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馆藏北京“吉祥茶园”戏单为例考察清末民初的戏园生态状况

北京电影的早期足迹

宫万瑜

戏单通常意义上讲就是现在的演出节目单，《清裨类钞》称之为“戏馆之应客约案目。将日夜所演之句，分别开列，刊印红笺，先期挨送”。戏单的诞生与我国传统曲艺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并伴随着戏剧的壮大而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广告性质的宣传品。被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誉为中国近世的宋代，市民阶层的崛起使得城市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后来习见的说唱艺术基本上都在宋代得以完善，而当时的戏院——勾栏，就会采用挂“招子”的方式将当天的演出节目单写在上面，其作用类似于今天的海报。这种招揽生意的方式在商品经济繁荣的宋代司空见惯，我们从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可窥一二。

而纸质戏单的出现则要晚很多，一般认为是清末之际。最初的戏单是为“点戏”而服务的，即演出团体将本班演出的戏目书写在折扇或是手摺上，演出之时便请观众中有身份的人在戏单中开列的曲目点戏，并由点戏的人单给赏钱。随着茶园、戏楼等专业演出场所为代表的商业性演出的日益兴盛，演出的规格及方式相应地发生变化。在商业竞争的推动下，演出的日期、班社、剧目、演员以及演出程序成了观众是否入场看戏的重要因素。因此，戏园就要提前将这些因素昭告观众，以达到广而告之的目的。清末北京城内有各类戏园、茶园等演艺场所40多家，而印发戏单则成了他们必要的宣传策略，据记载，当时的戏单种类达800种之多，但能保留至今而为我们所能见到的却并不多。

洛阳民俗博物馆馆藏的“正月二十五日北京吉祥茶园戏单”（图一），规格为23cm×33cm。边框饰以蓝色宽边，文字内容主要突出了：演出地点——“吉祥茶园”、演出时间——“正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演出团队——“荣寿和班、德胜和班”、演出阵容——“小春芳、小德春、六月仙等22人”及演出剧目——“托兆碰碑、御果园、大赐福、翠屏山等13出戏”。而戏单整个版面立意新颖，其绘制了一座清式戏台的平面结构：上、下场门，演出场面，甚至台口栏杆都刻画人微，就连演出者的服装也一丝不苟地予以展示，可见戏园良苦用心。舞台正中正在上演的剧目是京剧“翠屏山”。舞台上方包厢中间印制锦帽貂裘者手持的笏板，上书“吃喝嫖赌”四字，右下角标为“浪子”；右邻戴乌纱帽者手持书卷上书“亡国”二字，右下角标为“棒子”；再右侧手捧骆驼者标“鞑子”；向左第一手捧绵羊者标为“回子”；向左第二标为“鬼子”。另外在此戏单上还有戏单的承印商的广告：“刷印者厚记石印局政东安市场西门外以外口南路东，本局承印一切书籍、文凭、执照、商标、股票，各省内名片”、“本代图之戏单在北京第一家并无了孙分枝，本局主人沈厚奎白”。以上短短的几行字，详细地罗列了商品名称、企业地址、产品项目以及专利声明等具体的广告内容，正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戏单中所说的“吉祥茶园”，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位于北京东城金鱼胡同西口，由内廷大公主府总管刘燮之出资所建，是内城的第一所戏园。初建规模不入，戏台为开放式舞台，台沿有矮栏杆，观众座位是横排长椅，能容纳七八百人。1919年，东安市场发生大火，虽未波及吉祥茶园，但被救火人员踩坏楼顶，前半部受损。后重新修建，将戏台改为椭圆形，观众坐席也改为单人椅子，男女分座，楼上为女座，楼下为男座，并加演夜戏，成为当时东城仅有的一个新式剧院。且这个戏园派头极大，几乎能约到北京所有的著名演员，如杨小楼、言菊朋、荀慧生、余叔岩、梅兰芳等名角。

清代规定，戏（茶）园不准自己组班，戏班不能兼营戏园，演出活动中戏园一方称“前台”，戏（茶）班一方称“后台”。演出过程中，戏班要与戏园签订合同，然后按合同演出。戏班和演员一般是拿包银，并根据茶园当天的上座率来决定包银的多少。戏班与戏园排定演出日期后，双方签订合同，商量演出条件。齐如山（（戏班》“下签”条说：“其条件在前清不过几句话，向无成文规条。大致不过买进钱来如何分账，戏报子则完全归戏园写贴”。议定之后，则前台交后台款若干，名日“定签”。班中收到定签款后，即于戏园—下签”，戏（茶）园接到“下签”后，即负责把“签”上所出剧目及宣传内容印制成戏单，以广告的形式宣传。戏单一旦发出，无故不得回戏。倘无故回戏，则必须有罚款。茶园可以随意愿选择适合的班子来演出。大一点的茶园除了雇请一个整班演出外，还可以同时邀请其他戏班一起演出。荣寿和班与德胜和班的同台演出，也是民间戏班商业演出的竞争机制，这也决定了戏班为适应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一方面要重视提高演员自身的表演水平，还要注重表演风格的大众化、娱乐化和通俗化，另一方面要注重从社会广招演艺人才，加以培养，以提高表演水平，扩大戏班名气，以期拥有更多的演出机会。这些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戏曲艺术的提高与发展。

在传统戏曲以“演员为中心”的表演体制下，演员阵容向来是剧团所标榜宣传的主题，通过戏单上这些演员名录可以了解剧团乃至剧团的伶人组织形态。演出地址、演出时间、演出戏院、演员阵容与演出剧目等属于基本配备事项，至于摆放的位置与字体大小的编配，除了考量版面设计的艺术美学外，更展现出不同的商业关注焦点。演员的“排名顺序”是戏单的重心所在。它显示着演员在剧团中主、配角的份量，更反映了剧团、茶园以及观众对演员的艺术评价及演员的声望地位。根据以上特点可知，吉祥戏单中排在众演员之上的小春芳即是这次演出的核心，他主演的剧目为《托兆碰碑》。关于小舂芳其人及荣寿和班、德胜和班其他班子成员，均无据可考。但荣寿和班、德胜和班能在内城第一座戏园——“吉祥茶园”演出，在京城应具备一定的名气，因为当时“好戏班各园皆夺，故好戏班差不多终年不离前门左右”，一般戏班“非前门外之戏园偶有空闲，不能人之一演”。

戏班演出剧目为戏单的基础要件，通过戏单可以聚合出艺人、戏班、特定时期与地点等不同的演出剧目，全本连台戏或折子戏等长度区分。该戏单从演出的剧目看主要有三种形式：折子戏、昆曲、小戏。“折子戏”义叫“单出”，这种演出形式自晚明以来广被采用，如《双断桥>为《白蛇传》中的一折，《落园》为《钗钏记》中的第一场，“小戏”的故事情节简单而完整.多从地方戏中移植而来，戏单中的<大赐福》即是。昆曲虽然在此时期已经衰落，但在上层观众中仍有所好，所以戏班在演出时还时常插演昆曲，如戏单中的《落园》。由于京剧所继承的主要是中国民间文化传统，所以清末到民国年间，多数京剧班社仍然保留了徽班与汉调的剧目传承方式，其中以表王见汉民族的故事居多。而这些表现汉民族的戏曲故事，义往往以表现帝王将相以及忠臣义士的故事内容为主。前面所述小春芳主演的《托兆碰碑>取材于传统演义小说《杨家将》，讲的是契丹入侵后杨家将为国殉忠的故事。

戏单在版面设计与装饰图案上，也具有独特的时代政治内涵。吉祥戏单采用了图文并配的设汁手法，以图为主，文字为辅，侧重于刻画描述旧时舞台构造，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清末民初的北京社会历史风貌。

戏单舞台包厢人物装饰，采用传统的五子登科的装饰手法，赋予它极具时代感的全新内容。“浪子”特指“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这些人衣食无忧，整天尢所事事，泡茶听戏便成他们主要的消遣方式。“棒子”是对人韩帝国的蔑称，来源于清末朝鲜警察手中的棒子。日本于1910年迫使韩国政府同之签定《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日本在吞并韩半岛之后，通过满洲地区向中国发动侵略，而部分韩国人受到“日韩同祖”的蛊惑，仗势欺压中国人，故而老百姓私下都骂他们为“高丽棒子”。手捧骆驼者标“鞑子”寓意清朝统治者。“回子”，清中后期，政府已日益腐败，强制推行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策，在政治、经济、法律、官吏任用等各方面埘凹族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无理歧视，并在公文与一些私著上称回民为“回子、回匪”，以示侮辱。“鬼子”指的是鸦片战争后，使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国的侵略者。《齐如山回忆录》记载：“每天演戏，总短不了外国兵来看，他们当然不会坐在池子条条，与中国人挤在一处，他们都是上楼坐包厢。”

戏单真实地刻画了辛丑之辱、庚子赔款下的国人心态，用反讽的笔端描绘了在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后，仍以“天朝上国”自居，醉生梦死，闭目塞听的清末统治者，表达了百姓对侵略者的愤恨和对满清政府的失望。可以说这份广告性质的戏单有着独特的时代内涵。

这份印制精良、图文并茂的戏单，虽经历了百余年历史的变迁，但依然有着熠熠闪光的地方。首先它作为研究清末戏剧史的重要资料，详细记录了昔日演出的茶园、班社、演员、剧目，乃至演出形式的衍变，以及前辈艺人当年演出剧目之丰富、阵容之强大，莫不在戏单的字里行间得到真实、细致的反映，是京剧发展史上民间演出活动灿烂耀目的一页。同时它也是研究我国从清末帝制到民国改制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资料，鲜活地折射出那个时代独特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时期梨园春秋和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