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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博物馆藏宋代文房精品考

常州博物馆谭杨吉宋代历时三百余年,始终伴随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长期处于守势,尤其是南宋,更是偏安东南一隅,无力收复中原,勉能自保,最后仍逃脱不了被蒙古族元朝灭亡的命运。宋代国家武力虽弱,国内却相对稳定,经济得到大力发展,文化延续了汉唐精髓,手工业亦发展至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两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

常州博物馆

谭杨吉

宋代历时三百余年,始终伴随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长期处于守势,尤其是南宋,更是偏安东南一隅,无力收复中原,勉能自保,最后仍逃脱不了被蒙古族元朝灭亡的命运。宋代国家武力虽弱,国内却相对稳定,经济得到大力发展,文化延续了汉唐精髓,手工业亦发展至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两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本文试以常州博物馆(以下简称常博)收藏的一批珍贵的宋代文房用具来展示此时期制作工艺的精湛,并以此探究宋代文化的繁荣。

文房用具,从狭义上来说则为“文房四宝”,北宋《文房四谱》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笔、墨、纸、砚的制作、产地、典故、轶闻等,从此“文房四宝”的说法流传了下来。而广义上的文房用具,除笔、墨、纸、砚这些主要的器具之外,还包括印章、印盒、镇纸、笔架、笔洗、水注、臂搁等辅助用具,甚至应包含围棋、古琴、香薰等其他文房清供。宋人讲究高雅清静,琴棋书画俱精通,这些辅助用具在宋代文人的书房中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笔是写字作画最重要的工具,文房四宝中排行第一,训诂学经典《释名·释书契》中解释:“笔、述也。述事而书之也。”宋代毛笔能够保存至今的及其稀少。常博馆藏精品中便有这样两支宋代的毛笔(本文所涉及的常州地区出土文物均收藏于常州博物馆,下文不再一一赘述),其一,1976年常州市武进村前南宋家族墓出土(见图1),通长26.5厘米、笔管径1.3厘米、笔套径1.7厘米。笔管及笔套为竹杆制作,笔头由细丝制成,以丝带缠绕接入笔管,细丝散落大半。其二,2006年4月常州常宝钢管厂宋墓出土(见图2),通长26.1厘米、笔管径1.1厘米、笔套径1.6厘米。此笔的材质及形状与前一支宋笔极其相似,只是笔头为紫亳(兔毛)制作,保存十分完整。

先秦两汉时期的笔,笔杆较细,制作工艺简单,笔毛均是直接埋入笔杆之内,属于早期不成熟的“散卓笔”的范畴,即“无心笔”。晋唐时期,书法渐兴,“有心笔”逐渐盛行,笔杆加粗,在笔头中加一柱心,一般由兔毛制成,普遍以麻纸紧紧缠裹柱根,称之为“缠纸法”,其外再加披毛,然后深深纳入笔杆,实际书写的部分亦只有最前端的一小部分笔尖。加入柱心,是为达到书写有力,笔锋劲道的目的。以麻纸缠裹,据(传)王羲之《笔经》云:“以麻纸裹柱根,欲其体实,得水不胀。”即麻纸在吸收水分后会略膨胀,既便于控制墨水流速,又能巩固笔头。到了宋代以后,随着造纸术的发展,书写纸张的尺幅越来越大,有心笔无法满足写大字的需求;同时随着宋代桌椅的出现并盛行,人们由席地而坐,手腕悬空书写,逐渐变为端坐书桌,手肘有了依靠,即使是软笔也能发力书写。书写习惯的改变,导致“散卓笔”重新流行,即去掉笔尖的柱心,直接用一种或两种亳毛扎成笔头,埋入笔杆内,从而达到坚固、挺拔、贮墨多、笔法更显随意的特点,此时的毛笔形制已基本等同于现代毛笔。“散卓笔”的流行并不意味着“有心笔”便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事实上两者并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因各有利弊,关键是看使用者的喜好和习惯。

经仔细分析,我们发现这两支宋代毛笔都属于“有心笔”的范畴,尤其是完整的这支,完全就是“有心笔”和“缠纸法”的典范:紫毫(兔毛)制成的笔心,细长柔软,根部以麻纸紧紧缠裹,露出尖端,外面又重裹附一层紫亳,将笔心与麻纸遮盖,最下端再以丝带缠绕,植入笔腔,形成一个挺拔完整的笔头。单从外表丝毫看不出在紫毫之下还存在另一个笔心的痕迹,只有轻触最外层的紫毫,才可清晰地感受到里层坚硬的麻纸,轻轻拨开外层紫毫,才可得见里层的笔心。至于另一支不完整的宋笔,我们猜测其笔尖位置的丝绸应是做笔心之用,根部缠裹的麻纸和外层裹附笔毛已经朽蚀殆尽,唯余笔心与最外层缠绕的丝带,理应属于“有心笔”。

宋墨流传至今,更是极其稀少。《释名·释书契》中解释:“墨,痗也。似物痗,墨也。”这一解释颇为晦涩,似乎是用上了现代比喻的形容手法:墨,就是一个物件忧伤成病了,便称之为墨?实在不得不佩服刘熙高深的用词。我们一般的解释为墨是由松烟或油烟加以胶制作而成的用以书写、绘画的原料。按照制墨者不同的方法还会在其中添加各类中药,但究其最核心的组成元素还是碳。

1978年常州武进村前南宋家族墓4号墓中,出土了半块宋墨(见图3),残长5.5厘米、宽2.2厘米、厚0.5厘米。其墨色黑而光亮,上半段已失,下半段正面有模印贴金字,只剩一完整“玉”字。“玉”字上部有一残字,无法辨认。背面中部阴刻长方框,框内残存模印“实制”两字,其上尚有“茂”字的残剩笔划。经专家鉴定,此墨为南宋著名墨工叶茂实所制。《墨史》。一书中,卷下宋篇介绍到叶茂实,云“叶茂实,太末人,善制墨。周公瑾。言其先君明叔佐郡日,尝令茂实造软帐,烟尤轻远。其法用暖合幂之,以纸帐约高八九尺,其下用盌。贮油,炷灯烟直至顶。其胶法甚奇,内紫矿、秦皮、木贼草、当归、脑子之类,皆治胶之药。益胶不治则滞而不清,故其墨虽经久或色差淡,而无胶滞之患。”文中详细介绍了叶茂实制墨的手法和技艺,并指名其制墨的独特之处,即加入各种草药,制出的墨即使时间长了会褪色,却绝不出现凝滞、淤积的现象,可谓有自己的创新之处。能在《墨史》中有专门的介绍,足见叶茂实在当时确是相当有名的墨工,此墨的制作也相当精致,正面有模印贴金字,背面还刻有制墨者的名字,若非有名之士是不敢做的。

在宋代,墨不光是作为一般的文化消费品使用,且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收藏,名家制作的墨、质量好的墨,价格都被“炒作”得极高。像这块由当时的制墨名家叶茂实制作的描金墨,就绝非一般家庭所能消费。

纸,《释名·释书契》中解释:“纸,砥也。谓平滑如砥石也。”《说文解字》中解释:“纸,絮一苫也。从糸,氏声”,《文房四谱》对《说文解字》中解释的注释为:“盖古人书于帛,故裁其边幅,如絮之一苫也。”从中可看出,古人认为的纸,就是铺在平板上的光滑的植物纤维。一般人都以为是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其实早在西汉时期便有了纸。《文房四谱》中记载:“汉初已有幡纸代简”,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西汉时期的纸张,更印证了汉初便发明了造纸术的说法。只是由于当时造纸术技术繁琐,造价昂贵,未能普及。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使得造纸工艺大大简化,成本降低,造出的纸光滑、洁白、牢固,纸张得以在民间普及。及至唐代,宣纸出现,并逐渐开始盛行。而到了明清时期,宣纸几乎成为文人写字作画的首选材料。

在宋画中,绢本所占比重极大。所谓绢本,就是指将书画绘制于绫、绢等丝织物之上。明代《清秘藏》中提到“唐宋人画,皆是绢素上,作纸者绝少”,又说“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可见宋代的丝织工艺相当发达,制出的绢足够细密坚韧,利于作画。武进村前南宋家族墓出土的丝织品,虽大多已腐朽,但仍有部分样品可供研究。其中素色绢有米黄、烟色、香色,素色罗有米黄、浅绛、烟色、深棕色等多钟颜色。经专业机构分析,这些素色绢的经纬线投影宽度在0.3毫米~0.4毫米之间,素色罗的经纬线投影宽度在0.05毫米~0.3毫米之间,制作技艺已是相当高超,亦可用于绘画之作。丝织品较纸张来说更顺滑,墨色不易晕散,尤其适合作工笔画,装裱起来更显高贵,故历来为画家们所喜爱。

砚台,一般为石质或陶制,相对笔和墨而言不易消耗和损坏,易流传。砚在古代又称为研,《释名·释书契》中解释:“砚,研也。研磨使和濡也。”砚台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的,早期的砚是用一块小研石在磨平的石板上研磨的,春秋时期逐步成型,至汉代已脱离原始研磨器的行列,形成砚台的基本形制:即有一块平整的地方用于研墨,并且在一端有一处凹陷可盛放砚好的墨汁。

常博藏北宋熙宁年制石抄手砚(见图4),长18.4厘米、宽11厘米、厚2.7厘米,平面作风形,前窄后宽,抄手式,砚石为灰褐色,椭圆形砚面,中部微鼓,一端较深作为砚池,砚背刻有“熙宁八年十月宗院记”(见图5)九字阴文。抄手式为宋代典型的款式,由唐代的箕形砚演变而来,其特点是砚背掏空,仅留两侧墙足,似倒置的簸箕,使用时可用手抄起,故名抄手砚。这方砚台制作规整,保存完好,仅边角处略有磕缺,露出白色石质。最可贵的是背部阴刻的“熙宁八年十月宗院记”九个字,“熙宁”为北宋神宗年号,“熙宁八年”即公元1075年,距今已近千年。有资料可查的关于宋代“宗院”的记载,只有《宋史·职官志》载“崇宁三年,置南外宗正司于南京,西外宗正司于西京,各置敦宗院”,“仍诏各择宗室之贤者一人为知宗,掌外居宗室,诏复定宗学博士、正录员数”。可知,此敦宗院为教导皇室宗亲的教育机构。设立敦宗院的年代崇宁三年为公元1104年,还在“熙宁八年”之后将近30年,此砚上所刻的“宗院”想必不是“敦宗院”之意。或有可能是为人名,购得此砚,刻石为记。在历年的考古发掘品中,刻有年款的北宋砚台确实不多见。此砚做为北宋抄手砚的标准器,造型简约,线条流畅,不做过多繁琐的装饰,展现出了宋代艺术品古朴、大气的时代风格。

北宋至南宋中期的抄手砚,其平面和横截面均不是正规的长方形,而为梯形式样,厚度一般不超过3厘米。到南宋晚期,开始出现新的形制,砚体的前后宽度一致,厚度大大增加,再看不到箕形砚的影子。及至明清时期的抄手砚多延续南宋晚期的式样,制作愈发规整,选材愈发考究,宋初的古风气息却渐渐淡去,再无朴素大方的简约美感。2006年常州市常宝钢管厂宋墓出土一方端石抄手砚(见图6),长18.5厘米、宽10.5厘米、厚4.5厘米,平面作长方形,抄手式,端石质,砚石黑中泛紫,砚面平滑,一端倾斜作为砚池,砚池边有圆柱形柱石,砚面和砚池都留有墨迹。此砚造型规整,砚台厚度达到4.5厘米,线条可谓是横平竖直,采用端石制作,石质细腻,为南宋晚期抄手砚的典型代表。

香篆

“中兴复古”香篆(见图7),1978年常州市武进村前南宋家族墓出土,正面为正方形,各边长4.5厘米,正面模印有“中興(兴)復(复)古”四字楷书,其中“中”字钻有小孔,可以穿绳悬挂。所谓香篆,就是印香,又称香印、篆香,最初为寺庙里诵经计时之用,而后在皇室、贵族及文人书房之内普遍使用。打香篆时,要先做好模具,接着填入混合好的香粉,填实压紧,然后起出模具,香篆保持形状不散,即告完成。这类香篆在考古发掘中本就罕见,印有香名的则实属仅见。据《香乘》卷六载“光宗万机之暇留意香品,合和奇香号东阁云头香,其次则中兴复古香,以占腊沉香为本,杂以龙脑、麝身、荐卜之类,香味氤氲,极有清韵。”看来“中兴复古”香极为名贵,在南宋光宗(1190~1194年)年间宫廷御用香料中排名第二。这块香篆质地紧密,且经过煅烧,不像日常使用之物,应是特为往生者制作的随葬明器。

综观以上介绍的各类文房用具——古拙的毛笔,名家制作的烟墨,打磨光滑、造型别致的抄手砚,精细考究的香篆,均是当时手工业水平代表的经典之作,无不透露出简约、优雅的文人气质。观察中国各个朝代的时代气质,其中文人气息最能代表当时的时代特征,通过这些古朴实用的文房用具,我们可以领略到宋朝尚文的时代风气和宋人优雅的生活态度。宋人就是用着这些制作考究的文房用具,创作出无数婉约美妙、豪放雄壮的诗词,绘制出一幅幅具有浓厚时代气息的画作,开创了中国文化繁荣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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