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书法三作考辨之二

肖燕翼

明末书法家莫是龙为赵孟《行书千字文》卷题跋道：“昔人谓方圆一万里，上下数千年，绝无承旨（赵孟）书法，观此本信然。”而此卷书法果真如此超迈古今人吗？莫是龙此跋是应此卷收藏者郭衢阶所书，他是因“捧场”而故作此“溢美之言”，还是真以为该书“神韵精能”而由衷感叹呢？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这一卷自明末以来皆以为真迹无疑的赵氏书法名作。

赵孟《行书千字文》卷，绢本，乌丝栏直栏，行书《千字文》全篇，款署：“子昂书”并前后钤印“赵”、“大雅”、“赵子昂”三印。卷前引首有明徐霖篆书“松雪千文”四字。卷后幅有元明人二十一家题跋或观款。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一》、清缪曰藻《寓意录·卷二》、《石渠宝笈·初编》、《故宫已佚书画目》等书著录。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一书记该卷：“真迹。长春刘万兆送交原东北博物馆。上调故宫博物院。”影印于《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全集·元代书法》。迄今研究，该卷有些问题需要再作鉴考。

| 元明人题记的错简 |

卷后元明人二十一家题跋、观款，分别书在尾纸的五接纸上，每接纸的接缝处钤有“合同”白文长方印。但二十一家的题跋、观款，以书者的时代、书写时间，大都错简混乱，毫无时代、时间的顺序，让人匪夷所思。分别序列如下：第一接纸有元张雨、明万历年间人莫是龙二家书题。第二接纸有元至正六年丙戌（1346年）一年内玄览道人（王寿衍），赵孟之子赵奕、赵雍三人的观款；赵孟之婿王国器、元郑元祐二人题。第三接纸有元黄公望于至正七年（1347年）书题，明张湘于嘉靖庚子（1540年）书观款，明万历间人詹景凤书题。第四接纸有明万历间人郭衢阶书题，苏雨于万历甲申（1584年）书题，徐霖于正德己卯（1519年）书观款，明关大道书观款。第五接纸有廖守初于正德己卯（1519年）书观款，沈绍文于丁亥、应为嘉靖六年（1527年）书题，袁袠、王守、苏术三人于嘉靖辛丑（1541年）年书题或观款，明邹守益、王畿二人观款。按照这样的书题顺序，则元张雨、郑元祐、黄公望三题，分别书在第一、二、三接纸上；明徐霖、廖守初同书于正德己卯（1519年）的观款，分别在第四、五接纸上；且在徐霖之前，又有明万历间人郭衢阶、苏雨跋，而在廖守初观款之后，则有嘉靖辛丑一年中的三人观款或跋。

按一般规律，在一件书画尾纸上书写题记，会按先来后到的顺序依次书写，书写时间也就有早晚之别。当然，也会有后来者在诸书跋间插空。无论如何，总不会如此卷书跋的错简，让人弄不清这二十一家书题起始是怎样的。比如明莫是龙一题，还可看作插在元张雨题的一处空纸上；徐霖的观款书在第四接纸中部，如果没有后来者郭衢阶、苏雨二题，此接纸前半部则是空白；而与徐霖同年所书的廖守初观款，又到最后一接纸处，早于郭衢阶等二人的嘉靖辛丑（1541年）三人观题，却成了诸书跋的殿尾。假如我们依诸跋的时间，还原到他们各自书时跋纸原状时，不难看出是多么奇怪而不合常规了。依书画鉴定常识，只能表明这诸人书跋有着拆配、伪配之嫌了。

| 著录与文献中的揭示 |

此卷最早的著录应是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一》：“亨之藏赵承旨（孟頫）绢本《千文》，真带行，字约七分许大，学沈馥。但绢缕粗，墨不甚入绢，却是佳书。后有张雨、郑元祐题。”亨之即郭衢阶，号亨父，四川富顺人，万历年间的书画收藏家。北京故宫藏唐阎立本（传）《步辇图》、韩滉（传）《文苑图》等著名画迹曾为其所藏，钤有多方收藏印记。此卷亦有其书跋一则，并钤多方收藏印记。明莫是龙跋称：“郭亨父善八法，故得藏之。”此是为其所书跋。在詹景凤的著录文字中有两点揭示：其一，詹氏记此卷有张雨、郑元祐题。《东图玄览编》一书著录书画，一般只是简记，不做全文式著录，故题记等往往会有所省略。但不论如何省略，詹氏也不会省去元黄公望的书题，须知在詹景凤的时代，黄公望的名声要远远大于张雨诸人。况且，该卷上有詹景凤一段书跋，恰与黄公望在同一接纸上。黄公望题云：“经进 仁皇全五体千文，篆隶草真行，当年亲见公挥洒。松雪斋中小学生，黄公望稽首谨题。”题书时间为至正七年夏五，黄公望七十九岁。这应是黄公望曾师学赵孟书画的重要文献，也是黄公望晚年重要的书法作品之一。詹景凤若真的见过莫是龙，决不会省略不题，除非詹跋为伪跋。郭衢阶跋中亦称此卷：“张雨、郑元祐辈当时已甚秘之。”也没有提到黄公望的诗题。可见其书跋时并没有见到黄题。

其二，那么詹跋是否为伪书，可以从跋书文字的辨析得出。詹景凤提到赵氏此卷书法“学沈馥”，可能是针对莫是龙跋中称赵孟书法“吾不辨其师匠何代”而发。詹氏所说赵孟书学沈馥，是因为他见到过赵孟的又一卷《行书千字文》。《东图玄览编· 卷一》记：“松雪《行书千文》，后有鲜于太常（枢）题云，学沈馥。而松雪又自题云：‘沈馥，吴兴人，仕元魏，书《受禅碑》，笔法古雅，人多未识而太常识之，故喜而自题。” 这就是说，詹景凤知道是鲜于枢指出，又被赵孟自己认定其书法曾师沈馥。詹景凤为人好胜，他见到莫是龙不知赵孟书法师何人，故特意点出，以示其博学多识。如此，我们再看此卷中的詹氏跋语：“赵承旨（孟）此卷《千文》，盖学沈馨元（馥）魏《受禅碑》，沈书世人罕见，余故表而出之，假承旨有灵，当必莞尔而笑，且服詹生知公源委于三百年后也。”明明是他见到过赵孟、鲜于枢二人相关题记中说赵氏书学沈馥，怎么会是他“表而出之”，还设想赵孟“有灵”，“且服詹生知公源委”。虽詹氏为人好胜，恐怕还不至作此欺世之语，更何况他的书中还有相关的著录，难道不怕被人拆穿吗？综上分析，詹氏一跋当为伪跋，与其同在一纸上的黄公望书跋应是拆配而来。

| 五家元人观款、题跋辨伪 |

在第二接纸上的玄览道人等元五家观款、题跋，似应为伪书。其一，五家元人书似出一手，尤其是玄览道人、赵雍、赵奕三人的观款更为相像。其二，赵雍、赵奕二人为赵孟之子，其观款仅作“拜观”、“谨观”，一字不提其父，仿佛在看他人书作。其后的王国器题，尚还有“呜呼公今往矣”的哀叹，似是子不如婿的怪事。且赵雍观款下钤“仲穆”朱文方印为仿刻之印。北京故宫藏赵雍《松溪钓艇图》的名款下钤此印（影印于2005年6月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全集·元代绘画》），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下》一书亦有采自赵雍《竹枝图》的此印。对比之下，真印中“穆”字的篆法有呈两个圆圈的形态，仿刻印右侧的圆圈明显趋扁且不圆，是仿刻中显出的毛病。其三，王国器、郑元祐的书法存世不止一件，其题跋的仿书，尤以郑元祐书题最劣。郑元祐（1292年至1364年），字明德，自号尚左生，遂昌（今属浙江）人，擅书法，因病臂，改左手书。“能左手作楷书，规矩备至，世称一绝。”（见中华书局1987年1月出版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庚集》郑元祐小传）。北京故宫藏元顾安《风雨竹石图》后有其右手书题。又，元王绎、倪瓒《杨竹西小像卷》后有其左手书跋。其右手书笔法圆浑，左手书字形稍瘦，每行书偏向右侧，笔法依然圆健。如此对比郑元祐跋书，虽字形亦偏瘦，但行气并不偏右，应为右手书，笔法却明显尖薄，甚至不如左手書有力。该题下钤“郑氏明德”朱文方印，以此印对比郑元祐题顾安《风雨竹石图》所钤该印，及《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一书所收该印，印文“明”字最后一笔向下左方向几乎倾侧到左侧印的边框，而真印则距边框仍有较大距离，故该印亦应为仿刻。其实，赵奕观款下钤的“赵奕”朱文长方印，与赵奕题赵孟《人骑图》所钤该印，虽然看不出明显笔画差距，也仍能感到笔画安排死板僵硬，依然是摹刻而易出的毛病。总之，第二接纸五家元人观款、书跋，其书法、钤印均为仿书、仿刻。

| 《千字文》书法本身 |

对此卷后元明人书跋、观款，其时代的前后错简、部分书跋的辨伪，表明这二十一家书跋、观款决不是自然、有序地形成的，而是被人为的动过手的真伪杂配，自然牵涉到对赵氏《行书千字文》书法本身的看法。此卷赵孟书法如何呢？先看似乎难以解释的现象，即该卷千字文中的“玄”、“郎”字的缺笔避讳现象。按此卷应是临书隋智永《千字文》的宋刻本，才会有避宋代皇帝名讳的避讳现象。宋董逌《广川书跋·卷六》记：“杨文公谓‘敕字当为‘梁字。本后人作草书，笔划转折误耳。陈时朝廷命令未加敕字。”但据宋大观年间薛嗣昌石刻本实为“敕”字。姑不论董说有否道理，此卷书“梁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一行，其书“梁”字，应当是临写宋政和年间以后的刻本。那么，假如要如实临写，则不仅是上述二字避讳，还应该避宋徽宗赵佶及此前的几代皇帝的名讳。北京故宫藏赵孟《二体千文》一册，同样书“梁”而不书“敕”，《千文》无一字避讳；又，《草书千文》一卷，“玄”字避讳；上海博物馆藏赵孟《真草千字文》“玄”字避讳。这种避与不避，避多避少，究竟该怎样解释。同藏于上博的赵氏《秋兴诗卷》书“匡衡抗疏功名薄”一句中“匡”字缺笔，避宋太祖赵匡胤名讳。该诗卷首句“玉露凋伤枫树林”中“樹”字，细察该字结构，其实也属缺笔字，应避宋英宗赵曙的嫌名讳。该卷有赵氏书于至治二年正月十七日的补书一跋，即其六十九岁时的补书。书跋称：“此诗是吾四十年前所书”，则此卷应是赵氏三十岁左右的早年书作，其时尚未应诏仕元。这说明，赵氏书法作品中避讳，应该有出仕前后的区别。也就是说，若其仕元之后，仍在书写文字中有避讳现象，则提醒我们要注意了。最后再看书法本身。徐邦达先生以为此卷书法“因绢粗不甚入墨，不称合作。”（参见2006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徐邦达集·五》）也就是说书法尚不太好。启功先生在《启功丛稿》一书有“赵松雪行书千文”短文一篇，称此卷书法：“其书作乍看平正无奇，细观之，精深厚重，于赵书诸迹中，允推巨擘。”这一有些不同看法的评论，可谓书画鉴考中的见仁见智。该卷所书《千文》，虽定名《行书千文》，却是由楷书而溢为行书的。若以起首数行楷书，来比对北京故宫藏赵孟《六体千文》中的楷书，不难看出二者的相像。也许是因同临智永《千字文》的缘故，但不能与被鉴为非赵氏真迹的《六体千文》那样相像。正如徐邦达先生评《六体千文》书法：“草楷诸体，结构既不稳，用笔更见轻弱光嫩，全无赵氏晚年书风气。”（参见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下卷》中“赵孟《六体千字文》的考证）如此，徐先生评此卷书法“不称合作”，虽未否定，似也看出此书与赵氏书法真实水平有所差距。如果将此卷的行书部分，来比对《六体千文》中的草书，虽行、草书间略有区别，但会发现许多结构、笔法一致的书字，同时体会徐先生对《六体千文》的评鉴文字，对该卷同样是非常合适的。上文中曾提到《六体千文》拟为陆士仁所伪。倘如此，则此卷《行书千文》亦应为陆氏所伪。也可用陆氏《四体千文》比较此卷，虽陆氏《四体千文》笔法“轻弱光嫩”之中更见尖薄，但它们之间基本特点、特征并无根本区别。若此卷为赵孟书法真迹，何以会水平降低至如此呢？

书画作品的题跋，是研究作品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鉴定书画的重要辅证。书画鉴定实践表明，如果题跋有拆配、伪配现象，虽不能据此否定书画作品本身，但从概率上看，被题、被跋的书画大多是有所问题的。此卷《行书千文》历经明清诸人遞藏，所以被信为真迹，与卷后二十余家元明人题跋不无关系，而本文正是从这里发现了一些问题，引出辨伪的讨论，请有识方家正之。

（作者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