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厚宇 刘振永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以其庄重典雅的造型，繁褥神秘的纹饰，形成一种狞厉之美，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这些铜器大多以礼器为主，属庙堂之器，是古代青铜重器。除此之外，尚有一些小巧可爱，栩栩如生，生动传神的动物形雕塑。它娇小玲珑，憨态可掬，充满着灵动活泼的生命气息，在威严神秘的青铜艺术中独树一帜，形成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另一侧面。
战国铜牛和铜虎共有八件，四件一组，分属铜牛、铜虎二种器物，具有固定的组合形式，这些铜牛、铜虎，铸造精良，形态逼真，小巧玲珑，皆为青铜雕塑而成，其上还有线刻纹饰。1978年出土于江苏省淮阴高庄战国墓，是高庄青铜器群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江淮地区古代青铜艺术之发达，在研究中国青铜器和地方史中具重要意义。虽经二千四百多年的地下埋藏，但至今仍通体光洁，没有锈迹。可见墓主人生前喜爱有加，死后又用以随葬。故久经摩挲，温润凝重，十分可爱，其具体特征如下。
铜牛4件，其大小相同，形制一致，小如拇指，是微型铜器，每件长3.5厘米，高1.5厘米。它形似水牛，屈肢横卧，双目圆睁，二角后掠，回眸凝视。其前腿双膝跪地，后腿屈于腹部，浑圆的臀部和发达结实的肌肉，表现其体躯强健，力大无比。颈、背部依其肌理，阴刻曲线，线条细如毫发，生动流畅，更显得气宇轩昂，劲健有力。整个造型，表现出温驯、憨厚和强壮，极其生动有力。在中国，牛一直被人们用来农耕、肉食、祭祀、驾车等，它和人类生活、生产活动密切相关，所以，在商周青铜器中多铸有牛的形象，为当时的祭祀礼器，如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的西周牛尊就是如此。但西周牛尊是长约38厘米、高约24厘米的酒器，而此器是小如拇指的方寸之器，故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不是同一类器物。
铜虎4件，其大小相同，形制一致，亦小如拇指，每件长3.5厘米，高1.8厘米，是微型小件铜器。该器形如幼虎，它前足前屈，后腿屈于腹部，虎首直立，双目圆睁，二耳直竖，匍匐于地，一副蓄势待发姿态，似欲扑食。通体线刻虎纹，清晰流畅，生动有力。在中国文化中，虎为百兽之王，它黄质黑章，色彩斑斓，锯牙利爪，威猛雄壮，吼声如雷，威震山林。虎的威猛让古代先民们视为图腾崇拜物，使其具有食鬼、辟邪、镇宅、怯病之功效，时常将其视为山神。所以在商周青铜器上多铸有虎的形象，如著名的商代铜器虎食人卣上就有狰狞恐怖的虎食人图像。但此器和虎食人卣的图象完全不同，它造型逼真，机警活泼，所表现的是一只幼虎形象。它没有一点凶恶的样子，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着实令人喜爱。
如上所述，战国铜牛、铜虎是小如拇指的方寸之器，以其造型生动、设计精巧、工艺精湛而惹人喜爱。但自出土以来，已历时三十多年，人们至今对此还似懂非懂，不知其真实用途，故仍以铜牛、铜虎称之。从出土情况看，此器出土于主棺，相当于墓主人腰部，是墓主人随身物品，推测是心爱之物。从造型来看，此器为上凸下平的卧伏状，都是蜷伏于地的动物形雕塑，都是实心的铸造铜器，有可能是为镇压而铸造的器具。从数量上讲，此器都是每种四件，有可能是为了镇压四角。因此，此器有可能是古代的铜镇，从形式和数量上都比较符合。众所周知，古代的镇器有席镇、文镇、博镇之分，其中席镇就是镇压坐席的器具，如《楚辞》“瑶席兮玉镇”，即是指此。但此器是小如拇指的微型铜器，故镇压坐席缺少重量，自重太轻压不住席角。况同墓已出土了八件席镇，其内充铅锡和此器有天壤之别，故此器不可能是席镇，席镇之说应予排除。文镇，顾名思义是用之于文事之镇，今称镇纸，是人们书写时镇压纸帛的文具。但战国时期中国境内尚未有纸张，人们书写时大量使用的是竹简、木牍，竹简和木牍都不用镇具。从现有资料看，文镇的使用相对较晚，大多都在明清两代，至今人们还在使用，是文人墨客的文房用具。而此器出土于战国墓葬，故文镇之说也应排除。而战国时六博盛行一时，六博也称六簿，《楚辞·招魂》“篦蔽象棋，有六簿些”，就是指此，是战国至汉代盛行的棋戏。六博时要将博具置于坐席之上，博具中自然少不了棋盘（枰），而有些棋盘（枰）可能是丝麻或皮革制品，镇在这里则被用于镇压四角。因此，此铜牛、铜虎有可能就是当年的博镇，是特意为六博而铸造的棋具。故铸成底部平坦的动物形，造型逼真，生动活泼。且每器四件，正好是二套博镇，可用于二个棋盘，被用于镇压四角。况且，六博棋局也不会过大，其小如拇指的博镇正好适合。这些造型生动的博镇也深受古人喜欢，故包浆饱满，经常摩挲。此外，博镇还有辟邪去邪之功用。作为随葬品，一般置于亡人衣袖之中，称之为压袖。而此器正是出土于墓主人腰间的微小铜器，其小如拇指，放入衣袖中大小适合。因此，此器有可能就是当年墓主人的压袖之器。人有双手，衣有两袖，左右各一，故随葬二套。因此，这些铜牛、铜虎有可能就是战国时的博镇，可分别命名为铜牛博镇和铜虎博镇，恢复其历史面貌。此墓以博镇随葬，也具有镇墓辟邪，乞求平安、保佑子孙的功效。
镇器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战国早期已广泛使用，故考古发掘中多有镇器出土。如湖北曾侯乙墓、绍兴印山大墓都有青铜镇或玉镇出土。但这些铜镇和玉镇多是席镇，都是直径约10厘米的半球形器物。有的席镇还内充铅锡，显然是为了镇压席角而增加重量。对于席镇也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过去人们将其命名为半球形器。有人认为是权（秤砣），有人认是铃，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知其具体用途。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和开展，一批又一批的镇器被发掘出土，人们才考证出是席镇，给予正确定位和命名。而博镇至今还未见考证和研究，是人们有待认识的六博棋具。而此墓铜牛和铜虎的考证正好弥补此不足，倘若此文立论成立，这将是首次所论证的战国博镇。因此，此器的发现和研究不仅使我们重新认识这八件铸造精良的动物形青铜器，也为研究战国时代的六博提供了重要实物。实行上，类似的微型动物形铜器在考古发掘中多有发现，只是因为器小和零散而未被深究。有的至今还湮没在杂器之内，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及作用。倘若考古文物工作者能将目光转向那琐碎细小的微型铜器，相信会有各种各样生动活泼的动物形博镇，琳琅满目地出现在世人面前，回归其历史面目。
淮阴高庄战国墓的铜牛、铜虎不仅是古代博镇，也是研究中国美术史和青铜雕塑史的重要实物。众所周知，中国古代青铜器以气势恢弘威严神秘而著称于世，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位置。但多是纹饰繁复的几何形礼乐器，罕见动物造型的圆雕器出土。而此器正是以圆雕法铸成的动物形铜器，可以立体地多方位地展现其青铜艺术。同时，这种具有灵动气息的动物形铜器大都以小巧可爱为特点，既是古人常于摩挲欣赏的珍玩之器，也是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六博棋具。故它们不具有威胁人的恐怖力量，不包含森严神秘的宗教意识，一反商周青铜器静态的厚重的肃穆氛围，标志着商周时代典雅规整的审美风格已被自由舒畅、活泼灵动的美学新风所取代。自此以后，融观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动物形雕塑日渐成为主流，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文化繁荣的结晶，标志着社会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开拓了新一代美学风尚。
（责任编辑：马怡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