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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董十三说》导读

阳羡茗壶系骨董十三说王涛董其昌,不仅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更是一位富甲天下的收藏家。他著述的《骨董十三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作者对骨董认知的境界,用高屋建瓴都不足以形容,给人的感觉简直就是飘渺,高入云端。十三说,其实就是十三个小段落。但每一段都发人深省、醍醐灌顶,简直就是一篇文物收藏学境界

阳羡茗壶系 骨董十三说

王涛

董其昌,不仅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更是一位富甲天下的收藏家。他著述的《骨董十三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作者对骨董认知的境界,用高屋建瓴都不足以形容,给人的感觉简直就是飘渺,高入云端。

十三说,其实就是十三个小段落。但每一段都发人深省、醍醐灌顶,简直就是一篇文物收藏学境界论。董老的学识、修养、见地,语若惊雷,振聋发聩,有令人窒息的感觉。

第一说,以“骨董羹”入题,估计是一种明代流行的“以食品杂烹”的火锅或者烩饭,颇类似于现在日本的相扑锅,极通俗浅显。旋即话锋一转,青云直上,“《易》日杂物撰德;又日物相杂故日文。”指出“文德修而人道立”,从“形下之器”,迅至“形上之道”。

然后,作者从训诂学的角度来解读何谓骨董。所谓骨:“惟人制金玉器物,藏之既久,受天地燥湿之蚀侵,世代流传之抚摩,剥落其外,透变其中。去肉而骨存者,故云骨。”所谓董:“《书》日董之用威,董正治官。……董,治之义也。……凡举事必有董之者以成功。”

开篇就从“格物”一飞冲天到“平天下”的境界。文章读来荡气回肠,行文更是纵横捭阖,跌宕起伏,几乎跟不上他的节奏。对董老岂止是敬佩,简直是膜拜。

第二说,董老沿用之前的思维模式,开宗明义地指出“凡物必有垫”,认为“物……莫不相藉也”。并举例以说明之:“食物以器藉之,器物以几藉之,几以筵藉,筵以地藉。”如此层层相因,推论到最后,“地孰藉之哉”?最后自然上升到“藉地之物,则天人交而万物有藉矣”。并批判时弊,认为人们收藏的所谓古董“皆画于小而遗弃大,特未之思耳”,都是舍本逐末的做法。

董老认为:“古者,洪水滔天,泛滥无地……有禹治之,则天下皆藉之矣,天下一大骨董也。”这一论断听来犹如来自火星的天外之音,根本不符合地球人的逻辑。然则,却与开篇中“董,治之义也”的训诂前后呼应。我们之所以读不懂,是因为文化涵养不足,阶级地位太低,理解能力太差,故不能有董老之大彻大悟。

如果认为之前的论点过于玄虚,那么第三说则十分务实。不同的人对于“骨董,今之玩物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产生不同的结果。“贤者,能好之而无敝。拘谨之人,视为无用之物,斥去不蓄,恐人耽于玩好,废时失事……。贪戾者,视为货殖之物,见有可居为奇者,竭蹶以图,唯恐不得,得之保重之过于性命,或至争夺怨尤皆归咎骨董。”不禁让人想起孔子所说的“小人役于物”。

对于那些见到“什物、钟、鼎、圭、玺、钱、贝”等骨董就统统拿下,甚至用其来牟利的人,其实悖理了骨董的真谛。董老再一次感叹于“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财”。并且苦心孤诣地指出,如果一个人能“即物见道,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其进有不可量者矣”。然后以本说开头一句“故日唯贤者能好之而无敝也”作为小结。

读到此处,不仅令人感叹:大学问家方有真性情。吾等房奴,终生不见天日矣!

董老论说骨董,无处不闪现出他透过古物而求之于古人的境界,这一点在第四说中亦表现得十分明显。

首先从“今之骨董,古人用物也。其制作精工,非今人可及”切入,以引起人们的共鸣。的确如此,很多精美的文物,它们的工艺、神韵,每每让以现代科技而自居的今人也望尘莫及。这也是品鉴古玩艺术品的一个重要标准。

正因为其精致,“故历代宝惜、爱护之,什袭而藏,轻不示人,非收藏赏鉴家不能知也”。玩昧此句,言有尽而意无穷,似乎可以旁通到藏品与展品的关系,但点到为止。一如《老子》语:国之利器,如鱼在渊,不可示人。

“世俗所贵重者,但知有黄金而已。可使一磁盘、一铜饼几倍黄金之价,非世俗人所知也。”此句貌似论及世俗,旋即又出高调。“故人能好骨董,即高出于世俗,其胸次自别。或可即目前以开其未发之韫也。要知古之所当贵重,岂仅用物哉?”董老三句话离不开育人,反复告诫晚学后进者,好骨董切不可拘泥于骨董,要以所见见所未见,以所知知所不知,以及达人,以今知古。

以董老的要求,要能做到“轻黄金而尚之度(度即上段论及的胸次),越世俗远矣。更能进以求……深求而自得之,毕见古人精微广大之制作,有合于造物化工以安庶物”这种标准,不知当今之世还有几人能达到。但造物化工所言非虚,《老子》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又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当然在本说结尾处,董老也不得不实事求是地指出:“非目前人可知,亦非收藏赏鉴家可测也。”骨董中包含的精神——“藉”,已经完全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而不得知。更遑论,以今人的水平,所能见识者,无非冰山一角、只鳞片爪而已。如不自量力,标榜探究,何异自取其辱?

什么叫高手,就是他论说的事情你可以听得懂、但想不到,而且听完之后发现言有尽而意无穷,话中有话、绵绵不绝。

在第五说中,董老开门见山:“骨董有大小。大小骨董,稀世之宝玩也。”我们以为自己读懂了:大骨董与小骨董,尺寸之别而已,顶多不过礼器与冥器之别罢了。

继续往下读:“其历代流传,收藏之家、赏鉴之人,皆有记载可考。”这里谈到了传世文物的传承,尤其是古书画的鉴定,从传承有序的角度下手,是必不可少的。

接下来,董老提到:“无名氏得之即成名家。”并指出,“其授受不轻,不能以势取也。”并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论述:“凡事,必虑前后左右无碍而后行,乃得保全无患。”反之,“依势直行,全无顾忌,必有不虞之患,后悔无及也”。

董老还以“唐太宗得《兰亭序》”为例:“昔,唐太宗知右军《兰亭》所在,敕御史萧翼以计赚之。縻岁月而后得。以帝王之势,取一孤僧之物,而费此周折,人所不解也。”其实,我们读不懂的岂止董老的文章境界,唐朝的治国之策我们依然不懂,相形于“计赚兰亭”,我们的“文物征集制度”显得多么僵硬。

本说的最后,董老虽然体谅“太宗固虑之审矣”,但依然指出:“可惜止用于《兰亭》,而不知有大于此者也。即不知有大者,则世俗之所谓大,我亦谓小矣。”读到此处,方才醒悟:原来董老所言之大骨董,非尺寸、质地、等级,而是指前文所说的“治”“藉”。

此等境界,岂是通过“文物征集制度”所得的国宝级文物或镇馆之宝所能望其项背。今天的人,难道不感到汗颜吗?

董老的文章,天马行空,气象万千。第六说,亦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人之好骨董”是因为骨董能满足人的“目之所好、意之所到”。由此展开思绪,“夫人有耳目口鼻,心知之性必有声色臭味之好。得所好而乐,失所好而哀”。

接着,进一步引申开去:“故耳好声,必欲得天下之新声;目好色,必欲得天下之艳色;口鼻之于臭味亦然。”董老的发散思维,其话题似乎与骨董越来越远,“故人情,到富贵之地,必求珠玉、锦绣、粉白、黛绿、丝管、羽毛、娇歌、艳舞、嘉馐、珍馔、异香、奇秀……焚膏继晷,穷日夜之精神,耽乐无节,不复知有他好然”。三句话不离人性,而且是如此直白的表达。

但又话锋一转,指出物极必反:“天命流行,未有不厌足而生倦者。故浓艳之极,必趋平淡;热闹当场,忽思清虑。”最终还是要回归人的本性,“能从顶上翻身,求我心知之好。则知有无声无臭之物,即为万声万臭之大本者”。董老行文,收放自如,不主张肆意挥洒人性,而是如何既长久享乐又不失立人之本。与《老子》中“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可谓所见略同。

同时指出,人不可失其本,否则享乐也难得长久:“立本以统末,然后天下之声色臭味有赖以存,可永我乐。若但纵目前之欲,随波逐浪,不知返本,一朝失丧,其哀有不可胜言者,皆非安身立命之地也。得我安身立命之地,则骨董奠安矣。”与前面几说相比较,第六说已经由学习、治,上升到更高的人性境界。

七、八两说当并读之。第七说开宗明义,“骨董之可贵,为其长寿也”。缘此析之,长寿的原因在于,“古之良工,尽心力于斯。务极精工,不使有毫发欠缺。踌躇满志,善而后存之;稍有不慊,即毁之不留,莫在于世”。古人对于制作物品及其质量检验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吕氏春秋》中便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说法。物品之优劣,非造物的技术所限,实关乎人心!

董老亦指出:“予以见人之心力,用之治一物即善一物,苟用以治身心,未有不造至善之地。”由此将善行推衍开去,“自古成德之士,平生服用之物,子孙奉为宗器,有常主而无失坠”。读至此,念及半世纪来的浩劫,宗祠家庙之毁坏殆尽,国人家族之观念尽失,亦不复古人见骨董如见祖宗然。

呜呼哀哉!“良可叹也!”骨董只能流落出世,“或流传于荒陬僻壤,或偶出于废址古墟……如幽人逋客,碎兀、土室、茅茨之下,与樵夫、牧竖相处,沙盆、瓦缶共蓄”。读至此处,酸楚备至,真不知董老是在说骨董,还是在论人世。

“忽遇好事者,过而目之。顿成绝世奇珍。富贵家向所夸示为至宝者,俱下之而不敢争。一朝声价赫然,王公大人皆欲倾倒致之。”这几句让我与董老仿佛有过同等经历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但静下来想一想,“向所夸示”者,非骨董自夸,实人心浮躁,短见自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故所以能欺世者,非俗物也,实世人瞽盲,弃玉抱石,自欺而已!

在整个十三说中,第九说篇幅最短,只有寥寥四行余,但无论内容与文风,都与前文风格迥异。

“玩骨董有却病延年之助”,听来似乎有些荒诞,但只有真玩懂骨董者才能明白个中奥妙。基于前文所说:骨董是宗器,玩骨董能高出世俗等原因,所以董老告诫玩家:“骨董非草草可玩也。”

玩骨董既要讲究环境因素,又要讲究人的因素。“宜先治幽轩邃室,虽在城市,有山林之致。于风月晴和之际,扫地焚香。……与达人端士谈艺论道,于花月松柏问盘桓久之。”

找到珍玩已属不易,能汇聚三五端达之同好,更是可遇而不可求。读至此,令人感叹:董老真大玩家!“饭余晏坐,别设净几,铺以丹厨,袭以文锦,次第出其所藏,列而玩之。”整个场景的描述,读来犹如延展一幅古香古色的画卷。“若与古人相接欣赏,可以枢鸷结之气,可以敛放纵之习。”

第十说,从骨董的学习方法说起。骨董可分为:“金玉”“书画墨迹石印镌刻”“窑器漆器”“琴剑镜砚”四类11个品种。格物而后致知,除了读书“一一考验证据,具载册籍”之外,交友更为至要,“天下之人物不易遇也,得遇而交之,与之考古验今……”

但董老同时也指出,文物的鉴赏往往建立在专家的认知之上,因认知不同,常常会见仁见智,以至于发生很大的分歧和冲突,“由物论不齐,是非蜂起矣。”这种情况至今犹存,所以:“骨董之好岂轻言乎哉!”说话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专家通常有两种:“有真好,有随世习俗之好。”后者“物到目前,泛然应过,无深远之思,随人指,信其有,书载可授,考而遂安之”。这类专家,无真才实学,只是通过对别人提供信息的分析,结合书本知识来对骨董的身份做出判断。“不知图籍伪传,其来已久”。

董老指出,鉴定文物时,“不先追起原所自,而明辨之,无从见真好也”。这段话的含义是:文物鉴定是对文物所包含信息量的解读。董老还指出,文物鉴定不能本末倒置,“未有本乱而末治者也”。由此可见,董老在文物的认知上,绝对是一位有真知灼见的鉴定大家。

此说收尾处,董老深谙世事地指出三种不好的社会风气。其一:“收藏家未必有识见”,收藏骨董的人不一定有眼力;其二,“骄人自用,不肯虚心访问”;其三,“有胜己者在前,必忌之,使不得行其说”。正是如此才最终使得“此至宝之所以终隐晦也”。呜呼哀哉!

最后三说,分别对前文四类11种骨董进行叙述,但排列顺序略有出入,依次为“金玉”“书画”“琴剑”“瓷器”。

十一说,“今之论古器者,动辄言三代。三代器物皆金玉为之也。金有黄、白、赤三种,后独以黄为金、白为银、赤为铜矣。三代礼器与俎豆并存者,黄白为之也。古之为市,以货相易,不用黄白也。”诚然,如三星堆的黄金面具。“一用黄白,倾销古器殆尽,而所存唯铜,以其成与毁价相若也。”此一句,使我们既感叹于那些永不复见的远古金银器,又佩服《老子》中“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的智慧。

此说结尾,董老讲述了有关青铜礼器的鉴定要诀:“其质得气未绝,青绿随生,其臭腥毒……钟鼎盘匜之类,历久远,入水土,透骨青绿,莹润如玉,三代器也。”

十二说,“至书与画,尤常贵重。书以传意,画以传形,用莫大焉。知之者益稀。魏晋以上,无征焉。”征,通证,证据也。没有比魏晋更早的书画作品遗存,因为“以其所籍,惟纸与绢也”。为了解决书画的纸绢载体易毁,从而发明了拓片,所谓“摹勒上石”,但仍无法避免“拓久终坏”。

较之纸质书画作品的难以保存,“印章,尚存秦汉”。因为“篆刻可与石刻并视,得籍金玉以久”。

“琴为雅乐,通弦微之音。”董老关于琴的论述,可能是参考了《格古要论》之后有感而发:“其始,可与河图洛书并出。后相继作,历数百年,或断纹。所藉木与漆不能更久也。”这句话非但指出琴的历史由来已久,而且一语道破了漆的使用也源远流长,且为当下考古发现所证实。

“有孔子、列子二式为准;则唐有雷文、张越二家制得名;宋置官局制琴,有定式,不如式者谓之野。斯古琴漆退光尽,色如乌木,为奇古,胜于断纹。”

此说结尾,董老一如既往将骨董的论说,从形而下,上升到形而上:“镜以鉴貌,砚以着言。貌为心体,言为心用。离砚则心俗无救,离镜则貌秽不知。”如唐太宗三鉴之说,言犹在耳。

第十三说,“世称柴、汝、定、官、哥五窑,此其著焉者。”依董老的说法,均窑不在五大名窑之列。“更有董窑、象窑、吉州窑、古定窑、古建窑、古龙泉,古磁(瓷)器、古饶器、霍器、彭器与外国大食、高丽二窑,皆有传者,俱不及五窑。”不知董老所言定窑与古定窑异同何在,但产品肯定有高下之别。亦不知饶、霍、彭诸器为何。

“本朝宣、成、嘉三窑,直(值)欲上驾前代。”前代窑或以地名称,本朝则以年号称之,价亦不菲。

“漆器……佳者有古犀毗、有剔红、有堆红、有戗金、有攒犀、有螺钿,亦无宋以前之物。继宋作者莫能逾也。”

此说的结尾,亦是通篇文章的结尾。董老再一次将骨董升华:“人莫尚于据德游艺也。立身以德,养生以艺。先王之盛德在于礼乐,文士之精神存于翰墨。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居今之世,可与古人相见。在此也!”

董老始终提倡的是以古玩养志,最反对玩物丧志。玩骨董要能“助我进德成艺,垂之永久,动后人欣慕”,而非“矜重”,更不能“耽于声色”。

至此,《骨董十三说》全终。

纵览全篇,董老以至高之境界,借骨董而教育世人,其所言,今日读来,仍不过时。世传董老之翰墨,足见其精神,非吾等碌碌之辈所能及一毫。

此文仅抛砖而已,与同道共精进,为学者共勉励。疏、漏、乖、舛之处,还望方家正之。

(作者单位:南京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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