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笔重彩,巨制鸿 12条屏通景
白玉章
水陆画是佛教寺院举行水陆法会时所悬挂的宗教题材绘画，是集儒、释、道三教内容为一体的独特艺术创作。甘肃省山丹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藏的73幅水陆画皆为明清时期遗物。绘画绢本设色，工笔重彩，笔法细腻，色彩绚丽，人物形象生动，被称为“流动的敦煌壁画”，是甘肃河西地区独具魅力的文化遗产。这些水陆画借助对宗教题材的描写，表现了民间世俗生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研究佛教文化、民俗生活、宗教美术的重要实物资料，对考察当时人们的社会风俗、审美习惯、礼仪信仰以及儒、释、道三教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水陆画也称“水陆帧子”“黄箓帧子”，是举办水陆法会时不可缺少的圣物之一。水陆法会全称“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又称为“水陆道场”“水陆斋”“慈悲会”“悲济会”“七斋”等，俗称“打水陆”，是以佛教说法、供佛、施僧、拜忏、为人追福而举行的一种宗教集会。水陆法会初起于印度，南朝梁武帝披览佛经，韧造仪文，创立了最早的水陆法会。后经周隋动乱，仪文不传，至唐复兴，宋代以后，经过不断增补，日趋完善。举行水陆法会的时间和所用水陆画历代并无统一定制，依法事活动规模而定。举行法会时间少则7天，多则49天；法会悬挂的水陆画一般为36幅、72幅、120幅，多则200多幅；参加法会的僧众少则300人，多则可达上千人。随着水陆法会的兴盛发展，水陆画题材越来越多，所描绘的佛神画像也越来越丰富。其神祇形象有一幅单身的神佛画像，也有一幅多身的组合式神佛画像，还有许多儒、释、道的故事绘画。据宋代宗赜《水陆缘起》记载，水陆画分上、中、下三堂，“上则供养法界诸佛、诸位菩萨、缘觉、声闻、明王、八部、婆罗门仙；次则供养梵王、帝释、二十八天、尽空宿曜、一切尊神；下则供养五岳河海、大地龙神、往古人伦、阿修罗众、冥官眷属、地狱众生、幽魂滞魄、无主无依、诸鬼神众、法界旁生。六道中有四圣六凡，则普通供养”。[1]悬挂这些画像，其作用就是通过一系列法事程序，祈请上、中堂的超度者解救下堂的亡灵、孤魂野鬼脱离地狱苦难，转世人间；或者是追荐战争中死去的忠臣烈士等，借以安抚民心，祈求太平。水陆画虽然属于佛教仪式范畴，但其描绘的对象却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形象组合，可以说是集儒、释、道三教题材绘画之大成且纷繁杂陈的一种艺术创作。
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藏水陆画共73幅，其中伟大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1980年捐赠15幅，为清代水陆画，来源不详。1955年由甘肃省山丹县文化馆在山丹本地征集共58幅，绘画绢本设色，纵120～142厘米，横70～78厘米，其中佛教题材画像16幅，道教题材画像20幅，混合道教及民间信仰的鬼神画像22幅。1982年这批绘画移交山丹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收藏，2002年甘肃省文物局专家组初步确定为明代绘画。
馆藏的一幅水陆画《水陆缘起文》（见图1）为研究山丹水陆画历史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该画绢本设色，纵122厘米，横76厘米。上半幅绘梁皇听法图，下半幅为三十三行行书“水陆缘起文”，其中落款为“奉佛弟子姜文秀薰沐叩首书，大明崇祯癸酉五月既往之日大发塔寺释子妙左同师玄一师□□□妙满妙□徒，寓京都大隆善护国寺募置，永远供奉。”“咸丰壬子秋梁可甲纂修。”落款中提到了“发塔寺”，由此说明了这批水陆画与“发塔寺”有着重要的历史渊源。据清代道光版《山丹县志·名胜》记载：“城东南隅明洪武间指挥庄得取土筑城，得铁佛五位，石函一，启视之，有发如新，又有石炉镌字发塔，藏经广明集云：甘肃东一百二十里有山丹南古堆，昔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东震旦国一十九所，一所在此，名曰阿育王塔，今名发塔，勒建发塔寺，因以得名。”[2]唐代佛教文献《法苑珠琳》记载，阿育王在中国为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相继建造了19座宝塔，其中有一座为“周甘州删丹（古称‘删丹，今称‘山丹）故塔”。据《甘州府志》记载：“发塔寺，城东南隅，明洪武年掘土筑城得铁佛五，石函一，内藏发，又有石炉镌字曰‘发塔，有迁来南人包志信、陈文昌募建为寺。宣德年太监王安、指挥使杨斌继建。正统十三年，指挥使彭智增修，僧桑尔伽藏卜与比丘相思藏勒铭，滨州训导陈敏碑记二道。”[3]由此可见，《水陆缘起文》中的所说的“发塔”就是山丹发塔寺，这批水陆画最早应该是山丹法塔寺举办水陆法会时所供奉的圣物。
关于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藏水陆画的断代，根据《水陆缘起文》中“大明崇祯癸酉五月”“寓京都大隆善护国寺募置”的记载，初步确定为明代崇祯癸酉年（1633年）绘制，其题材原型最早在明代由京都（今北京）大隆善护国寺传入。但随着考古发现，将这批水陆画确定为大明崇祯时期绘画的定论是不确切的，值得进一步考证。根据近年甘肃省民乐县发现的清代抄本《谢氏家谱》记载，这批水陆画应该是大明万历年间和清代康熙年间的绘画，部分绘画题材原型是康熙时期由东粤广东传入山丹。《谢氏家谱·谢治传》[4]云：“又如吾里中发塔禅寺，旧有大总戎王公（明代万历年间平羌将军、甘肃总兵、右军都督同知王允中）捐绘水陆佛图一坛，迄今约百余载，竟而残缺零落。公慨然重绘三十二轴，寄回寺僧，以为闾里观瞻。”谢治《重绘法塔寺水陆佛图集》云：“方着意于西来，旋量移乎东粤，谬佐提军……此中偶得善绘者，遂忆当年发塔之愿，即命绘成水陆佛像三十二幅，寄归吾里，敬藏寺内，遇有设斋胜会，焕然悬之，乡党交相睹之，庶不致残缺凋零矣。”“康熙己亥岁春五月吉旦谢治薰沐敬题。”[5]根据《谢氏家谱》的这一记载和《水陆缘起文》的佐证，可以推断出馆藏的这批水陆画不是一个时期的绘画，而是几个历史时期共同孕育的结晶。馆藏的这批水陆画绘制时间最早应该追溯到大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至明代崇祯癸酉年（1633年）和清代康熙年己亥（1719年）又进行了增绘，清代咸丰壬子秋又经梁可甲纂修重裱，敬藏山丹法塔寺内。因此，馆藏的这批水陆画应为明代万历、崇祯、清代康熙三个历史时期的绘画精品，而非全部为明代崇祯时期的绘画。
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藏水陆画人物成分复杂，集儒、释、道三教合一。除佛教人物以外，还有帝王、孝子、贤妇、烈女、九流百家等。不同身份的人物表现得恰如其分，细致入微。就其表现内容和风格来讲，主题鲜明，人物形象生动，并呈程式化的绘画形制。一是绘画中的人物造型、面相、神态、服饰、背景等有较为固定的模式，佛、菩萨、明王、诸天、护法都严格遵照仪轨。例如《释迦牟尼成道像》（见图2），画中的佛像，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法座呈六边形，通体纹饰繁复精美，座上莲台凸起，莲瓣翻卷自如。佛像身着朱红袈裟，袒胸，左手横置双膝上，施禅定印，右手置右膝上，掌心向内，手指指地，施触地印。身后背光分身光和头光，上方有宝顶华盖遮护。佛像面相圆润，头饰螺髻，眼神细而微向下观，肌体丰满，姿态端庄。又如《面然大士》（见图3），又叫面然鬼王、焦面大士，为观音菩萨的化身，所以佛像头顶有观音菩萨画像。鬼王青面撩牙，口吐火焰，体态雄强，发竖目张。整幅画面气势磅礴，动感极强，充满了炽烈气氛。这类佛教题材的绘画都有明显的标帜和持物，如佛像的手印、面相、发髻、变身像、所持法器都喻意着特定的佛理，严格按照佛教仪轨刻画，呈现出固定模式，让人一目了然。道教及民间的神一般多采用汉族帝王、贵妃、文臣、武将的形象，如《天曹大帝天仙五毂神》（见图4）、《嘉靖大帝阳间城隍》（见图5）等。其人物形象刻画都以帝王将相、贵妃仕女为原型，形象多体现出端庄、华丽之气。画中的帝王官贵挺胸鼓腹，神色昂然；王妃贵妾温柔妩媚；武将士卒气宇轩昂，踌躇满志。谋士书生胸藏万机，思虑多端；贤妇烈女忠贞憨厚。《十八罗汉》（见图6）、《阿南尊者》（见图7）则体现出了僧道虔诚恬淡、宁静致远、超然世俗的形象，给人以静谧安详的感觉。二是绘画构图组合表现出了固定模式。绘画很注重人物组图布局，为避免呆板将人物巧妙组合，以人物类型为一组，或以故事情节为一组，独立成小画面。每组都可以是一幅单独成立的精彩人物画，但上下左右互相联系，严谨奇巧。并且运用对称手法，将内容庞杂的各式人物安排得井然有序、错落有致、杂而不乱。为了突出主体形象，各组之间由淡黄、石绿、浅赭三色螺旋形的祥云分隔开，分层渲染，图案化的云朵既调整了画面，又有助于烘托主题。这样的总体布局，使人感到内容丰富，形象突出，情节生动。如《婆罗门仙众士农工商众》（见图8），画面上半部分绘婆罗门仙众，下半部分绘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士农工商众。整幅画面将宗教人物和世俗生活场景安排在同一幅画面，反映了不同的人物故事与生活场景，杂而有序，既和谐又匀称。
绘画采用工笔重彩画法，笔法细腻，线描丰富。线描以铁线描、柳叶描、游丝描、折芦描等结合参用，用笔轻重浓淡相宜，勾勒、渲染十分细腻，毫发入微。所画人物形体结构合乎比例，表情神态丰富自然，富有生气。绘画中人物面相多采用平涂法，平涂后再略加烘染，显得面部轮廓清晰、凹凸有致，使人物的表情神态既准确又生动，给人以有灵魂、有生命之感；衣服裙带则综合运用柳叶描法、折芦描法，舒展流畅，服装质感富有变化，衣褶线有繁有简，疏密有致，衣带临风飞扬，飘逸洒脱，充分表现了丝绸、棉、麻、锦缎、绢帛等不同质地衣料的质感；头饰以金、银水描绘出细致的图案纹饰，使画面显得富贵华丽，至今依然光彩夺目；毛发用高古游丝描法，再加上淡淡的晕染，体现了毛发轻柔蓬松的感觉。如《二十四诸天》（见图9），画面设色和谐，清新艳丽；人物表情端庄，线条流畅而有节奏感；人物须发、肌肉、服饰表现出不同的质感。画面中背光、水纹、叶脉等装饰纹样则普遍采用游丝描表现，这种线条柔中有刚、圆滑流畅，在运动中富于变化，极具装饰情调。画面中祥云、飘带等景物采用生动、活泼的柳叶描技法，使得画面线条丰富多变，灵动飘逸，大有“吴带当风”之状。
绘画用彩方面敷彩浓重，用传统的重彩勾填法，以墨线为骨干，以红、黄、蓝、绿色为基调，从强烈的对比中取得调和，使得绘画色彩丰富妍丽，整个绘画看起来艳而不俗，清新自然。由于使用的颜料多以石青、石绿、雄黄、白垩、云母、赭石、金、银箔料、泥金、朱砂、靛青、雄黄、铅粉、泥银等矿物颜料及金属颜料为主，化学稳定性较强，即使历经千年也不会褪色，颜色艳丽如新。
水陆画以儒释道“三教合一”为背景，借助宗教题材对中国传统绘画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以其独特的宗教艺术风格展现了三教人物故事、民间世俗生活，宣传了宗教的教义和伦理，综合地反映了艺术的传统人文主义精神的超越，成为中国传统绘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藏水陆画作为明清时期甘肃河西地区宗教绘画中的优秀艺术创作，不仅是研究山丹乃至河西地区的历史、经济、文化、民俗生活、宗教思想之间联系的重要实物资料，而且对研究中国佛教文化、宗教美术、民俗信仰、古代服饰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保护、传承和借鉴。
注释：
[1] 戴晓云.北水陆法会修斋仪轨考[J].世界宗教研究.2008（01）.
[2]（清）黄璟编撰，郭兴圣校注.道光十五年《山丹县志》[M].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版，40页.
[3]（清）钟庚起著，张志纯，张民林等点校.甘州府志[M].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版，191页.
[4]（清）黄璟编撰，郭兴圣校注.道光十五年《山丹县志》[M].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版，161页.“谢治，康熙初，从镇肃大都督潘公出征葛尔丹，于招募多获功。奏凯，升广东提标游府。后复为大司马赵公保奏，旨赠骁骑将军授两粤总兵。雄武倜傥，威名盛著。”
[5]谢继忠，寇克红，吴浩军.甘肃民乐发现的清代抄本《谢氏家谱》考述[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3（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