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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仏”字缘起与弥勒像辨

仏字缘起与弥勒像辨-字神辨汉方在当下的佛教造像鉴定领域,金申先生是公认的学界泰斗,笔者也是通过阅读他的《佛教美术丛考》《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珍品纪年图鉴》《佛像真赝辨别》等书籍,获益匪浅。经过对古造像的深入接触与研究,于枝节处总结出两处个人意见,与金申先生商榷。金申先生在《几尊可疑的辽代年款佛像》中

仏 字缘起与弥勒像辨-字神辨

汉方

在当下的佛教造像鉴定领域,金申先生是公认的学界泰斗,笔者也是通过阅读他的《佛教美术丛考》《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珍品纪年图鉴》《佛像真赝辨别》等书籍,获益匪浅。经过对古造像的深入接触与研究,于枝节处总结出两处个人意见,与金申先生商榷。

金申先生在《几尊可疑的辽代年款佛像》中有段论述:更好玩的是“佛”字写成“仏”字,这种“仏”字在中国古籍中偶然可见(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可说是唐代的简化字,但多为日本人才这样写,中国的造像上极为罕见。

这种说法从大量博物馆馆藏造像实物来看不准确,举例如下: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隋开皇十二年汉白玉造像(岐山县出土),该像方形基座的正、侧、背三面刻铭文129字:隋开皇十二年,岁次壬子,十月癸酉,朔廿八日庚子,清信仏弟子王贤良,谨心悚惧,知善可崇,知恶可舍,良苦空无,常仰凭三宝,敬造释迦来像一区。愿弟子上从七世父母,所生父母,永离三徒,众善咸辉,见存之者,普获斯善。别将王贤良、世□佛弟子都督王世兴、息别将贤、佛弟子王仲良、佛弟子王长通、佛弟子王摩珂,佛弟子诸□宜好。有趣的是前两面铭文刻有界格,第三面没有。像座正面铭文与最后一面铭文中的“佛”字写法不同。(见图1、图2)

再检视1953、1954年间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造像,仅此一地,就发现有13例造像发愿文中有“仏”字写法,其中东魏6例,北齐5例,隋2例。这13例造像分别是:东魏兴和三年李晦妻王氏造弥勒像、东魏武定元年邸洛住造观音像、东魏武定二年王荣宝造思惟像(见图3)、东魏武定五年邸显造思惟像(见图4)、东魏武定六年杨之造像、东魏武定八年张安祖妻侯箧造像(见图5)、北齐天保二年佛弟子造像(见图6)、北齐天保二年张双卧造弥勒像、北齐天保十年韩郎宾造菩萨像(见图7)、北齐河清二年宋显贵造观音像(见图8)、北齐天统三年邸氏造菩萨像(见图9)、隋大业二年阿□造双菩萨像、隋大业三年步氏造双观音像(见图10)。这13例发愿文中都出现了“仏”字,其中北齐天保二年佛弟子造像发愿文中“佛”字与“仏”字并存。

另有特殊一例,东魏天平四年张买女等造释迦像,该像铭文:天平四年,二月丙寅,朔廿八日,朝阳村邑仪男子、母人、卅人等,谨造释迦像一区,上为皇家祚隆无穷,下为无边众生离苦得洛(乐),后愿邑仪人等,生生世世直(值)仏闻法,道心日增,俱时成仏。文中“仏”字连左侧的单人偏旁也省略了(见图11)。

笔者个人收藏部分唐代造像残石标本,也见此“仏”字。

唐永徽四年造像铭文残石(见图12~图14),该石铭文分布在像座双侧及背面: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八月七日,赵□良为□过父,□合家□外,见□眷属,□阿弥□像一□,上为□帝陛□、法界□生,俱□作仏。

唐弥勒像残石(见图15、图16),基座正面愿文释读为:□□三年五月一日,比丘尼妙相,清信女三相,为亡母敬造弥勒像,上为天皇,下为群生,□□正觉。侧面愿文释读为:□□赵师柬一心供□仏。文中提及之“天皇”为唐高宗李治。《新唐书》载:“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八月壬辰,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李治在位期间改元十四次,从被尊奉为“天皇”的上元元年到他去世的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年间用足三年的年号有上元(三年)和随后的仪凤(四年),故此像应不出于上元三年或仪凤三年,即公元676年或公元678年的这两年内。

因此,“仏”字不是“唐代的简化字”,应视为南北朝时期即出现的不规范写法,并一直延续到唐。其次,并非“多为日本人才这样写”,在中国的造像中也并非“极为罕见”。相反,是中国的民间匠师在南北朝时期造像铭文中首创这种刻写方式。在修德寺遗址北朝造像铭文中频繁出现,并伴随佛教及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而后被日本大量沿用,最终成为日文“仏”字,是日本模仿与学习中国文化的实证。

近日偶见《金申谈历代佛像的辨伪》一文,刊登在《收藏》杂志2014年11期上,部分古玩类网络论坛也有转载,其中一段论述极不严谨,原文如下:“之所以塑造倚坐弥勒形象,一是因为弥勒是未来佛,为了突出他还坐在兜率天上等待下界这个特征;另一方面他是候补佛,候补佛没有资格盘腿打坐,所以凡是倚坐佛都是表现弥勒的。当看见这类倚坐的佛像,就给他定到武则天时期。这类佛像最典型的便是著名的乐山大佛。”

下文先就弥勒“盘腿打坐”(跏趺坐)像试举几例。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大留圣窟内三尊像,分别是中间(东壁)卢舍那像、北壁阿弥陀像、南壁弥勒像(见图17)。据丁明夷著《北方六省石窟雕塑综述》一文记载,该窟造像是高僧道凭于东魏武定四年(公元546年)所造,然造像有明显的北齐风格(至于究竟属东魏造像还是北齐造像,拟另文考证)。 另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造像中,北魏真王五年杨天仁等二百人造弥勒像(见图18),东魏白石像,铭文四字“弥勒世尊”(见图19),都是跏趺坐,可见“候补佛没有资格盘腿打坐”的说法不准确。

另举几例弥勒站像:图20,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北魏永安二年韩小华造弥勒像;图21,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太昌元年比丘尼惠照造弥勒像;图22,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兴和三年李晦等造弥勒像。其中,青州韩小华造像、惠照造像都是背屏三尊式,中间站姿佛装弥勒,两边有左右胁侍菩萨,与青州同时期铭文背屏三尊式的释迦造像在雕造形制、等级方面几乎相同。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大留圣窟内三尊像的单跏趺坐姿、手印(一手说法印,一手与愿印)、莲瓣头光、外缘焰纹背光、衣纹乃至基座,几无二致,也直接否定了所谓弥勒的“资格”说。

弥勒除了上述跏趺坐像、站像,另在云冈石窟内还可以见到很多弥勒交脚像,如图23、图24分别是北魏中期云冈窟壁屋形龛内的交脚菩萨装弥勒和佛装弥勒。加之各博物馆所藏弥勒思惟像、倚坐像等,可谓姿仪繁多,无法在此一一详述。

弥勒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形象出现,是否因为弥勒兼具菩萨与未来佛的两种身份?根据佛教典籍,如竺法护所译《弥勒下生经》,鸠摩罗什所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沮渠京声所译《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等,弥勒菩萨先上生于兜率天,又于未来世从兜率天下生人间,在龙华树下悟得正觉成佛,三会说法化度众生。极有可能因为普通民间信众和石雕工匠在战争频仍的年代,无法清晰界定佛经对弥勒的定义,才造成造像中的种种不规范现象。正如古代造像铭文中,因为部分刻字工匠的文化程度有限,所造成的比较普遍的书写随意、错写漏写的现象。如图19中的修德寺“弥勒世尊”铭文造像,弥勒一词原本是从梵文音译而来,即弥勒菩萨,世尊意为世间最尊贵的人,是释迦牟尼佛的众多尊称之一。弥勒与释迦牟尼,单纯从佛教教义的范畴来看是完全不同的,而此铭文反映的正是民间造像时常出现的佛、菩萨混淆,概念模糊化的情况。再如北魏孝昌三年张买德造像(见图25),像是佛装,双跏趺坐,手结禅定印的佛形象,铭文内容显示造的却是“观世音像”。再有东魏武定五年张氏造双身像(见图26),铭文中“造白玉像一区”,像名不甚明了。双像有磨光肉髻的佛发及佛装,似为多宝佛像,但造像颈部出现了菩萨装常见项饰。这类情况实属古代造像中不可忽视的特殊现象。

按《金申谈历代佛像的辨伪》一文,是否“当看见这类倚坐的佛像,就给他定到武则天时期”呢?武周时期确实出现相对多一些的倚坐像,但从北魏一直到武则天退位以后,都有倚坐像出现,如果按倚坐佛像就是武周时期造像的推断方法,必然要出大的纰漏。敦煌和云冈、河北省博物馆以及西安碑林藏历代碑、像,都能看到大量的非武周时期的倚坐像,可谓不胜枚举。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造像中,天保七年造弥勒像(见图27),河清二年比丘尼僧想造弥勒像(见图28),也都是倚坐像,与武则天时期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该文应并非出自金申先生亲笔,发表前恐怕也未经金先生本人细审,致有此误。但是作为收藏鉴赏类杂志,理应遵循严谨务实的文风,以避免误导读者,故此撰文提示并盼方家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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仏字缘起与弥勒像辨-字神辨汉方在当下的佛教造像鉴定领域,金申先生是公认的学界泰斗,笔者也是通过阅读他的《佛教美术丛考》《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珍品纪年图鉴》《佛像真赝辨别》等书籍,获益匪浅。经过对古造像的深入接触与研究,于枝节处总结出两处个人意见,与金申先生商榷。金申先生在《几尊可疑的辽代年款佛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