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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寿县苍陵城遗址出土商代器物浅论

安徽寿县苍陵城遗址出土商代器物浅论-报恩寺寿县报恩寺大报恩寺王建国苍陵城遗址位于淮河南岸,现隶属于安徽省寿县丰庄镇冯小庙自然村辖区内,距寿县城关西南15公里,丰庄铺北约4.5公里,菱角嘴西南约6公里;淮水与颍水汇合后,顺东北方向流入6公里的拐弯处(图一)。1958年文物普查时,工作组发现冯小庙为一座古城遗址,19

安徽寿县苍陵城遗址出土商代器物浅论-报恩寺 寿县报恩寺 大报恩寺

王建国

苍陵城遗址位于淮河南岸,现隶属于安徽省寿县丰庄镇冯小庙自然村辖区内,距寿县城关西南15公里,丰庄铺北约4.5公里,菱角嘴西南约6公里;淮水与颍水汇合后,顺东北方向流入6公里的拐弯处(图一)。1958年文物普查时,工作组发现冯小庙为一座古城遗址,1983年原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在此试开三个探方,共27平方米,出土遗物有陶豆、钵、筒瓦、板瓦等,其时代为西汉前期或战国晚期,与寿县城周围出土的遗物相同(丁帮钧:《一九八三年上半年楚寿春城址调查简报》,《安徽省考古学会会刊》第七辑)。另有附近社员何新亮收存一件铜爵,长流、卵圆腹、腹部饰有蚕纹和饕餮纹,柱形流,是一件商代的器物(涂书田:《楚郢都寿春考——兼谈苍陵城故地理位置》,1984年11月湘鄂豫皖四省楚文化研究会第四次年会论文)。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对苍陵城遗址进行重新确认,将其列入县级保护单位;2001年7月,因淮河河道拓宽工程,遗址大部分已经淹没入淮河之中,其具体始建时间现已成谜。在退淮工程施工过程中,零星出土的文物弥足珍贵,有一些文物已经流人社会。2002年寿县文物管理所将县公安部门涉案收缴的七件苍陵城遗址出土器物,移交给寿县博物馆。

商代饕餮纹铜铙(图二),通高13.7、 口长11.2、口宽8.3厘米、厚0.9、舞部长8.4、舞部宽5.8、柄长5、柄端外径3.2、内径2.2厘米。寿县丰庄镇涧洼冯小庙(苍陵城遗址)治淮退堤工程出土。器形似今摇铃,合瓦状,上宽下窄,呈扁圆体,中空,弧口,下端有一圆柱状柄,由柄端向内逐渐收缩;柄中通和铙体相通,铙身双面饰浮雕饕餮纹。饕餮纹是商代的典型代表纹饰之一,《吕氏春秋·先识篇》:“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其及身,以言报更也。”此主纹以中轴左右对称,两卷云纹为目,中间凸起为鼻梁,脸颊部各饰一乳钉纹,鼻硕大,鼻孔外露,下有似弯牛角形胡须。纹饰粗犷、厚重。舞部平直,有一道范痕。铙柄可加置木柄,大口向上用木槌敲击。铙是我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又称为钲和执钟,是一种用于军旅、祭祀、宴乐的器物,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周初沿用。《说文》:“铙,小钲也。军法,卒长执铙。”又有《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铙止鼓。”在这里说明击铙,用来警示停止战鼓,是退军的一种器械,似是后来的战斗中的鸣锣收兵,是铙的一种具体化的用途。苍陵城出土的这件铙,无论形制和纹饰都是商代的典型器形,1968年河南温县小南张村也出土了三件商代回纹铙(《商周考古》图版十五,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197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和该件器物形制酷似。寿县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铜铙采用范模的铸造工艺,器体厚重,柄和器身比例协调、自然,造形优美,时至今日打击时仍然能发出铿锵清脆之音。

商代弧刃铜鏚(图三),通长8.5、刃宽10.5、内长7.2、内宽4.7、内厚1、内孔径0.5厘米。2002年寿县文物管理所移交,寿县丰庄镇涧洼冯小庙(苍陵城遗址)治淮退堤工程出土。鏚刃口呈弧形,形制略似斧状,器身双面距刃口3.8厘米处微凸起的弧刃栏线,栏呈凸棱状,内呈长方形,其上有一圆形穿孔。阑部平直,置有两长方形对称穿孔,孔长0.7、孔宽0.3厘米。此器为古代兵器或乐器,安装木柄使用,用于砍杀,主要流行于商代和西周初。河南安阳小屯商代后期丙种中型墓(M5:799)出土的妇好钺和此器形制相似(商周考古》图版一),妇好钺也是弧形刃,平肩,肩部有两左右对称穿孔,长方形内。铖和钺是形制相同的器物,只是大小有别。《尚书·顾命》:“一人冕执钺。”郑玄注:“钺,大斧也。”孔颖达疏:“俱是斧也,盖钺大而斧小。”《太公六韬》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钺,是钺大于斧也。”鏚是斧的一种,除作为刑具以外,在周时期还可以作为乐舞时的道具,《礼记-文王世子》:“大乐正舞于戚”,又《祭统》:“朱于玉戚舞。”可见在古代中国舞时必用鏚。

商代青铜簋(图四),通高9.3、口径17.1、底径12.1厘米。2002年寿县文物管理所移交,丰庄镇涧洼冯小庙(苍陵城遗址)治淮退堤工程出土。侈口,方唇,短颈,溜肩,鼓腹,圈足。肩部饰一周两组云雷纹饰带,腹下部附有一部分麻布纹饰,是当时包裹器物粘印上的,可见器物人土之初是非常慎重的,采用麻布包裹的保护措施。器物造型稳重,线条流畅优美、端庄、圆润。此器和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商代前期印纹灰陶簋(M233:01)器型如出一辙。簋古代盛食物的器具,自商代开始出现,延续到战国时期(《商周考古》图版二十一)。陕西清涧解家沟出土的百乳雷纹簋和此形制也十分相似,为商代晚期(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第119页,200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礼·地官·合人》:“凡祭祀,共簠簋,实之,陈之”。郑玄注:“方日簋,圆日簋,盛黍、稷、稻、梁器。”青铜簋器物造型形式多样,变化复杂,有圆体、方体,也有上圆下方者。早期的青铜簋跟陶簋一样无耳,后来才出现双耳、三耳或四耳簋。据《礼记·玉藻》记载和考古发现而知,簋常以偶数出现,如四簋与五鼎相配,六簋与七鼎相配。又如《仪礼·公食礼》:“宰夫设黍稷六簋。”这种组合器常以偶数出现,特别是西周时期,是身份等级的体现。

商代青铜矛(图五),一式三件(其中一件残重)通长23.3、銎口最大径7.5厘米。2002年寿县文物管理所移交,丰庄镇涧洼冯小庙(苍陵城遗址)治淮退堤工程出土。此类型矛身两翼宽大,腔体空至刃部,中间起脊,銎口为椭圆形,翼刃末端两侧分别置对称似圆形钮。矛身刃正中部有三角矢形图案。此器造形宽大,重量适度,翼宽如刀,不仅可用来冲刺,也可用来砍伐,它的功能似后期的兵器戟。矛身中部三角形矢形图案,疑似采用特殊合金处理,为复合铸造而成,如果此件兵器采用复合技术,应该是春秋时期复合剑的鼻祖。寿县博物馆藏有一件战国时期暗花菱格纹铜矛,因展陈需要在体内清理出长24厘米的柲杆,可见当时的柲杆装置通常至刃部,以增加矛身的强度。此类型矛马承源先生曾对其进行过定名和论述:“长叶刃带系式,叶尖而长,两翼作曲弧形下延,刃叶下孔为系,骸孔菱形或椭扁形。商代晚期最为流行的形制。”(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第39页)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商代双系矛与该器型近似兄弟。(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第41页)《商周考古》第80页的湖北黄陂盘龙城“‘李M2”墓中出土了相同类型的矛,属于商代早期。矛是用于冲刺兵器,主要有锋刃和骸两部分组成,锋刃分前锋和两翼,骹是用来安装木制柲杆,柲端一般都装有镦,起到装饰和加固作用。矛长短各异,《考工记·庐人》:“酋矛当有四尺,夷三寻。”而郑玄笺:“矛长二丈”。可见不同的文献记述矛的尺寸也各不尽同。此类型矛两翼宽大,到后期特别是战国时期两翼逐渐变的狭长,可能和矛的刺杀实用功能有关,其砍伐作用由刀、剑及戈所代替。

商代青铜刀(图六),残长32.5.刃通宽7、内宽4.5、刀背厚0.3厘米。2002年寿县文物管理所移交,丰庄镇涧洼冯小庙(苍陵城遗址)治淮退堤工程出土。刀单面开刃,尖微残,向上微卷,平直背,背上部呈圆弧形,通素,背部上有两长方形穿孔,孔长1.5、孔宽0.2厘米。穿空是用来安装刀柄,应该起到固定作用。此刀与后期的一般性的单手刀有明显的区别,此刀身短小,可能采用后装的刀柄,来增加刀的整体长度,双手握柄,使得用力集中,方便在搏杀中,远距离更加有力地砍伐。目前国内发掘出土的商代青铜大刀非常稀少,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商代有扉大刀(《商周考古》第8()页),此刀短柄,翘首,背部有扉棱,扉棱应是起到固定刀柄作用。可见在商代的大刀一般都是后期装上长柄进行使用,是否有单手短柄刀,还有待于考证。

苍陵城遗址是目前寿县地区唯一一处有明确商代青铜器出土的古代城址遗迹,古城遗址最早记载见《齐书·慕容严传》,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对于遗址的上限因为诸多原因,到目前考古界没有明确的科学定性,当地的部分学者认为是商晚期,遗憾的是城址大部分淹没于水中。上世八九十年代有一些商代器物出现在社会上,寿县博物馆也从县废品仓库拣选征集了一件商代兽面云雷纹铜斝(图七),高28.6、口径16厘米。器形侈口,柬腰,平底,沿口置两相对伞状柱,器身一侧置弓形扳手,三足略呈四棱中空并外撇的锥体状。伞状柱帽上饰涡纹,器身上下饰两周三组云雷纹作底纹的兽面纹。寿县史学界和文博界人士疑惑其来源,随着苍陵城遗址器物的出土,可能为这件器物的出处找到了一定的理论根据。

《水经》记载:“‘淮水北经苍陵城北,又东北流迳寿春城西即是也”。又有《水经注》:“淮水又东流与颍口会,东南(注:水向东北)经苍陵城北,又东北流迳寿春故城西,即楚考烈王自陈徒此……”两处均明确指出苍陵城在北魏年间的具体位置。《齐书·慕容严传》云:“正光(北魏孝明帝元诩年号,520-525年)中,魏河间王元琛率众救寿舂,僻俨佐军主,以战功赏帛五十疋,军次硖口,因解涡阳之围,平苍陵城,荆山戍。”可知正光年间苍陵城已经被平。清代《地形志》记载:“寿舂故楚有苍陵城。”可见清代苍陵城已不复存在。

苍陵城遗址位于淮水、淠水与颍水汇合三叉口处,是水道的交通要塞,战略重地,据此既可以拒上泳来犯之敌,下也可震慑淮河下泳平原,跃马平川,一统淮河两岸。古人傍水而居,临水而城,此地客观的水利自然环境,为苍陵城的筑建提供了客观条件。关于寿县记载最早的文献是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记载: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年)“楚东徙都寿春,命日郢。”寿县史学界和文博工作者研究寿域青铜文化,一直停留在这段时间点上,研究方向滞留不前。苍陵城遗址出土的这批铜器有两种可能:一是商代先民在此活动的遗物,上世纪80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对寿县的斗鸡台遗址、青莲寺遗址等分别进行了勘探,证明斗鸡台、青莲寺这两处遗址为商代,但这两处遗址均未出土商代精美青铜器。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又对临县霍邱的绣鞋墩遗址进行勘探,确认该处为商晚期和西周早期。霍邱、寿县相毗邻,都在淮河岸边,斗鸡台遗址、绣鞋墩遗址、苍陵城遗址都在淮河两岸,淮河起于河南,而此地正是商王朝的中心,由此可测商先民顺淮河而下,择地而居。同时苍陵城遗址位三水汇集之地,是古代淮河流域重要交通枢纽,筑建古城是不难理解的。另外,已发现的斗鸡台、青莲寺两处遗址,也可佐证在商代时期商先民已在寿域进行活动。这批青铜器的出土,为寿域地区发展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史料,同时也把寿县地区人类文明史再次向前提前了近千年。另一种可能性,是后人将这批器物携带此地而掩埋,据现有考古资料可证,苍陵城遗址形成可能最早是在战国时期。但何人何时将此器运到该地,何种原因,是偶然还是必然,仍需探讨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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