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四本《九歌图》合考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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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期《中国收藏》杂志中，肖燕翼先生对四本《九歌图》做了较为详尽的比鉴，发现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宋人绘《九歌图》最贴近﹃九歌﹄词旨，其他三本元人绘本皆是由﹃波本﹄衍生而来，并且三本元人《九歌图》之间也存在互相抄袭、转摹等现象。那么，这些《九歌图》真的出自宋元人之手吗？本期肖先生将进一步对四本进行考鉴，力求通过一些细节特征分析出诸作的大致創作时间，为大家还原更加真实的它们。

| 难作辅证的题跋 |

从上一期的分析可以看出，除“波本”初步判为宋人画外，其他三本均存在断代问题，尽管至今被定为元人所画。其实无论其为宋人或元人画，大概都是从“感觉”上下结论，并无可依托的一定的根据。诸本的题跋，也难作断代的辅证。如“波本”后有无款的一大段文字，首书“右《九歌图》，淮南张叔厚所作，以赠鄱阳周克复者……。”这段文字是明初人贝琼《清江文集·卷二十三》中“书《九歌图》后的序并诗”。该题略去了“洪武九年岁在丙辰五月檇李贝琼序而系之以歌曰”一段文字，其隐指“波本”为元张渥的画作。对此，《石渠宝笈·三编》一书有按语：“当由市贾作伪，割张渥他卷跋装此卷后。”其实只说对了一半，此跋只是抄录他人文字，并非明初人贝琼的真跋，当属伪配题跋。

再如“黑本”，卷前有明景旸篆书引首，卷后有八家元人诗题。他们题的只是描绘“九歌”的诗意图，或者题为宋李公麟画。清人孙承泽也许据此为辅证，认为此卷为李公麟绘画真迹。但该本并无画者款、印，迄今研究者也不认同孙说。大概因为有了八家元人题，便以为是宋人画，至迟为元人画。但不能排除元人题跋为拼配之嫌。

再如“南本”，卷首钤一“之印”的篆文半印。该半印并非一般常见的骑缝印，因装裱等原因丢失右半印。此半印之右端仍有本幅空余纸，完全能够容纳该印缺失的右半印。由此想到“司印”的半印现象，即明洪武年间设典礼纪察司，典藏宫中藏画，在藏画右下端与典藏簿上合钤“典礼纪察司印”，因之画、簿各有半印，在画幅上则留下“司印”或还有“纪察”二字的部分半印。据此判断，该本“之印”的半印，大概也属于这种情况。且该印的篆法、规制亦似官印，为内府或官府用印，故拟认为是明代官印风格。该印只能断其画时代的下限，即不能晚于明人画。卷后清伊念曾等人跋称明人画甚或为晚明丁南羽等人画，应该也不应晚至明末。总之都是种种猜测。

“浙本”册后有元赵衷一题，题中曰：“余尝写《九歌图》，既书册，得先生（虞集）斯作，而又诵之，心领神会，益加景仰，遂援笔次韵，亦赋一篇。”故题中录书虞集诗及所和诗。又有赵衷友人刘堪，为赵衷画《九歌图》并题的书跋。赵衷，字原初，号东吴野人，元末书画家，擅山水花卉，白描人物画。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有其《墨花图》并诗题、款识（影印于上海书画社2012年10月出版的《翰墨聚珍·第三册》）。两相对比，该题可信为真迹。然据题中所言：“因先生（虞集）所作，并书于卷后”，可知其所作《九歌图》为卷非册。但题中前说“既书册”，所以“浙本”便成了画册《九歌图》。每幅图高高于赵衷书题的尺寸，显系以赵衷真题跋配以伪画。赵衷题跋在“黑本”卷后也有全文抄录，只是无款书，同样为后配，也可作为其后八家元人题是拆配的辅证。此册后的赵衷、刘堪题书虽为割配，但别具重要文献及书法意义。

| 画中“龙”的启示 |

在陶瓷等器物的文物鉴定中，相关专家常常以龙之“四爪”、“五爪”作断代依据。四本《九歌图》中多有“龙”的描绘，并且有“四爪”、“五爪”的不同，这能否给我们一些启示呢？结合有关的研究，来看诸图的画中“龙”。

故宫同仁徐乃湘与崔岩峋合著《说龙》一书（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注内有叙说各时代龙的不同艺术形态、特征。如论宋代的龙，以龙之三、四爪居多，最为显著的特点是龙鳞的画法，即“麟纹只到大脚外侧，内侧及小脚部分不施麟纹”。对验“波本”所画龙果然如此。如所画“东皇太一”一图，所绘驾车之龙，龙之前腿，外侧有麟纹，内侧无麟纹，区别鲜明。又如“大司命”一图，龙之前腿与龙之颈、身相比，几乎不施麟纹，又成鲜明对比。由此佐证，“波本”应为宋人画。

《说龙》一书指出，元代的龙除“元龙身形矫健”等特点外，“龙眼变小，双眼圆睁”；“龙的头部扁长，疏发，并向上或向前飘扬”；“元龙以四爪为多”。按照这样的描述，当属“黑本”中“东皇太一”图所绘龙最为符合。该卷中龙不仅四爪，且龙之小眼圆睁，龙之发从龙之一角两侧披拂着向上、向后飘扬。

该书说明代早期的龙，“发髻整束由后向前飘扬，但一般的是自两只龙角间飘过，因此常仅见一角完整。”对照“黑本”，其龙头所见为一角，龙发却非“整束”，而从一角两边披拂而出，以此鉴验，该图应为元人画，至迟为明初人画。该书总结明代龙：“明代龙还有一个总的特点，就是将龙的祥瑞的象征大为突出，因此在龙的变形装饰上，很多局部都与吉祥纹相联系，做成如意形鼻，轮状的爪……。”即龙鼻制成或画成突起状，犹如一柄如意；而“轮状”爪，最常见的是五爪，将五爪按车轮辐辏状均匀排开，谓之“车轮爪”。以此验看“南本”画的两条龙，其龙鼻突出状看，似与“黑本”所画龙同样并不十分明显，但二龙显然都是五爪的“车轮爪”。再对验明宣德时陶瓷器物上龙之“车轮爪”，该图并不像瓷画那样五爪等距离分开，避免画龙过于呆板和装饰化。由此而鉴，“南本”当为明人所绘。至于“浙本”，所画之龙，虽画为四爪，但龙之三爪向前，一爪向后，而且四爪的大小一样，没有前大后小的视觉差异，其所画龙显得呆板生硬，其仿画时间应晚于“南本”，也是艺术水平较差的一本。

| 余叙 |

自宋李公麟创画《九歌图》以后，颇有以“九歌”为题的绘画创作，或者仿画李公麟画法的《九歌图》。迄今所见已有11本之多。本文讨论的四本《九歌图》，因有相同或相近的场景、人物形态，故一并讨论。这一讨论，还可以延伸，如辽宁博物馆藏宋人《九歌图》所绘“少司命”，为一冠服坐龙车，众随从的形象，与“波本”等画“东皇太一”一图某些场景人物相似。再如北京故宫藏宋人《九歌图》，卷中“云中君”，与“波本”中“东皇太一”场景人物更为接近。何以如此呢？难道不顾及“九歌”中歌词词义的差别吗？又且，诸本《九歌图》大多无款，或者伪添款。即便有款的两本张渥《九歌图》，同样也非张渥绘画真迹。这表明，这些《九歌图》不过是宋、元、明时期流行的某种绘画题材。正如同为《宣和画谱》记载的李公麟《山庄图》，也有多种版本传世。这些流行的《九歌图》，有的可能属于原创，但不同于李公麟的画法，如“波本”。更多的属于仿画，也许根据某些底本而加以改画；也许根据文献记载的描述加以想象而画；也许兼而有之。根据上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怪现象，这些仿画者，在画技水平，文学艺术修养等方面，同样存在着差异，因此在艺术表现的水平上有相当的差距。所以使得同一本《九歌图》在不同出版物中，有了宋人画或元人画的区别。

为了能够找到一些根据，本文将上述四本《九歌图》加以比鉴，从中发现其间转摹、改画的现象，以此推断四本间或为原创，或为转摹的递进关系，已初步确定其所画的大致时代、时间。又借鉴器物考鉴中龙鳞、龙爪等不同时代特征的研究成果，鉴验画中龙的对应特征，也初步得出诸作的大致时代、时间。所幸的是，这两种不同的比鉴，恰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这一尝试，应已有所获益。对这些传世名作，还应存在更多文献、物证的多角度研究，尚需更多研究者参与，用必要的根据贴近“真实”。

（注：作者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