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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权力还给真正的教育家

...东平把教育的权利真正还给教育家王菁菁有学者认为,现代的高考,延续了旧时科举最美妙的部分,以一种公平,实现了社会的流动。然而,这4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一开始的人们始料未及。直至今日,多元化甚至能使相当一部分人有足够底气对年届“不惑”的高考说声:“去你的。”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

...东平 把教育的权利真正还给教育家

王菁菁

有学者认为,现代的高考,延续了旧时科举最美妙的部分,以一种公平,实现了社会的流动。

然而,这4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一开始的人们始料未及。直至今日,多元化甚至能使相当一部分人有足够底气对年届“不惑”的高考说声:“去你的。”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这些围绕高考引发的争议,是正常,也是种进步。因为只有当人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能有精力去思考:教育与高考,究竟谁该服务于谁?

也许这探讨“大而虚”,但是,当采访途中路过北京大学,看到百年校园里那些年轻的脸庞,我相信,无论何时,对于学习和知识,敬畏之心不能变。

《中国收藏》: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这是否让高考改革更加不能回避?

马国川: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课业负担重等问题凸显,改革高考制度的呼声就已经出现。从那时开始,高考制度就不断地进行调整。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末大学扩招以来,不断有新改革措施出台。但我认为,这些改革虽然花样百出,眼花缭乱,但是摇摇摆摆,并没有找到真正的方向。

《中国收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马国川: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一方面对高考批评得厉害,另一方面又拥护它。一种典型的观点是,高考是保证教育公平的惟一的刚性制度,实际上,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中国收藏》:但确实有不少人因为高考改变了命运,包括许多来自农村的孩子。

马国川:高考确实给底层民众提供了些许机会,值得赞许。但在这个过程中制造的看不见的不公平,同样应该关注。

在我看来,只有尊重人的天赋、只有尊重人的自由选择,才是真正的公平。每个人的素质都不一样,如果你只是用“一把尺子”来衡量,难道是公平的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因为高考把人的能力格式化了,你觉得是公平的吗?

还有,由于各种软硬件的限制,现在农村孩子所接受的教育的质量远远赶不上城市孩子。有数据表明,越是离城市远的农村的学生,考上的大学越一般,你能说这是一种公平吗?

《中国收藏》:我们对高考的争议,其实更多折射出的是教育体制的问题。

马国川:高考是学校教育链条的核心,将应试教育向上游和下游传导。长期以来,应试教育抹杀了很多学生的特质,大家学的都一样,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也一样,进入大学也没多大改变,走向社会之后还是一样。

我曾经统计过,中国上千所大学的校训高度一致,都是“改革”、“创新”、“奋进”之类的词汇,互相抄袭,毫无新意(近年来可能要好一点)。校训体现着一所大学的办学定位、学校精神,怎能够如此敷衍?结果导致大学与大学没有区别,“千校一面”,跟现在城市建设“千城一面”是一个道理。

《中国收藏》:您曾采访过的许多名人,在他们身上您看到教育的不同结果吗?

马国川:我拜访过著名语言学家、思想家周有光先生,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我也认识几位同样从圣约翰出来的老先生,他们身上有相同特质,比如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特别洋范儿。可是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如果不自报家门,你恐怕很难辨别出他(她)出自哪个学校。

我还接触过余英时、资中筠、吴敬琏等老先生,他们都是1930年出生,接受的主要是民国教育,至今保留着非常可贵的独立、自省、批判等精神;我也接触過不少香港学者,传统的儒雅气质和欧美的绅士风范,在他们身上结合得特别完美,他们的气质会让很多内地学者相形见拙。其中的原因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中国收藏》:钱学森先生曾提出,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马国川: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钱颖一教授对“钱学森之问”作出了一些修正。他认为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学校只是提供自由的环境,让学生不断寻找合适自己的方向,这样人才才能自己冒出来。

最近我们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人工智能和教育未来高峰论坛”,请了不少前沿科学家来谈人工智能发展。我深刻认识到,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原来的“填鸭式”教育模式已经完全不适合这个时代了。

因此,无论是从社会公平、造就人才的效率来看,还是从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真正的高考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中国收藏》:在您看来,高考制度的核心问题出在哪里?

马国川:有人说,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是“高考指挥棒”没有改变。更应该看到的是,“指挥棒”后面还有一套官僚体制,垄断了考试和录取。所以我认为,中国高考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问题:用权力制定一个硬性标准,要求所有人都在这条跑道上起跑。

《中国收藏》:那么您对此的提议呢?

马国川:中国高考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把办学的权力还给大学,还给真正的教育家,让大学自主招生。

横向看,美国大学是自主招生。纵向看,废除科举之后,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自主招生。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大学自主招生呢?

只有自主招生,学校之间才会千方百计地去竞争,不同学校才会有不同的特色。比如高考作文,北大可以要求用古文,清华必须用英语,人民大学让写政治论文,这很好啊,各校的特色就出来了。学校找到了想要的学生,学生找到了想进的学校,才是教育生态多元化的真正开始。现在高校只有大约5%的自主招生名额,还是太少了。

《中国收藏》:但自主招生,也有人担心“内部交易”会更多。

马国川:很多时候,国人太迷信权力。其实,权力往往不是解决公平的方式,而是制造不公平的根源。只有削弱权力、分散权力,权力运作、私相授受、权钱交易的机会才会减少,才会增加社会公平。如果招生的权力不是还给大学,而是继续统一在教育官员的手里。如果用权力去划杠杆,一切以它为准,更容易造成各种各样的扭曲,造成各种各样的“内部交易”。

把办学的权力交给大学,让教育家办学,他们才会真正去思考如何对学校负责。举个例子,西南联大迁到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想让儿子到西南联大上学,找到校长梅贻琦,梅贻琦说成绩不够,断然拒绝了。今天的大学校长有这样的勇气和骨气吗?

总之,要把办学的权力还给大学,还给真正的教育家。如果不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只在外围打转转,就是“假装摸着石头而不过河”,高考制度改革就没有希望,中国教育就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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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把教育的权利真正还给教育家王菁菁有学者认为,现代的高考,延续了旧时科举最美妙的部分,以一种公平,实现了社会的流动。然而,这4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一开始的人们始料未及。直至今日,多元化甚至能使相当一部分人有足够底气对年届“不惑”的高考说声:“去你的。”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