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之路” 不能不提“书”

莫意达

书籍，或者说文献典籍，是华夏民族绵延千年的主要载体之一，也是中国文化影响东亚并形成东亚文化圈的重要方式。在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群岛的交往历史中，文献典籍的交流—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对上述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唐宋“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顶峰时期，借助便利的海上贸易，书籍源源不断地输入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独特的现象。

技术革新清扫障碍

根据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等史料记载，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年），中国籍移民王仁应邀坐船来到日本，献上了郑玄注《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成为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这是目前所知的关于中国典籍输入日本的最早记载，也被认为是中国书籍向日本传播的开端。王仁是从朝鲜半岛的百济出发前往日本的，这也从侧面说明，由于地理的优势，中国的书籍在此之前就已经传播到了朝鲜半岛。

唐宋时期，由于东汉蔡伦造纸术的发明以及唐代雕皈印刷和北宋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为书籍的大量印刷和流通扫清了障碍，借助于繁盛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文献典籍源源不断地将输入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从当时情况来看，书籍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进行交流：

一是由遣唐使等官方使团带回。《善邻国宝记》记载，日本小治田朝（即推古天皇）时期，由于其国内“书籍未多”，故派遣小野臣到隋朝“买求书籍”，这是文献记载的日本前往中国的第一个买书的使团。此后，在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群岛的官方使团交往中，不论是唐宋朝廷赐给还是使团购买，中国书籍都由此传播到海外。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新罗遣使入贡，唐太宗赐给新撰《晋书》；垂拱二年（686年），新罗遣使求《唐礼》，武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赐之”。而《旧唐书》关于遣唐使的记载中，第九次遣唐使“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同时，与遣唐使一并前来的学问僧更是将运回佛教典籍作为前来中国的主要职责之一，号称“人唐八大家”的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就在中国求取大量的佛教经卷。以最澄为例，他从明州入唐，并经明州带回经卷合计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其中就有向台州求得—百二十八部百四十五卷以及“向越府取本写取经并念诵法门计一百二部—百五十卷”。

僧人也是其中“主力”

另外一个是由前来中国的僧人带回。两宋时期，中国和日本没有建立正式的官方交往，但双方之间的民间交流却达到了顶峰。许多入宋的僧人不断将佛经带回日本。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日僧商然率领弟子成算、祚壹、嘉因等四五人乘宋商陈仁爽、陈仁满之船入宋求法，求得开封太平兴国寺印经院蜀版印本《大藏经》五千卷以及新译经二百八十六卷，并称日本“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

至道元年（公元99s年），宋奉先寺源清向日本赠送自己撰写的《法华示珠指》二卷、《龙女成佛义》一卷、《十六观经记》二卷、同门僧鸿羽撰写的《佛光庄严论》一卷、弟子庆昭的《心印铭》一卷，共五部七卷。真宗咸平六年，日僧寂照抵达明州，并于次年晋谒宋真宗。根据杨亿《杨文公谈苑》记载，寂照称在日本有“《史记》、《汉书》、《文选》、《五经》、《论语》、《孝经》、《尔雅》、《醉乡日月》、《御览》、《玉篇》、《蒋鲂歌》、《老（子）》、《列子》、《神仙传》、《朝野众载》、《白集六帖》、《初学记》等，而“释氏论及疏钞传集之类多有，不可悉数”。寂照虽然在入宋三十多年后客死杭州清凉山，但其弟子念救则带去折本《文选》、《白氏文集》，而其同门绍良带去了明州著名天台高僧四明知礼的撰述《四明十义书》和《观音玄义记》。

南宋时期，自称“渡唐三个度”的重源归国时带回了福建刊本的《大藏经》。宁宗庆元五年，日僧俊苘入宋，在中国游历十三年后返回，带回律宗典籍三百二十卷，天台宗典籍七百十六卷，华严经章疏一百七十五卷，此外还有包括朱熹《四书》在内的儒家、道家书籍二百五十六卷，杂书四百六十三卷，法帖、御书、堂书等七十六卷，共两千多卷。

对外交流传播文化

除了高丽、日本前来中国之外，还有很多的中国学者、高僧前往上述地区，并带去相关文献典籍，同时也在当地著书立说，成为中国书籍对外传播的另一种方式。唐代鉴真法师东渡日本，带去了佛教典籍百卷，而随其一同赴日的法进著有《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东大寺受戒方轨》等，思托撰写了《延历寺僧录》以及《唐大和上东征转》蓝本的《大唐传戒僧名记大和尚鉴真传》。在两宋时期，兰溪道隆、无学祖元等天童寺名僧也前往日本，带去了大量的佛教典籍，极大第推动了日本宗教乃至整体社会的发展，也成就了日本的“渡来僧”时期。

此外，随着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极大发展，大量的商船往来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在这一繁荣的东亚贸易圈中，船上的货物除了瓷器、丝绸等大宗贸易品之外，书籍也逐渐成为主要的商品之一。

根据《文德实录》记载，日本承和五年（公元868年）藤原岳守在太宰府检查唐代货物时得到了“元白诗笔”，即唐代元稹、白居易的诗文集。公元881年，唐商张蒙将日本所缺的佛教典籍120余卷运往日本并转交给日僧圆珍。到了宋代，海外贸易更加频繁，虽然由于资料的缺少，目前我们很难统计到底有哪些以及多少书籍通过商船传播到了海外，但中国典籍通过商贸传播海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中，《太平御览》输往日本就是一个例子。

《太平御览》是宋代著名的类书，由宋太宗敕令李昉、李穆、徐铉等编撰，成书于公元983年，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五十五部，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献资料。次数刊行后高丽、日本等国都希望极力获得，但是宋朝一直对此加以管制。如宋哲宗初立，高丽就遣使奉慰致贺，并要求购买《太平御览》等书籍，但没有得到允许。日本权臣藤原赖长曾不惜重金请宋商刘文冲购买书籍的目录中就有《太平御览》。但是，直到日本治承三年（公元1178年），才由平清盛花费巨款向宋商购得该书的抄本300卷。公元1244年，南宋特许日僧圆尔弁圆将宋版《太平御览》103册带回日本。此后，在公元1260年，藤原师继曾购得《太平御览》一部1000卷。据记载，传入日本的《太平御览》达数十部之多。

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书籍的海外流传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促进了朝鲜半岛、日本群岛等地区文化社会的发展，也对推进世界文明进程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的当天，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刚刚结束在北京的行程回到上海。而池此行的目的，恰好也是跟阅读有关。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400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线装珍藏皈将在上海首发。这是莎翁的一部非戏剧类著作，它在中国最为经典的译本就是由著名翻译家屠岸先生翻译的。不过，该书之前从未出过线装本。所以此次我们也花了不少心思，比如包装的绫，就是湖州丝绸厂专门编织的。而且当天还将配合首发开展一系列活动，包括朗诵会等等。我这次去北京，一个主要目的是就相关事宜拜访屠岸老先生。”尽管行程紧凑，但只要一说到书，黄显功的语气里全然没有舟车劳顿的疲惫，反而是满满的期待与欣喜。

自1983年开始进人上海图书馆工作，书对于黄显功而言，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个人标签”。做研究、阅读、收藏、与这个圈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借用池自己的形容——“一往情深”就被书香围绕了这么多年。

从我个人的层面来讲，其实也很简单，从家里的小书房，到图书馆这样一个“大书房”，来回行走，这就是我的日常。而这中间的环节，便是与众多读书人交道往来：书的策划人、写书的作者、印书的企业、卖书的书商……在这个过程中结交了不少明友。可以说，书就是我的一切。

爱读书的人通常也爱藏书。相比一些藏书家的“深藏不露”，黄显功非常乐于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近年来，池把自己藏书的经历、体会等等，以写“藏书记”的方式公开在了自己的个人微博上，至今为止已发表了几百条。这一举动引来了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粉丝”群体的关注。有意思的是，虽然纸质读物伴随了自己几十年，怛黄显功并不排斥新媒体技术的阅读方式出现。或许在池看来，不管用什么样的工具，只要能倡导阅读、让更多人重温经典，身为读书人的自己也就收获了一份难以言喻的快乐。

也许是职业习惯，也因为本身受书，每次我出差到一个地方，只要得空，一定要去当地的书店逛一逛。像这次来北京就去了两家，一家是布衣书局，他们的老总与我是多年朋友，这次去不仅参观了他们的书库，同时还了解了一些书店的近况；另一家是模范书局。临别的时候，他们很热情地送了不少书给我，在回上海的路上就有些迫不及待地开始看了，这也是旅途的一种乐趣。

随着“话匣子”的打开，采访的话题从个人的感悟，逐渐深入到了民众阅读与当前图书馆生存现状上。众所周知，近几年来，对于纸媒、纸质读物已被网络冲击到江河日下的声音层出不穷，甚至“唱衰”者不在少数。而网络的发达与技术的日新月异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图书馆的人是否也开始减少？人们对于阅读“累觉不爱”了吗？图书馆的生存会否同样遭受一定冲击？黄显功的回答却让《中国收藏》杂志记者感到有点儿意外。

事实上，整体上看，图书馆的发展在近几年是很好的。你看各地都有设施较之以往更好的新馆在陆续建设完工，投入使用，成为当地的公共文化中心。再以上海为例，经过相关统计，去年走进上海图书馆的读者数量确实略有下降，但上海的图书流通量数字反而是上升的。这说明并不是中国人不读书，也不是网络发展后阅读就越来越少了，而是意味着阅读的形式在改变，但阅读的本身并没有变。此外，图书馆服务能力的提高也促进了阅读。

或者不妨这样理解，科技的更新，使得人们的阅读方式有了更广泛的选择。采用哪—种，这是个人的自由，无可厚非。然而，当格局被改变，要想跟上时代的脚步，首要的一点，应该是认清自我。无疑，丰富的馆藏资源，这是图书馆等实体机构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这里我想讲两个真实的小故事。一个是我们历史文献中心所收藏的家谱，经常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过来查询。有的人在看到自己族谱资料的刹那会痛哭流涕，特别让人动容。去年抗战七十周年前夕我们接待了一位读者，他的祖辈在抗战时候为保护美国飞行员，被日军杀害了，这起事例当年曾被报道。多年后，作为后人能在上海图书馆查找到当时的报纸，这位老人激动不已，甚至当场想要用跪谢来表示自己的感谢之情。

还有一个小故事也是发生在去年，一位读者来查询多年前结婚时所刊登的启事，却又说不出具体时间。我们查到后专门为他做了一个仿真件。没想到，后来这个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在微博上的阅读量达到了上千万。

我想，这两个小故事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读者的服务意识，必须被图书馆置之首位。另一方面，为了吸讣读者，如何将馆藏资源有效地推荐给读者？形式多样的展览和讲座肯定是一个方面。上海图书馆去年就举行了几百场讲座，与此同时，展览也是连续不断。比如我所在的历史文献中心，过去可能一年只做十个左右的展览，但去年我们的展览增加到了15个，包括馆藏文献展、季度主题展、手稿、版画、藏书票展等等，这是图书馆功能的一种延伸。因为图书馆的概念，不光只是为读者提供一个读书的场所，它应当是社会的公共文化中心、交流中心。

“公众的大书房、城市教室、市民生活的‘第二起居室”这是黄显功对于公共图书馆的认识与描述。而为大众提供好的内容、好的服务，正被他和同事们视为一个致力关注的重要“课题”。

如今，上海图书馆专程开辟了“创·新空间”，初衷就是为志同道合的人们提供一个小范围的创意场所，在此专注于他们想做的事，比如几个艺术家可以在此一起做设计，或者借用一个工作区；还有“上海客堂间”，专门组织高端的或者是与上海主题相关的展览与沙龙活动；去年，我们还在徐家汇藏书楼挂牌成立了上海图书馆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为高校的专业教学与研究提供场所与相关服务，教授可带领学生来此授课，我们将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今年4月，中心还将与7家高校与研究院正式签约合作，设立教学研究基地。我想，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应当努力将图书馆作为场所的价值，以及它所蕴含的文化的价值开发出来，这才是图书馆存在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