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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贴塑佛像:佛陀初传中国之写照

交流青瓷贴塑佛像佛陀初传中国之写照西晋青瓷佛造像莲花灯赏析...褚曙光笔者的祖父辈,酷爱收藏古陶瓷器。在留传下来的古瓷器中,有一件青瓷油灯,老气开门,器形独特,为不凡之器。灯柱上贴塑的观音菩萨像甚是罕见,几经方家同好考证鉴别,可推断为西晋青瓷佛造像蓬花灯(见图)。灯的发明,源于人类火的发明与照明需要。

交流 青瓷贴塑佛像佛陀初传中国之写照西晋青瓷佛造像莲花灯赏析 ...

褚曙光

笔者的祖父辈,酷爱收藏古陶瓷器。在留传下来的古瓷器中,有一件青瓷油灯,老气开门,器形独特,为不凡之器。灯柱上贴塑的观音菩萨像甚是罕见,几经方家同好考证鉴别,可推断为西晋青瓷佛造像蓬花灯(见图)。

灯的发明,源于人类火的发明与照明需要。早期的灯,类似陶制的盛食器“豆”。我国最早对灯做出表述的是晋代著名学者郭璞,注《尔雅·释器》“瓦豆谓之登(镫)”。灯具真正成形是在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出现了人物形灯,汉代出现了动物形灯。魏晋南北朝时期,灯具在材质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青瓷灯取代了青铜灯,成为灯具中的主体。

这件青瓷佛造像莲花灯,盘口径16厘米,通高39厘米,其中佛造像高28厘米。上下由灯盘、灯柱和灯座组成。灯盘由四片内有叶筋莲花瓣巧妙地捏制而成,呈莲花形,盘内蹲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青蛙,青蛙腹下有一圆孔与灯柱相通。支托灯盘的是雕饰四尊观音菩萨佛立像的空心柱,佛像跣足踏在圆台之上,圆台上半部浮雕一周覆莲瓣纹,蓬瓣片片饱满互不粘连,下半部为素面。蓬花灯通体施釉,釉层薄透,冰裂纹开片细密,釉色青中泛黄,莹润光亮,玻璃质感强。底足平削无釉,胎呈浅灰色。胎体坚致,剥釉露胎处呈肉红色,可见使用了化妆土。灯盘上捏塑的青蛙,蛙嘴紧闭,双眼圆睁,四肢弯曲,似待蹬捕虫,活灵活现,神态如真。灯盘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配以明亮的青黄釉,青蛙似蹲在一泓清澈碧绿的湖水中,妙趣横生。象征祥和与丰盈的蛙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器物时常出现的瑞物。蛙是益虫,食害虫,凡蛙多的地方,大多水草丰满、五谷丰登,宜于居住。蛙也是生殖之象征,喻意多子多福。因此,喜蛙也就成了先民的风习,并且把喜好之俗表达于青瓷装饰上,包含着民俗心理、审美情趣和艺术传统,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充分显示出鲜明的地域特色,蕴含着深厚的传统造型文化精髓。

莲花灯整器造型奇特,佛像体量大,纹饰清晰,保存完好,至今尚未发现有同类资料,为国内外仅见之孤品,极为珍贵。从莲花灯的工艺造型、装饰风格来看,此灯当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油灯。这样精湛的工艺、罕见的造型和华美的佛造像,融合为一件集实用与佛教艺术于一体的青瓷珍品,对研究鉴赏青瓷、古代灯具、佛像艺术和佛教文化的发展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青瓷是中国瓷器中最古老的品种,早在商周时期就已出现了原始青瓷,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至Ⅱ东汉有了重大突破。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南北各地烧制青瓷更为普遍。其装饰方法主要有压印、刻划、贴塑、模印和捏塑等。在造型上最突出的特征,是以动物形象为外轮廓或局部装饰,成为一种流行的艺术手法,如蛙形水注、神兽尊、鸡首壶和青瓷羊等。常见的纹饰有忍冬、菱形、蓬瓣、禽鸟、家畜、佛像和人物等。这一时期各朝的胎釉工艺相似,但装饰风格相异,甚至大相径庭。如西晋器物造型写实,形象逼真,纹饰追求华丽繁褥,形式之多样、设计之精巧都是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从其造型与纹饰上看,时代特征非常明显,使人一目了然。而东晋趋于简朴,光素无纹器很多,前朝众多动物造型的器皿大为减少,工艺装饰水平也大不如从前,由停滞走向衰退。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经中亚传入我国汉地。佛教的传播,影响到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莲花,通称荷花,又名芙蓉、藕花、君子花、水宫仙子等,雅号别称有八十多种,这些称谓与佛教并无关联。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生在七宝七茎蓬花上,因此,莲花又被奉为“佛门圣花”,如佛座称为蓬座,佛眼称为莲眼,佛经中也有妙法莲华经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佛教的勃兴,为了迎合佛教徒的心理,器物盛行莲花图案,器物外壁刻划的莲瓣,具有浅浮雕效果,佛教艺术的标志——蓬瓣纹成为主要的陶瓷装饰花纹,有着独特的宗教色彩。尤其是西晋时期(公元265—316年),莲瓣纹样从平面布局向立体式造型转变,既注重实用性,又巧妙地把造型艺术和施釉技术相互交融,显示出西晋青瓷制作的高超水平。综观这件莲花灯的工艺、造型、装饰以及功用,均具有西晋青瓷的典型特征,是当时青瓷器的上乘之作。

佛教的弘传,离不开佛像,有“以像设教”“以像行教”之说,故佛教亦称像教。图像成为了佛教传播教义的重要手段,也是佛教造像艺术的渊源。通过采用绘画、雕塑佛像的艺术形式,把佛教具体化、形象化和本土化。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得以弘扬发展,薪火相传,浩瀚壮观,迄今未绝。据史料记载,东汉桓灵之时,便开始佛造像活动,逐渐盛行,历朝不辍,千姿百态。现今我国发现最早的佛像是在四川乐山东汉崖墓上的石刻浮雕佛像。而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洛阳白马寺,是我国的第一座佛寺院,造像译经,成为佛教中心。三国吴、西晋时期,佛教有了进一步发展,建佛寺造佛像也随之增多。但佛像仍然没有脱离中国传统信仰的鬼神题材,神佛不分,视佛为神。从考古发现的三国吴、西晋时期诸多陶瓷器上,所见佛像装饰均与中国传统民俗纹样交互布局。其中,以装饰在越窑青瓷为主的谷仓罐、魂瓶中下部的最为常见,将佛像与铺首、龙凤、灵龟、神鸟等杂糅堆塑在一起,这种早期佛像艺术与神仙图像并列的风格,一直延续至西晋末年。在铜质文物中,最引人注意的是1956年在湖北武昌莲溪寺出土的一件马具鎏金铜饰品,饰件上镂刻了一尊佛像。根据与之同时出土的一件铅地券上题刻“吴永安五年”铭文看,最晚不迟于吴永安五年,即公元262年,为三国吴时期造像无疑。至今这尊佛像被认为是我国汉地造像中最早的金属质地佛像。这件状若杏叶形铜片的佛像,立于一蓬座之上,佛像头顶有肉髻,项有圆光,裸露上身,系飘带,下着裙,裙上部在腰际向外翻卷(见《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59-4)。

综上所述,无论是陶瓷上的佛像,还是铜质品上的佛像,至少表明当时许多器物的装饰图纹已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并将佛像列入传统熟知的神仙图像范畴。也反映出这一时期佛教流传的范围不广,对佛教的含义不明,佛像尚未成为单独的尊崇、供养的对象。这正是佛陀东来中国初始时期的真实写照。

我国古代的佛造像艺术蔚为大观,在各地的佛寺、石窟、佛塔和民间中,塑像最多的是深受汉地人民喜爱的观音菩萨像。这件莲花灯灯柱所塑四尊观音菩萨像,头后有单莲瓣形的通背光,菩萨面部丰满圆润,深目、隆鼻、小嘴,目光肃然,神情安详,头戴宝冠,宝缯自然下垂。上身璎珞飘带环披,下身着裙,锦带十字交叉重叠在腹前。身体匀称,姿态婀娜,圆润柔美,手施说法印,足踏莲台,法相端庄的女性形象给人以清新悦目、超然脱俗之感,堪称佛造像之精品。如此美妙的观音菩萨像装饰组成灯柱,立于蓬台支托灯盘,出现在西晋时期灯具上,也就不难理解了。

东晋之后,社会更加动荡失序,佛教成为乱世百姓的精神寄托。经帝王显贵和高僧的共同弘传,促成佛教的空前发展,佛教思想日臻成熟,赢得广大信众拥戴,人们对于佛教的信仰趋于虔诚,佛像也不再任意作为装饰图样使用,而成为独立的雕塑题材和信徒礼拜的主体对象。特别是《晋书·隐逸传》载有东晋戴逵(326~396年)擅长佛像雕塑,创造出为当时民众易于接受的中国式佛造像。这位史上著名的雕塑家,历时十年,才制作成一尊五方佛像,与顾恺之画的维摩像、狮子国进献的玉佛像,并称“瓦官寺三绝”,为世人景仰。由此,东晋时期佛造像有了确凿可靠的史料为证,所以一般被视为佛造像独立化发展的真正开端,亦是鉴别这件青瓷莲花灯是西晋非东晋器物的重要依据。

佛教《楞严经》上说,观音菩萨能现32相应化之身,是男是女,非男非女,立、卧、坐姿皆有,形态各异,随众生不同而现不同身形,救助苦难众生。最初,观音像从印度传入中国是男性形象,至于何时出现女相观音,从古至今,众说纷纭。通常认为大约在东晋以前,观音像多为男性,东晋以后出现女相观音。明万历朝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有云“女像观音造像始于南北朝”(420~581年)。而有史料记载的北魏时期(386~534年),河南洛阳市龙门石窟的“杨枝观音”菩萨像,又被认为中国古代女像观音的代表作。学术界一般认为,到了唐代观世音像为女相已基本定型,且为贵族妇女相。观音菩萨像究其何时出现女相呢?由于缺少直接考古证据,目前尚未得出在某朝某代出现女相观音像的公认结论。西晋与北魏相差七十年,与南北朝相隔百年,这件莲花灯所塑女相观音菩萨像,更早地出现在西晋时期,笔者以为是完全可能的。

一尊尊精巧美妙、令民众喜闻乐见的观音菩萨像,体现着佛教慈悲度化一切众生、福佑生灵的智慧,寄托着信众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净化润泽着人们的心灵。千百年来,引发着人们信仰观音菩萨的热情,推动了佛教的弘扬,而佛教对芸芸众生的影响,亦将绵延不断,直至永远。

以上考证鉴识当否,切盼佛教诸贤及专家学者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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