上大学

王振良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是他的梦想,可出路在哪里?整个70年代,他都在思考前途,尽管觉得渺茫,但有一点始终坚信:学习不能松懈,总有一天,知识会派上用场。直到1977年10月21日晚上8点,他终于等来期盼已久的那一刻。高考,在当时成为离开农村的惟一出路。

迷茫中,坚持学习

1975年春,我高中毕业。“文革”期间的高中生,学业水平低得可怜,但似乎我们这一届较为特殊一些。因为从1972年起,“文革”中被荒废的教育有了复苏的迹象。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了“整顿”,而整顿就是从教育开始的。这样的整顿,直接影响就是升高中需要考试,我们是通过考试于1973年春节后进入县中的。入学后,几乎所有的老师积极性都非常高,恨不得把终生所学都倾倒给学生。

我的语文老师是刚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年近五旬,中文功底深厚。在一次作文中,我凭着一股热情写了近2000字,这对于那时的一个高中生而言已经是“巨著”了。老师仔细批阅后写下了相当高的评语,我也从此爱上了文学。当时,老师还拿出他躲过“文革”焚书浩劫的《古文观止》,指导我翻译李斯《谏逐客书》。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温馨的岁月:一位堪称父辈的老师,用自己的学识,在乱世中滋养着自己的学生,让他身上已经萌芽的文学种子不断成长。

高中毕业后我回到河北农村,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对于“民办教师”这个名称,今天的年轻人听来好像有些怪异,难道还有“公办教师”吗?不错,简单地说,民办教师是农业户口,和农民一样挣工分;而公办教师则是非农业户口,挣工资。

整个70年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开始思考前途,有时还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自己就这样当一辈子民办教师吗?但要改变这种状况,出路在哪里?最终得出了一个“可怕”结论:“文革”中的中国,政治生活是不正常的,要结束这种不正常,需要国家的政治核心层有一个根本的变动。可是,这样的变动哪一天会到来?尽管觉得前途渺渺,但有一点肯定的是,学习不能松懈,总有一天,知识是用得上的。所以,就连数学这门我并不“在行”的学科,也一直没有落下。后来上了大学,在与同学的交流中才发现,当时有同样想法的不只我一个。

这一天,终究会来

转眼到了1976年,在那个令人生畏的龙年,经历了三位伟人相继去世和唐山大地震的巨大悲怆后,终于在10月迎来了“文革”的结束。在和全国的亿万民众度过了最初的欣喜之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私下里判断:中国很可能要恢复高考,我们应该有所准备。没想到,这一天的到来又等了一年多。

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是1977年10月21日晚上8点,收音机里播放的一条新闻,差点让我喊出声来。新闻说,国家决定恢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报考的基本流程是:自由报考、填写志愿、文化课考试、政审、体检等。第二天,我又到大队部(现在叫村委会)找到了《人民日报》,剪下了全部内容,又反复看了几遍。《人民日报》报道的题目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其中提出当年高考招生范围为“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具体要求是“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对于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以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确定无误后,我找到几位高中同学,相约报考。对于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来许多人在回忆中用了“晴天霹雳”、“欢呼雀跃”等词语,但于我,好像并没有那么震惊。现在想来,可能是觉得这一天终究会到来。

几天后,我们到村里的小学领了报考表。一张16开的表格,上面除了姓名、籍贯、家庭成分、个人成分等基本信息外,就是报考志愿了。和今天大不一样,“报考志愿”一栏不像现在的机读卡上有许多志愿可选,只有三栏,每栏填一个院校和专业。

赶考路,举步维艰

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了。

1977年12月10日早晨,母亲破例为我做了一碗鸡蛋打卤面,又用屉布包了一张大饼,里面还夹了两个鸡蛋饼。约好两个同学,我就出发了。

考场设在距村子约8公里的镇上。由于头一天晚上一直下着雨夹雪,乡间的小路十分泥泞,根本不能骑车,我们只好步行。走不多久,鞋子上就沾满了泥,但我们还是艰难地前行,因为这是改变我们命运的机会啊!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已经花去一个小时了。看来,到考场非迟到不可,怎么办?我们决定抄近路。

说是路,其实就是麦田。70年代,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农村的土地都被划成几百亩乃至上千亩的大方,统一耕种。这样,原来曲曲折折的乡间小路就变成了笔直的黄土大道,看上去很整齐。不足之处是,如果步行就要绕一些远路。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从麦田直线插过去。可是,晴天时还好,可现在是雨夹雪,大道上是硬土,黄泥相对硬一些,有的地方还不太湿,可以随时把鞋子上的黄泥巴刮一下。麦田里就不行了,土地松软,泥泞不堪,再加上已经长出的麦苗和黄泥纠缠在一起,每走一步都是艰难,鞋子上的黄泥越积越多,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举步维艰”的含义。

在泥泞的麦田里艰难跋涉,天上还不时地飘下几片雪花和雨滴,裹着湿漉漉的棉衣,踩着黏糊糊的布鞋,心想:我们能够走过这片泥泞按时到达考场吗?这样辛苦,真的就能考上大学吗?转念一想,我们已经走过了十年的政治泥泞,无论如何,这是走过人生泥泞的一次不可能再有的机遇,一定要走过!走过!

到了1978年春节后,我终于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我同時代的许多人,我的国家,终于走出了泥泞……

人生如大考,大考如人生。

1977年恢复高考,对于那一代人来说,可谓一次转变人生命运的大考。

张爱玲说:“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小团圆》)

做学生时只经历过幼儿园升小学,小学升中学的考试。“幼升小”实际用不着什么考试,但是得有老师的一纸评语,我的评语是民国第一总理熊希龄的侄女熊秀琴老师给写的,也许可算做我人生的惟一殊荣。小学升中学,是人生的第一次“大考”,我却考砸了,被分配到北京最差的一所中学。初中毕业那年,高考停止,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古农村。

刚刚下乡的那段时间,新鲜感尚未飘散,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思想尚算牢靠。可是没过两年,一部分知青被招工,离开了艰苦的农村。这下子留在农村的知青,人心便涣散了,动摇了。说来我还是我们村第一个被选中招工的知青,经过体检和政审,被莫名其妙地刷下来,而我们知青户其他四个知青选上了。所谓“莫名其妙”,我心里是门清的,自己家庭出身不如那几位知青。这次未经考试的大考,锻炼了我的承受力,以后的挫折还多着呢。

1975年夏天,还在农村苦熬岁月的我等来了另一次大考。当年的时代背景是,要通过文化考试招收一批知青上“工农兵大学”,著名的张铁生“白卷事件”即是这个背景的产物。这一年还有个重大情况让人分心,有些知青通过“病退”离开农村把户口调回了北京,剩下的知青也打起了“病退”或“困退”的脑筋。我又想打“病退”的主意,又不想放弃近在眼前的“报考”。进退两难呀,而且这次考学不大看重家庭背景,很容易考上,考上可就回不了北京啦。远在青海的父亲不大了解情况,来信鼓动我“报名考学”。这年7月21日日记:“爸爸今天来信,让我只管去(考学),他并不十分了解内情。七八年了,就混个库伦师范,不像话,让人耻笑,真让人左右为难。不管怎样,何去何从,马上就要决定!”

几天后,7月30日日记:“本来今天可以去报考,却阴雨连天了。下午接到公社电话让我去。三点半冒着大雨徒步30里赶到公社。没有什么阵势,只写一篇批判‘读书作官论‘读书无用论的作文便完事了。”写的时候,我忽然冒出了交白卷的念头,想诉苦称在农村干活拼死拼活哪有时间读书等等(当时并不知道那个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

9月14日:“中午王静学回来了,告诉我录取的是库伦师范,王与吴没录取。终于有了结局,库伦师范!库伦师范!一点也没超出意料之外,而且还是我一个人。”心情极为矛盾,今天才理解矛盾的痛苦。我大概要抗拒不去。

因为我考取而退学,几个月后当我申请“病退”之时,公社领导不给盖章,那位领导训我“考上库伦师范你不去,要是吉林师范你就去了吧!”意即我看不起小县城。

这次退学最终因祸得福,1976年2月,我病退成功,户口调回了北京,从而见证了一年后载入史册的“恢复高考”。

回到北京之后几个月,我就被分配了工作。在农村时我们曾议论,只要能回北京给个扫大街的工作也干。真回了北京,就有了高低卑贱之分了。分配给我的工作是伺候人的工作,当初还是欣喜地上班了。我从事的这个行当,根本没有文化学习的氛围,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的好消息,在单位一点儿积极的反响也没有。我虽然略有心动,却不敢表露,怕被扣上不安心本职工作的帽子。还有一个心思,自己的实力不够考正规大学的,初中毕业,中间又荒废了自学。

虽然没有胆量报考,但是心中“我要上大学”的火种一直没有熄灭。父亲在一次吃饭时甚至为五个孩子无一大学生而失态痛哭。

再过了几年,我成家生娃,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磨平了锐气,如果没有正规大学之外“成人教育”的强劲东风,我会浑浑噩噩地混日子下去。成人教育形式灵活,大致有“电视大学”(电大)“职工大学”(职大),以此类推还有“函大”“夜大”“业大”,俗称“五大”。

1985年2月,我的“大考”计划启动。第一步“报考”就遇到了难题,单位领导说什么也不给我盖公章,原因我就不在这说了,反正不给你盖。反正最后我报上名了,上学又不是参军。我当时暗下决心“只有考上了争口气!”

一边上班一边顾家一边复习功课,苦不堪言啊,幸亏年富力强,心中又憋着一口气,居然在短短几个月内将高中课程拿了下来,“函数”这门最头疼。“数学”用了一个月,“地理”和“历史”用一个月,“语文”和“政治”各半个月。

大考之日,4月21日:“早上六点半起床,不用等闹铃叫人。自从六三年小学考初中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参加重大考试,心情紧张。八点多到了红塔商场对面的一一二中学,考场在四楼。八点三十分语文开考,时间不够用,作文仅剩下四十分钟。中午小睡片刻,再赴考场,拿到地理卷后就呆住了,考得题目和我温习的重点对不上。政治题目对我路,可能考得不错。”

又紧张地复习了一周,弟弟及时送来先于职大开考的电大试卷,至少挽救了我三十分。4月28日:“今天考了数学和历史,弱项完成的不错,历史题也出到我手里。关键在六月一日看成绩了。要做好落榜的思想准备。一帆风顺从不是我的命。考完了,真轻松,可以看看闲书了。”

5月30日:“阴沉沉的天。早上八点到月坛中学,——这个决定我后半生的地方。分数榜也许早几天就公布了,我还傻等着呢。终于看到了那几个不同寻常的阿拉伯数字:48、68、61、51、53,总分281。回想起23年前的升中學考试我失败了,两年前的大雨中赴考不算数吧,而今录取分数线是280分,我以一分险胜!”

四年的职大学习,仍旧是一边上班一边顾家一边上学。四年中我没有休息过一天,因为我上学领导不批,所以只能将休息日拆成两个半天去上课。四年后,我拿着毕业证书给领导看,半年后,领导升迁了我的岗位,他对我说,当初不批你报考,是因为知道你准能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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