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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房
【摘 要】《三希堂法帖》是清代著名的汇刻丛帖之一,凡32卷,始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刊刻完成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会宁县博物馆所藏《三希堂法帖》拓本为“约法会议”期间所拓,是研究《三希堂法帖》各类拓本的重要实物资料之一。
【关键词】三希堂法帖 刻帖 拓本 书法
文字是文明起源的标志。据地下出土的实物考证,殷商之际,汉字就已出现。人类发展到了有汉语、汉字以后,作为汉字的书写艺术——书法便获得其生存的基础。随着汉字的发展,先后出现了篆书、隶书、楷书(亦称正书)、草书等不同字体。汉字产生之初就已经产生了书法,不过此时的书法还处在早期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摸索阶段。与汉字发展相呼应的书法也出现了经甲骨文、古文(金文)、大篆(籀文)、小篆、隶书(八分)、草书、行书、真书依次演进的过程,至隋唐书法大盛,篆、隶、楷、草、行等各种书体风行于世。王羲之、张旭、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米芾等书法方家各擅其长,引领着各种书体的发展,使书艺创作更加辉煌。书法“无色而有图画之灿烂,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堪称中华文化的灿烂之花,体现了东方艺术之美,是中华民族永远值得自豪的艺术瑰宝。
古代没有摄像,名人书法墨迹数量少,获取十分不易,广泛传播也就相当困难了。起初唐人将半透明蜡纸蒙在原件上,双勾出字的轮廓,再填墨而制成复制品。但这种双勾复制的方法费时又费工,无法大量生产。后来,唐代弘福寺僧人怀仁首创将王羲之的行书逐字缀集成唐太宗的文章《圣教序》,然后摹勒上石,刻成石碑,最后将宣纸蒙在刻石的表面,用墨拓印出来,世称《集王圣教序》,这算是刻帖技术的初创。之后刻帖之风盛行,绵延千年之久,这便是书法传播的主要途径。但要广泛学习和欣赏各个朝代不同书法家多种风格的作品又是很困难的,因此丛帖应运而生。历代丛帖种类十分繁杂,有官刻的,有私刻的。在所有官刻、私刻的丛帖中现存最早的刻帖是北宋淳化三年(992年)的《淳化阁帖》,相传是宋太宗拿出宫中珍藏的名迹,命翰林侍书王著摹刻于枣木板上拓制而成的。而最大型的要数清代的《三希堂法帖》了,在整个书法史长河中,该丛帖所汇集的历代名作数量之大,传拓翻刻品类之多,对书法传播的影响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对中国书法的历史研究、艺术传承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三希堂法帖》概述
“三希堂”位于故宫博物院养心殿的西暖阁。故宫养心殿历来都是皇帝办公、居住之所,在其西侧有雅室一间,空间不大,四壁紧凑,但装饰尤为雅致精整,这就是闻名遐迩的“三希堂”。“三希”按其本义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为“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即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成为知天之人,以鼓励自己不懈追求,勤奋自勉。第二种解释为“珍稀”,古文“希”同“稀”,“三希”即三件稀世珍宝。乾隆皇帝文韬武略、博学多识,能诗词,尤擅书法,曾多次在全国寻求历代书法大家的名帖。他收藏有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自己十分珍爱,特意贮藏在“三希堂”。由此可见“三希堂”之名不仅与书法有关,更是思想文化层面上的阐发。乾隆亲自题写“三希堂”匾额,并留下了《三希堂记》墨迹。“三希堂”后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都未有任何变动,至今仍保持原貌。
《三希堂法帖》全名是《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皇帝敕命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户部左侍郎嵇璜、兵部右侍郎汪由敦等人将内府所藏历代法书真迹择其精要,由宋璋、扣住、二格、焦林等人摹勒而成。该帖选编内府所藏自魏钟繇《荐季直表》至明董其昌临《褚遂良倪宽赞》共135位书家340件楷、行、草诸体法书遗迹,以年代先后为序编次,附以历代题跋210多件,作者、鉴藏者印章1600余方,总计9万余字,共32卷。法帖的刻石共495块,其中包括帖前御题及帖后乾隆题跋共3块,帖后诸臣恭跋及编刻人员题名2块,其余490块全为法帖,刊刻着全部法书遗迹。每块刻石宽约92.5厘米,高29.5厘米。由于所选刻的法书遗迹书体不同,字迹大小有别,故每块刻石所刻书迹内容多少不等,根据法帖编撰者的排次顺序依次镌刻。书法遗迹及其题跋、印章或分刻数石或多位书家遗迹共刻一石,因此每块刻石所刻书迹内容不具有独立性。刻石最初存放在阅古楼上、下两层,其中一层存放264块,二层存放231块。建国后为了便于保管,在1964年将所有刻石统一陈列于楼上。
二、《三希堂法帖》拓本鉴定依据
《三希堂法帖》摹刻精良,卷帙浩繁。刻石完成之后,仅精拓数十本赐予宠臣。其后在乾隆晚期、嘉庆、道光、光绪等各朝代均有传拓,甚至还有看守者与帖商内外勾结,偷盗私拓法帖以牟利。由于拓法不同,版本亦随之各异。拓本的主要鉴定依据有:
1.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皇帝发现收入此帖第十八册中署名子昂(赵孟頫)所书之《卫宜人墓志》系属伪帖。于是乾隆于九月间题跋一篇,命彭元瑞奉敕书写,镌刻于第十八册之尾。因乾隆五十七年岁次壬子,故又称之为“壬子题款”。凡没有“壬子题款”者,均为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之前拓本,应为乾隆初拓本。存有“壬子题款”者,均为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之后的拓本。“壬子题款”之前的乾隆初拓本,国内公、私藏家均未见著录,所以当下可能公、私藏家都没有收藏了。
2.阅古楼及其所藏《三希堂法帖》刻石,在乾隆、嘉庆、道光各朝都进行过修葺,其中维修工程最大的一次是道光十九年(1839年),这次维修距法帖刻成已80多年。此次修整从四月底持续到十一月初,历时半年之久。维修时将所有石刻从壁间卸下运到别处进行加工,除却三寸以上的大字没有剔刻之外,其余一二寸的小字、大小印章全部进行了剔刻修整。又据当时御书处之呈折,修整剔刻之外,又于原石四周加刻了一寸(3厘米)宽的花边,又称“龙边”。“龙边”之刻的传统观点认为,此举意在“示禁”;另有学者认为,加刻花边的法帖刻石是道光十九年部分文字及印章重新剔刻的标志,花边成了附加的美化工程。加刻花边亦为《三希堂法帖》拓本断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拓本有花邊呈现必定是道光十九年之后的拓本。
3.《三希堂法帖》拓本传拓方式的不同,亦可推断拓本之拓制时间。早期拓本多为乌金拓,墨色浓郁,神采焕然,字口严整,毫发毕现。而后期拓本多采用蝉翼拓,字口较肥。
三、会宁县博物馆藏《三希堂法帖》拓本考辨
约法会议是1914年至1915年中华民国召开的一次旨在制定《中华民国约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会议。根据《约法会议组织条例》和《约法会议议员选举程序试行细则》等有关法规,1914年3月18日,约法会议在北京开幕,议员以互选方式选出孙毓筠为议长,施愚为副议长,任命王式通为秘书长,后 顾鳌兼任秘书长。约法会议自始至终都是在袁世凯的操纵下进行的,会议于1915年3月18日闭会,历时一年,通过了《中华民国约法》(又称《新约法》)《参政院组织法》《立法院组织法》《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等法律法规。《中华民国约法》于1915年5月1日由大总统袁世凯颁布实施。袁世凯通过这些法律法规将其高度集权的独裁统治加以合法化,为其预谋称帝铺平道路。
根据《约法会议纪录》,此次拓印《三希堂法帖》始于民国四年(1915年)三月下旬。秘书厅三月二十五日致函统率办事处总务厅,其事由曰“请转饬驻扎北海统领与本会议科长孙敬等办理摹拓三希堂法帖”,三月二十九日秘书厅收到拱卫军后路司令部之函,事由曰“摹拓三希堂法帖事遵即转知驻扎北海帮统”,可见其事正在往来相商之际。至四月十四日,秘书厅犹在致函统率办事处总务厅,其事由为“请转催李总司令将三希堂锁匙迅予转交”。十六日统率办事处复函秘书厅,事由曰“三希堂锁匙应由本厅派员先向李总司令接洽,转饬刘统领知照”。可见此时阅古楼仍在驻军锁管之下,拓印之事仍未开工。以此推算,则拓成当在民国四年(1915年)五月之后。
约法会议之议员由各省选举,甘肃共推选代表二名,一位是顾鳌(1879年-?),字巨六,四川广安人,清光绪癸卯科举人,流学于日本法政大学。在清廷曾任警官、大理院行走等职,民国之后历任内务部参事、政治会议秘书长、法制局局长、约法会议议员兼秘书长等职,授上大夫加少卿衔,二等嘉禾勋章。另一位秦望澜(1870-1928年),字少观,甘肃会宁县城人。年十三岁中秀才,得甘肃学政陆廷黻赏识,选入兰山书院就读。十九岁中举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乙未科二甲进士。任兵部主事、操武选司、职方司总办,后出任贵州道监察御史、辽沈道监察御史。因直谏触犯权臣,左迁民政部代理员外郎,其后民政部改巡警部,改任京师外城西分厅警察总办,期间还曾任图志馆提调。秦望澜工诗文,善书法,一生勤于著述。有《退想斋词》《少观疏稿》《三省九斋文集》(四卷)《文苑杂存》(二卷)及《枝阳集》《枝阳诗集》(十二卷)《省三思九轩札记》等,惜遭历次运动劫难,今已大多不传。秦望澜虽久居京城为官,犹不忘桑梓教化,于民国九年(1920年)出资创办秦氏初级小学,学舍在县城南街枝阳巷,乡民于今称颂之。民国初建,秦望澜被任命为甘肃河西观察使,后改任陇东道尹。后任大总统府政治咨议、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清史馆协修等职,参与编纂《清史稿》兵志部分。曾被袁世凯授予上大夫、四等嘉禾章、二等宝光嘉禾奖章。约法会议期间,又被授予二等大绶嘉禾奖章。民国十七年(1928年)病逝于北京,归葬会宁城北余家湾,卒年五十有八。
会宁县博物馆馆藏《三希堂法帖》拓本(见图1),现存共30册2260页。该帖应为32册,其中第13册、第30册缺失。该拓本为经折装,拓片托裱于白棉纸上,一页一折。每页装裱页面纵长31厘米,宽20厘米。以楠木薄板为封面,封面板长31.7厘米,宽21厘米。每册封面右上角贴一白棉纸条,纸条上楷书题“三希堂法帖第X册”,其中第1册封题之后署“达窘题”三字,第32册封题之下署“终”字。
此拓本采用罗纹纸、蝉翼拓法,拓印精细,墨色均匀,字口清晰,虽纤丝毫发,亦表现无遗。除装裱白棉纸外,仅拓片长24.4厘米,宽17.5厘米,无花边。此拓本与通行拓本纵长29.2厘米相较,则短缺近5厘米,应为上下两端的花边长度,推测在装帧时被裱工裁剪掉。拓本末尾未见乾隆御题“烟云尽态”四字拓片。
该拓本第1册第5页拓片右上角钤有“约法会议之印”阳文朱砂印一方(见图2)。第32册第93页拓片上端偏右亦钤有阳文“约法会议秘书厅印”朱砂印一方(见图3),其余各册未发现相关印记。据以上二印,可推断此本为“约法会议”期间所拓之本,故应定名为“约法会议本”。 约法会议召开期间,由约法会议秘书厅负责,组织人力传拓《三希堂法帖》。拓本内页上钤有“约法会议之印”和“约法会议秘书厅印”朱文印鉴,分赠会议代表作为礼物,也算是对会议代表的一种奖赏了。会宁县博物馆所藏约法会议本《三希堂法帖》即为会议代表秦望澜生前之物,“文革”期间破除“四旧”之时,由其会宁家中流出,幸遇有识之士,收藏保存于会宁县博物馆。
会宁县博物馆为国家三级博物馆,现馆藏有陶器、石器、玉器、瓷器、铜器、书画、化石等各类文物17620件,而清代宫廷和地方名人书画以及众多的碑帖拓片是该馆的特色藏品。馆藏《三希堂法帖》拓本虽缺失2册,其余30册却保存完好.该拓本至今未见国内外其他公、私收藏单位著录,更显珍贵,是研究《三希堂法帖》各类拓本的重要实物资料之一。
参考文献:
[1]李翰文.三希堂法帖[M].合肥:黄山书社,2012.
[2]丁春生,郝晓颖.中国传世书法[M].北京:线装书局,2003.
[3]会宁县志编委会.会宁县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單位:会宁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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