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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地区的碑刻造像概述

尚海波【关键词】济南;碑刻;墓志;石造像;文物保护【摘要】济南地区的石刻文物数量众多,发展序列完整,又有较为鲜明的地域特征,在山东省乃至全国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研究济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风土人情的珍贵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本文简要记述了济南地区文字石刻和石造像的分布、时代、种类及特点,概述了其学术价

尚海波

【关键词】济南;碑刻;墓志;石造像;文物保护

【摘要】济南地区的石刻文物数量众多,发展序列完整,又有较为鲜明的地域特征,在山东省乃至全国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研究济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风土人情的珍贵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本文简要记述了济南地区文字石刻和石造像的分布、时代、种类及特点,概述了其学术价值和保护现状

济南是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积淀丰厚,石刻文物留存下来的较多。这些遗存分布广泛,延续时间长,且连贯性较好,不仅为研究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风土人情提供了珍贵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也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来说,凿刻有文字和图像的石头均可称为石刻,它包括了刻石、碑、墓志、塔铭、经幢、经版、画像石、俑、造像等许多类别…。这里只概述济南地区的文字石刻和石造像。

历代碑刻:拣选撰刻留山阿

从广义上讲,一切镌有文字的石刻都可称为碑刻,如立于墓前的墓碑,在略加修整的天然石块上刻铭的碣,把文字直接书刻在山崖石壁卜的摩崖题刻,各种宗教制作神龛时留下记录的造像记,埋于墓内的墓志等等。周人的典籍中,主要将碑分为“下棺之碑与识日景之碑、系牲之碑”[2]这几类,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则采用了更加宽泛的解释:“碑,竖石也。”碑的概念及用途经过后人不断的发展与引申,逐渐有了“树石书丹谓之碑”[3]以及“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4]的说法。碑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石刻形制,它自秦汉时期始具雏形,绵延2000多年,至今仍盛而不衰。

从时间上看,济南地区的碑刻自汉代至今,代代相继,屡有佳作,前后延续近2000年。现存最早的当属孝堂山石祠(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留有的东汉题名,它已开题名碑风气之先河。北朝的造像题记居多(在后文的石刻造像部分简述),其次便是墓志,这与全国的情形是一致的。从类别上看,涵盖了摩崖题刻、碑、墓志、造像记、经幢等许多种类。从内容上看,主要有用于宗教的寺庙碑、道观碑、造像题记、摩崖题刻及经幢等,用于纪事的修桥碑、衙署碑等,还有述德碑以及文学艺术类的碑刻,如咏泉碑、书画碑等,涉及济南地区历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样式上更是丰富多彩,有简单两三字的题记,又有2000余字的颂铭;有工整秀丽的蝇头小楷,也有雄浑刚健的擘窠大字;书体则是篆、隶、草、行、楷无所不包。其中不少出自重臣或名流之手,甚至为帝王御笔亲书,如北齐僧安道壹的摩崖刻经,唐代欧阳询书丹的《房彦谦碑》,李邕撰文并书写的《灵岩寺颂并序碑》,北宋苏轼为张掞故居题《读书堂》碑刻(图一),元代赵孟頫的《篆书诗刻碑》(图二),清代康熙、乾隆两代皇帝手书的《双御碑》,阮元撰文、桂馥书丹的《历山铭》(图三),以及康有为“驎云”题记石刻等。许多碑刻在历代金石著作中有著录,如宋代赵明诚和李清照夫妇所著《金石录》一书中,就记载有济南地区的一些著名碑刻。

济南地区的碑刻,或集中在一些著名的古迹名胜风景区内,或出土于古遗址、古墓葬中,现存已知的大部分都已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保护之中。济南市博物馆、济南市考古研究所作为济南地区重要的石刻文物收藏机构,经过考古工作者几十年的调查、征集,收藏有历代碑刻300余通,其内容丰富,涉及济南地区历代社会活动、民俗、宗教、商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名士传记、职官制度等[5]。在一些名胜风景区内就地保护的碑刻更是不计其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灵岩寺现存碑碣269通(献殿内明清以来善男信女施财进香建醮等碑200余通未计人),其中诗刻题咏114通,塔碑82通,其他73通[6],有不少是历代名人的手迹,如唐代李邕,宋代苏辙、蔡卞,金代党怀英,明代徐中行等,仅清乾隆御碑就达25通之多。大明湖的古碑刻主要集中于历下亭、铁公祠和遐园景区,其中仅铁公祠就存有清人碑刻26通。趵突泉现有古碑刻主要集中于娥英祠,园内东西两侧的墙壁上镶嵌有24通明清咏泉石刻,南侧则矗立着罕见的双御碑[7]。千佛山景区兴国禅寺及历山院等处也保留了不少古代碑刻。在济南地区的名胜古迹中,存留了大量翁方纲、桂馥、铁保、阮元、何绍基(图四)等清人所书的碑刻,这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清代在书法史上的中兴。由历代名人所书的匾额楹联以及当代著名书法家题书的碑刻更是不计其数。

然而,还有大量的碑刻散落于民间,饱受风雨侵蚀、人为破坏,或立于公路旁、田野中,或被砌于墙壁内,或被用作铺路石、石板桌面,耗减程度十分惊人。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与经费、人力的严重不足有关,更重要的则是观念的滞后和不重视,而且有些碑刻离开原来的环境也影响其价值功用。据不完全统计,历城区境内现存碑刻200余通181,其中大量散置于野外。2006年出版的《章丘历代碑刻选粹》,共选录150余通碑刻,其中大部分也是来自民间。这些碑刻虽大多不是出自名家之手,但其记载的内容十分广泛,是传世文献之外的民间史书。可喜的是,济南市文物部门近些年加大了文物普查的力度,使不少碑刻资料得以保存。但由于上述诸多原因,很多碑刻在当地得不到有效保护,有的甚至是还没有任何资料留存就销声匿迹了。

碑刻的地方性特点很强,是历史文化名城济南的实物见证,它又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不管是各级政府,还是每一位市民,都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好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瑰宝。

出土墓志:镌功勒成告万世

墓志是伴随墓主人埋于墓穴内的石刻文物,主要内容为追述墓主生平,一般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可靠性强,因此在石刻中尤为重要。近几十年济南地区出土了大量的墓志,故在此作详细介绍。

济南地区的墓志多是建国之后出土或发现的,大都收藏于济南市的各级文物保护机构。墓主人主要是历史上的名流,因而为其撰文、书丹、篆盖者也多为名家高手,有的还出自大家之手笔,如宋代的苏轼、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元代的赵孟頫、状元张起岩,明代著名散曲家刘天民、李开先(图五),文学家范瑟、王见宾,清代四库全书编修周永年等[9]。这也从一个侧而反映了墓志的产生是封建社会中官僚贵族礼仪制度的需要,并受到当时追求名誉、歌功颂德之风的影响。这些墓志有着各时代不同的文风格调及字体,是研究文学史及历代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宝。墓志的撰文者一般是墓主人的亲朋故旧,其可靠程度有时甚至胜过官修史书,对补史、证史、校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济南市博物馆韩明祥先生编著的《济南历代墓志铭》,收录了百合墓志,是了解、研究济南墓志非常典型且全面的资料。

从时间上看,东魏、北齐、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以及民国各时期的墓志都有发现:从形制上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自北朝至唐初是多种形制并存阶段,主要有以下几种:网首(含龙首)碑形墓志,如隋陈遵墓志铭、唐初秦爱墓志铭;方形墓志,如东魏崔令姿墓志铭、北齐傅华墓志铭;横式长方形墓志,如北齐吕道贵墓志铭;竖式长方形墓志,如唐初房彦诩墓志铭;也有少数与墓碑形制完全相同的,如北齐陈三墓志铭。白唐中期开始为第二阶段,形制趋于单一,几乎全为方形,这应是墓志规范化发展的结果,并且这一阶段墓志配盖开始普遍存在[10]。从字体上看,志盖多刊篆书志题,极少数为隶书,如元代张起岩书蔡祐墓志盖,或楷书,如元代张友谅墓志铭。墓志文第一阶段或隶、或魏、或楷,写刻都极为认真,唐中期开始,志文多为楷书,极少数以草书入志,如明代书法家雪蓑草书李开先妻张氏墓志铭。从石质上来看,绝大部分为青石质,只有极少数为汉白玉石质,如于慎行墓志铭,及石灰岩质,如德庄王朱见潾圹志铭及德王妃刘氏圹志文。从纹饰上看,大多数为素面,只有宋代刻有纹饰的墓志比例较大,内容多以花草、波浪、神兽等为主。

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济南是南北朝隋唐时期山东出土墓志的重点区域之一,不仅数量多,而且具有较高的历史、考古及书法价值,因而这一时期也成为济南地区墓志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此时期出土的主要是当地的一些高级官员以及世族大姓的墓志,如北齐宰相赵彦深的父母赵奉伯、傅华,隋文帝的舅舅吕道贵,唐开围名将秦琼之父秦爱等人的墓志。尤其是地方名门望族的墓志,更以其出土集中、彼此关系密切而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已知较早的当属东魏时期的崔令姿墓志铭,是研究清河崔氏这一北朝著名大族的重要资料。贞观名相房玄龄是济南人,房氏家族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房彦诩是玄龄伯父,房夷吾为彦诩之子,房彦诩、房夷吾墓志及玄龄之父房彦谦墓碑在济南地区的发现,为研究房氏一族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另外,还有一些较为有名的地方家族墓志,如在东八里洼出土的北齐陈三墓志铭、隋陈遵墓志铭等等。五代至元时期济南地区发现的墓志数量较少,但也不乏一些历史、书法价值非常高的作品,如宋代李清照之父李格非撰文的贺仅墓志铭,金代伪齐政权时期的傅肇墓志铭,元代散曲家杜仁杰之父杜忱墓志铭,赵孟頫撰文、书丹并篆盖的王深墓志铭(图六),以及状元张起岩撰文、书丹并题盖的蔡祐墓志铭等等。明代是济南地区墓志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期,不仅数量大增,一些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如藩王家族成员、高级官员以及社会名上墓志的出土,更是引人注日,如德庄王圹志铭、李开先墓志铭、范瑟墓志铭、于慎行墓志铭、赵世卿墓志铭等。有的墓志则出自名家之手,如李攀龙、邢侗、刘天民、雪蓑等。清代及民国时期的墓志出土较少,反映了作为中国古代丧葬礼俗载体之一的墓志已渐趋于衰落,其中价值较大的有:经学大师张尔岐墓志,周永年撰文、汪镛书丹的杨封墓志铭,状元陈冕墓志以及名臣丁宝桢墓志(图七)等等。

此外,在佛教中具有墓志性质的载体称为塔铭,“释氏之葬,起塔而系以铭,犹世法之有墓志也”[11]。塔铭一般镌刻在塔上或埋于塔内,多记录了建塔的概况、人物生平等信息。济南地区最为著名的当是苏轼撰词并书写的长清真相院塔铭(图八),石藏长清区博物馆。灵岩寺现存历代主持高僧的墓塔167座,墓碑82通,其墓塔林的完整程度“只有河南登封嵩山少林寺墓塔林能与之相比”[12]。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唐慧崇禅师塔,宋灵岩禅师珣公塔、祖师塔、宋海会塔,元息庵让公禅师塔,以及明僧录司右街觉义钦依万寿戒坛宗师兼崇善古奇和尚塔等。

石刻造像:南山多少佛头青

济南的南部山区保存了自北魏至明清的众多摩崖石窟造像,1959年郭沫若登千佛山时曾赞日:“俯瞰齐州炯九点,踏寻崖窟佛多尊。”济南的南部群山为泰山的余脉,是从北方朝奉泰山的必经之地,加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风行全国,因而济南的南部山区在这一时期成为了山东地区的佛教中心,由此便造就了济南“南山多少佛头青”的奇观。

济南地区的造像之风始于北魏,盛于隋唐,北宋以后渐次衰退[13],宋以后则以泥塑居多,以灵岩寺彩塑造像为杰出代表。从现存的造像记材料来看,时间最早的是开凿于北魏晚期的黄石崖造像(图九),位于济南市罗丝顶山主峰西侧,它也是山东地区最早的摩崖石窟造像;最晚的是明清时期开凿的云台寺造像。北朝时期的造像集中在黄石崖、龙洞、五峰山莲花洞等处。隋代的造像主要分布于千佛山、玉函山、五峰山莲花洞、龙洞和东佛峪等处,其中千佛山石窟造像位于济南市千佛山兴国禅寺南侧的石崖上,多数为隋开皇七年至十五年凿刻,少数为初唐造像,是我国少有的隋代造像群之一(图-O)。属于唐代的造像则主要集中在历城区柳埠神通寺遗址附近的千佛崖、灵鹫山,历城锦绣川青铜山,长清区灵岩寺,长清孝里的石佛堂、张夏的王泉村及平阴县翠屏山等处,其中千佛崖石窟造像位于历城区四门塔景区白崖山东麓,是山东地区唐代石刻造像艺术的主要遗存,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一一)。宋代以后的造像较少,在佛慧山、章丘赵八洞以及历城的黄花山和云台山等处尚有遗存,济南地区的摩崖石窟造像总数达1000余尊,其中内有东魏时期造像的四门塔(图一二)、千佛崖造像、翠屏山多佛塔以及莲花洞石窟造像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造像年代上看,北朝、隋唐时期的作品较多,尤其以几处隋代造像群最引人注目,应为隋初兴佛高潮的产物,也是隋文帝报恩的表现(其母吕氏为济南人)。在造像风格上,北朝及隋唐的造像较为精美,之后的则较粗糙、随意。规模较大且保存较好的摩崖石窟造像有:黄石崖造像(现存造像79尊,题记7则),龙洞造像(现存造像58尊),东佛峪造像(现存造像24尊),千佛崖造像(现存造像210尊,题记43则),千佛山造像(现存造像130余尊),五峰山莲花洞造像(现存造像308尊,较完整者200余尊)[14]玉函山造像(现存造像88尊,题记15则)[15]。

济南是国内隋代和唐初造像最为集中、完整的几个地区之一,且其他时代的造像也较为密集,正是这种延续性,再加上丰富的造像题记材料,为研究当地石窟造像风格的演变及佛教在济南地区的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造像题记往往是考察一个石窟建造年代的重要依据,而且还涉及到当时的历史人物、社会风俗、佛教宗派、书法艺术等众多课题[16]因此在佛教、考古、艺术等多个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从济南地区造像题记反映的造像者来看,北朝时期既有地方长官及其家属,如黄石崖造像孝昌二年题记中,邓恭们与崔令姿为夫妻,恭伯官为征北将军、光禄大夫;又有平民百姓,如黄石崖造像有“法义兄弟姊妹等敬造”“法义兄弟一百余人”等题记,法义应为民众邑社组织。到了隋朝之后,造像人越来越倾向于一般的佛教信徒,如玉函山造像者全部为一般的佛教信徒[17]。之后甚至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每家雕刻造像一铺”[18]的现象,如长清的石佛堂有题记“开元二十九年五月四日韩落口敬立阿弥陀佛一躯,合家供养”,这反映了佛教信仰越来越走向世俗化。

济南地区的单体石佛造像也很丰富,县西巷是发现最为集中的一处。在2003年和2006年对县西巷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共发现石刻佛教造像80余尊,且大部分都有彩绘、贴金(图一三)。其中弥勒像占很大数量,其次为菩萨像。造像的年代自北朝晚期到北宋,跨度很大,以唐代的作品为主。特别是发现的宋代砖雕地宫,是目前国内发现的雕刻最精美的地宫,同时在地宫南侧佛教造像埋藏坑中发现了举行宗教仪式的“坛”,这在全国尚属首次发现(图一四)。

山东东是道教的发源地,济南地区现存有十几处道教宫观,分布于市区、华不注山、长清五峰山等处,但较大规模的石造像不见。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大多数分布于郊外及山野之中的造像屡遭破坏,很多缺少头部、于部,或是不见整个佛龛。有的是早年被砸,有的则痕迹较新。黄石崖造像除因历史和自然的原因损坏严重外,还随处可见近些年来被炯熏黑的石壁和游客信手涂鸦的墨迹。莲花洞的小佛龛被盗走49尊之多[19]从痕迹看似是今人所为,即使在1997年洞窟大门被封堵后,也发生过多次佛像遭破坏的情况。千佛山、王函山等处的造像则在“文革”期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2012年发生的太甲山唐代摩崖造像、五峰山莲花洞佛头被盗案,更是凸显了文物保护工作的严峻性。虽然管理部门采取了很多措施对这些造像进行维修保护,但留给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

济南地区的石刻文物数量众多,发展序列完整,又有较为鲜明的地域特征,在山东省乃至全国都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石刻文物的保护工作形势严峻。作为文物工作者,我们应尽自己所能地保护和研究这些珍贵的文物,为后人留存下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1]郭建芬等:《¨l东文物丛书——碑刻造像》,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1页,

[2]赖非:《齐鲁碑刻墓志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第4页

[3j张鸿来:《书法》,北半文化社,1937年.第93页

[4]清·叶昌炽撰,韩锐校注:《语石校注》卷3,今日中幽出版社,1995年,第282页。

[5]韩明祥:《济南历代墓志铭》,黄河出版社,2002年,第303页。

[6][12]韩明祥:《长清灵岩寺碑碣墓塔考略》,载《博古撷采——纪念济南市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研究文集》,济南出版社.2008年。

[7]朱传东:《趵突流长之揽胜》,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06年,第65页。

[8]张德新:《留住石质文献——历城区博物馆拓片工作纪实》,载《历城文苑采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

[9]同[5],第304页。

[10]同[2],第207-208页。

[11]同[4],卷4,第402页

[1 3][19]乔甦:《济南的石窟及摩崖造像》,载同[6]

[14]同[1],第329-362页。

[15][17]唐仲明:《济南玉函山隋代摩崖龛窟造像》,《中原文物》2003年1期。

[16]赵超:《古代石刻》,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

[18]王晶,刘丽丽:《长清境内的石佛造像》,《齐鲁文史》2009年1、2期。

[责任编辑:许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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