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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历史

三张票证印证历史-历史董自成【摘要】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西汉长沙国境内,先后发现了一系列高等级贵族乃至王室家族的墓葬,出土了一些标示墓主人身份的各种材质的官私印章,印证和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为我们考察历史上长沙国境内曾经出现过的贵族世家提供了更多有益的线索。本文即根据考古发现的材料,结合史料记

三张票证印证历史-历史

董自成

【摘要】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西汉长沙国境内,先后发现了一系列高等级贵族乃至王室家族的墓葬,出土了一些标示墓主人身份的各种材质的官私印章,印证和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为我们考察历史上长沙国境内曾经出现过的贵族世家提供了更多有益的线索。本文即根据考古发现的材料,结合史料记载,简要梳理西汉长沙国曾经出现过的世家大族。

【关键词】西汉 长沙国 贵族世家

西汉长沙国是汉代历史上重要的诸侯国之一,始建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废于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历时210年有余。西汉长沙王先后有吴、刘两姓。吴氏长沙王始封王吴芮,自高祖五年(前202年)即位,传五代,至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以“无后”除国,历46年。刘氏长沙王始封王刘发,建国于景帝二年(前155年),传七代八王,至王莽篡权时失国(公元9年),历164年。西汉长沙国的疆域主要在今湖南地区,曾经处于“外接胡越”的特殊地理位置,是汉初维系中央与南越关系的纽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西汉长沙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动态是当时西汉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

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西汉长沙国境内,先后发现了一系列高等级贵族乃至王室家族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还原了汉代王侯贵族奢华的物质生活,体现了汉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其中有很多标示墓主人身份的印章,印证和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为我们考察历史上長沙国境内曾经出现过的贵族世家提供了更多有益的线索。本文即根据考古发现的材料,结合史料记载,简要梳理西汉长沙国曾经出现过的世家大族,介绍其家族生平和残存的遗迹遗物。

一、长沙王吴芮家族

根据清代乾隆年间流传下来的《吴氏宗谱》记载,吴芮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的后人。公元前473年,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终于灭了吴国,杀掉了吴王夫差,同时下令斩草除根,追杀夫差后人。于是,夫差子孙四散逃命,吴芮就是夫差逃到江西一带的吴王子孙的第五代后裔。吴芮父亲在楚国为官,吴芮家族在江西成为地方豪强。又《汉书》记载,吴芮本人“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秦末,吴芮是第一个响应农民起义的秦吏,并派兵遣将,追随项羽推翻秦王朝统治。后来项羽分封十八路诸侯,吴芮被封为衡山王;至楚汉相争时期,吴芮又转而支持刘邦。汉朝建立后,吴芮遂被改封为长沙王。

吴芮家族在长沙为王共传五代,历46年,因无嫡嗣继承王位而失国。吴芮家族是汉高祖末年唯一保留的异姓诸侯,原因在于中央王朝认为“长沙王忠,其定著令”。而吴芮在封王后,确实也做了不少好事,包括修筑临湘故城和吴王宫,成为历代长沙王驻跸的城池和宫殿。吴芮封长沙王,前后不足一年,在汉初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不太可能重新建造城池。所以一般认为吴芮修筑的临湘故城和吴王宫是在战国时期楚人修筑的城池和宫殿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巩固,其位置即在今长沙市区五一广场附近。城池形状略呈长方形,周长约7里。吴芮加固的长沙城,也成为以后历代长沙地方统治者扩建和改造城市的基础,官署区及城市中心两千多年来变化不大。

吴芮修筑的宫殿和城池现在都深埋于地下,而他的墓葬,根据《水经注》的记载:“县北有吴芮冢,广逾六十八丈,登临写目,为廛郭之佳憩也。”吴芮墓必定规模宏大,位置醒目,以至于四百年后,“吴人发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吴芮墓遭人为破坏,至今确切地点已不可考,但是吴芮后世子孙的墓葬,吴氏长沙王的陵寝,经考古证实,位于临湘故城和湘江以西的咸嘉湖地区,即今长沙岳麓区王陵公园附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王陵公园附近的象鼻嘴山、陡壁山、望城坡古坟垸等地,都发现了高等级汉墓。全部是深坑巨椁,采用了战国秦汉时期帝王专用的黄肠题凑的葬制。出土了以“曹(女+巽)”“妾(女+巽)”等玉印为代表的一大批精美玉器,还有“陛下所以赠物”等木褐、“长沙后府”封泥等,揭示了墓主人与汉朝中央皇室的紧密关系。特别是其中的“曹(女+巽)”玛瑙印和“妾(女+巽)”玛瑙印(见图1、图2),精美且独特。研究结果表明,其主人曹(女+巽)是某一代吴氏长沙王的王后,而且极有可能来自汉高祖功臣丞相曹参家族,实现了刘氏皇族与吴氏诸侯王的政治联姻。

吴芮子孙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还有两人分封为列侯:便侯吴浅和沅陵侯吴阳。便侯吴浅封地在今湖南永兴县境内,沅陵侯吴阳封地在今沅陵县境内。其中,沅陵侯吴阳的墓葬已经被找到,在沅陵县虎溪山,1999年发掘了一座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共出土漆木器、陶器、铜镜、玉器、竹简等文物1500余件,特别是“吴阳”玉印章的发现(见图3),为研究西汉吴氏长沙国的政治分封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

二、长沙王刘发家族

长沙定王刘发,是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庶兄,公元前155年受封为长沙王,时年约12岁。据史书记载,刘发生母不得宠,故封于远离都城的“卑湿贫国”。据传说,刘发离别长安,来到长沙后,十分思念自己的母亲,曾“运来长安之土,筑台于临湘城内,以登临遥望”。后来,这座望台因刘发谥号定王而称为定王台,遗址即今长沙市图书馆旧址。而20世纪80年代的考古发掘证明,传说中的定王台旧址在汉代确曾有过高台建筑,定王思母和定王台可能名副其实。所以两千多年来,刘发的慈孝思亲之情一直深深地感动人们,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刘发王位传七代,前后封八王,历时164年。刘发及其嫡子孙都安葬在国都临湘城近郊。在今长沙河西谷山一带,考古发现了20余座刘发及其子孙的陵墓,而专门守卫王陵的陵邑也同时被发现。这些长沙王陵墓都有高大的封土堆,绵延分布在谷山山系临湘江的低矮山丘和台地上。其中以2006年发掘的风篷岭一号墓为代表,依旧发现了规模巨大的黄肠题凑的葬制,出土了酎金用的金饼和刻有“长沙元年”“长沙王后”等铭文的铜器、漆木器,近年来部分被盗掘的王室墓葬还发现了“长沙王印”金印和“长沙王玺”金印等(见图4、图5),这些文物证实谷山墓群即是刘氏长沙王的陵寝。

刘发子孙众多,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孙受封为王子侯,封地遍布今湖南省境内和江西等地。其中,刘发子刘贤封泉陵侯,泉陵侯国属零陵郡,在今永州境内。泉陵侯共传四代,历133年。20世纪80至90年代,在今永州市城北鹞子岭地区发现三座西汉中晚期大型墓葬,出土了“刘疆”铜印章(见图6)、“臣敞”封泥和铭文漆器,经考证即为泉陵侯家族墓地。其中一号墓墓主是第三代泉陵侯刘庆,二号墓墓主为刘庆夫人,三号墓墓主是泉陵侯家族成员——“刘疆”。又长沙王刘发次子刘苍,封为安成侯,安成侯国属豫章郡,在今江西莲花县境。安成侯共传三代,历55年。2007年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老虎坳罗汉山发现一座西汉中晚期大型木椁墓,出土了一枚龟钮“安成侯印”金质印章(见图7)。经考证,墓主人即第一代安成侯刘苍。

刘发还有一个儿子刘买,封地舂陵,本属零陵郡,今湖南宁远县境内,但是舂陵侯请求以减少封邑作为条件,举家迁往中原地区。汉元帝答应了这一请求,舂陵侯家族遂内迁至南阳郡唐白河流域,即今湖北枣阳市境内,在此繁衍生活,其地仍号“舂陵”。数十年后,光武帝刘秀在新春陵之地诞生,并最终实现了光武中兴。所以东汉皇室世系,实际上是西汉长沙王刘发家族的血脉传承。

三、轪侯利苍家族

利苍早年追随汉高祖刘邦打拼天下,后担任吴氏长沙国的丞相,因功被封为软侯。软侯爵位共传袭了四代,历80余年。第一代软侯利苍,担任了长沙国的丞相,而第二代软侯利旆则可能担任了长沙国的武官,指挥军队参与了长沙国与南越国的战争。第四代软侯利秩,在任职东海太守时,因一次行动未经批准,私自带兵,按律当处死,遇到皇帝大赦,免除死刑,但爵位被罢免,封国被废除。

软侯家族的封地即是汉代的软县,在今河南省光山县境内。但因任职的原因,推测第一代和第二代软侯应当是葬在长沙國境内。1972年在长沙市郊发现的举世闻名的马王堆汉墓即考证为软侯家族墓地,第一代软侯利苍、利苍夫人辛追及他们的一个儿子(或以为即是第二代侯利豨)长眠于此。三座墓保存完好,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包括表明身份的印章(见图8~图10)、刻有铭文的漆木器、代表军事行动的地图以及帛画,真实再现了软侯家族锦衣玉食、歌舞升平的生活,同时也反映了农业、手工业的卓越成就和领先的科学技术与灿烂的文化艺术,更为我们揭秘软侯家族的人物故事打开了一扇窗户。

四、张端君家族

张氏家族的发现,最先源自张端君其人。1963年,在长沙市区汤家岭发现了一座西汉后期的墓葬,墓室内残留有墓主骨架,随葬器物大多是当时实用的生活用具(见图11),还包括当时尚方服御用。陪葬的铜器和漆器上大多墨写或阴刻带有“张端君”三字的铭文(见图12)。漆奁内放置铜镜、各种形状的小漆盒以及梳妆用品,还发现有三枚银戒指。所以综合考虑,一般认为墓主人为名叫“张端君”的女性,是与刘氏长沙王有关的上层贵族人物。

后来在2006年望城风篷岭一号墓中,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件铭文漆盘,外壁下腹部朱书有类似“张姬口檗”4个字(见图13)。因为该墓葬规格巨大,也使用了独特的黄肠题凑葬制,在随葬品中又发现了汉代皇室墓葬常见的金饼、金缕玉衣残片等,还有一些刻有“长沙元年”“长沙王后”等铭文的铜器、漆木器。推测风篷岭墓葬的主人是某一代长沙王的王后,姓张氏,此张氏王后即可能与前者张端君来自同一个家族。那么当时的西汉长沙国境内,肯定存在过一个张氏贵族世家。且有专家考证指出,他们来自大汉中央朝廷的心腹重臣张汤、张安世家族的可能性非常大,也属于政治联姻。

五、闵都君家族

闵氏家族,源自“闵都君印”金印的诉说。“闵都君印”金印,1976年出土于长沙市复兴街。金印高约0.9厘米,直径13厘米。印体呈半球状,球状的顶部横贯一穿,孔径0.15厘米,可用以系钮绶带。印面圆周以阴线勾勒出一圈边栏,栏内阴刻篆文的“闵都君印”四字非常清晰(见图14)。金印制作精巧,刻工细腻,文字布局合理,书法精美,是国内发现汉印中所罕见的,也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西汉金质印章中的上品。

按上文,考虑到西汉一代贵族女性习惯以“君”为名,如卓文君、许平君、霍成君、王政君、王昭君和张端君等,那么“闵都君印”金印的主人闵都君大概也是一位女性贵族。而早在1949年之前,在离闵都君墓所在的复兴街不远处的柳家大山,古董商们都在纷纷流传,柳家大山发现了一座大墓,出土铜器甚多,且多有铭文,而且还有一枚“翁主”赤金印。商承祚先生当时曾做过访谈,记录了相关情况。圳。后来到1959年,柳家大山古墓被清理发掘时,还出土了多件刻有“闵翁主家”铭文的铜奁、铜灯等等,故柳家大山古墓又被称为闵翁主墓。且闵都君墓与闵翁主墓相距不远,属同一家族墓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推测,有汉一代,长沙国境内应当是存在过一个闵氏贵族世家。同时,根据史书记载,翁主为诸侯王女儿的尊称,那么闵氏家族,就是刘氏长沙国王室的姻亲和贵胄。

六、桓氏家族

西汉桓氏家族,史书上缺乏相关记载。目前所知,秦朝统一六国前夕,秦始皇有大将桓齮,攻赵失利,畏罪潜逃,下落不明。而西汉长沙国境内,1959年,在长沙市内左家塘地区,发掘了一座西汉前期大墓,出土了一枚“桓启”玉印(见图15),还陪葬有兵器等,为战国楚墓所常见。且桓启其人,不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表明桓启墓的年代可能在汉初景帝以前,或以为是战国末年延续到汉初。后来到1990年,在毗邻左家塘地区的长岭橡胶厂汉代墓葬中,又发现了一枚“桓驾”玉印(见图16),与“桓启”玉印的形制、材质、字体等基本相同,推测“桓启”与“桓驾”当属同一家族。

另外,1991年在安徽天长县三角圩也发现过一处桓氏家族墓群,其中一号墓出土了“桓平”玉印及其他各类精美玉器达90余件,还有龟钮铜印“臣平”和木印“广陵宦谒”,表明“桓平”是西汉广陵国时期的谒者属官,为广陵国王刘胥身边的近臣,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广陵国受封于汉武帝即位以后,其桓氏家族显赫于西汉中后期,而长沙国境内的桓氏家族,可能发迹于西汉初年,甚至有可能早到战国晚期,并延续至西汉中期,不排除两个家族之间或许有一定世系和渊源关系。

七、廖氏家族

廖氏家族的发现,同样源自家族墓地的发掘。2010至2011年间,在常德南坪,考古工作者清理了三座带有封土堆的西汉土墩墓。墓葬中出土了滑石双面“长沙郎中令印”(见图17)、青铜“廖福私印”(见图18)和“廖宏”玉印(见图19)等印章,表明南坪一地是廖氏家族墓地,且廖福其人还担任过长沙国的郎中令。

根据典籍记载,郎中令是秦代开始设立的官职,主要负责宫廷禁卫、侍从皇帝左右,参与议政,地位尊贵。汉承秦制,西汉也沿设此官,从中央到地方,在所分封诸侯国内也采用同样的制度。故长沙国郎中令廖福是长沙王身边的亲近重臣,地位非同寻常,廖氏家族当属长沙国的豪门世家。而常德南坪发现的廖氏家族墓地,埋葬的时间可能延续近百年,表明了这一家族在当时长沙国和武陵郡的兴旺发达和显赫地位。甚至到东汉末年,刘备与孙权争夺荆州和长沙地区时,刘备曾任命当地人廖立为长沙太守。而廖立出身于“武陵望族”,则可以推测廖氏家族可能贯穿于两汉时期,世代为长沙国豪强贵族。

西汉长沙国经历了两姓13位长沙王,出现了以上七大家族为代表的贵族世家。经过众多王侯以及贵族的经营开拓,使得原为“卑湿贫国”的长沙国,在汉末一跃成为南方大郡。作为汉廷的南疆屏障,西汉长沙国对湖湘之地的卫戍、开发、经营,对后世影响深远,奠定了今天湖南政治版图的基础,也成为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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