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花雪月”题字瓷器琐谈

风花雪月的事

王志霞　杨建军

宋金元时期，文字作为一种重要的装饰题材在民窑瓷器上流行。这些文字或由硬质工具刻划、或由软笔书写而成，内容丰富，书体多样，于陶瓷、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早在1923年，张厚璜、李详耆先生的《钜鹿宋器丛录》已有瓷器题字章节，可视为瓷器文字研究之发端。笔者在收集整理相关资料时发现，除大量诗词曲外，“风花雪月（或称雪月风花）”四字组合出现频率较高，或阴线刻划，或蘸釉挥毫，别有一番意趣。为什么这四字能够在瓷器上较为集中的出现？其中是否有更深层的文化内涵？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对“风花雪月”题字瓷器进行归集梳理，尝试借助古代文献来分析探讨“风花雪月”语义变化及其与器物之间的关系。

一、“风花雪月”题字瓷器的发现情况

近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推进以及文化传播渠道的拓展，愈来愈多的“风花雪月”题字瓷器进入我们的研究视域，按器类可分枕、罐、瓶、壺、碗盘等几类。

（一）枕

枕1（图一，1），金代，观台磁州窑址出土，编号为T3H2：384，长20、宽14.5厘米，八边形，枕面出檐，白釉泛青，有少量长条状开片。枕2嘲（图一，2），金代，长26、宽19、高11厘米，枕墙四周饰以折枝花草，黄白胎泛红，胎体轻薄，釉面有细小开片。枕3（图一，3），金代，波士顿美术馆藏，施绿釉，枕面以篦划纹分成三区，中间阴线刻“蝶穿柳径烟笼玉，莺坐榴花火炼金”诗句，诗句左右两侧分刻“风花”“雪月”四字。山西侯马工作站藏2件刻写文字枕，造型一致，尺寸接近，应同为元代器物，其中一件（图一，4）长29.5、中宽12.3厘米。

（二）罐

罐1（图二，1），旅顺博物馆藏，1962年普兰店市同益乡出土，直口，卷沿，丰肩，鼓腹向下内收，底内凹并施釉，罐内施褐色釉，釉面有细小开片。器身由四组弦纹将装饰图案分成三区，上部绘以3组竹纹，中部以行草横书“风花雪月”四字，每字之间绘以相同变形花草纹图案，下部以行草横书“清酒肥羊”四字。罐2（图二，2），2003年内蒙古林西县元代陶瓷器窖藏出土，敛口，圆唇，直腹微鼓，平底。口径11.6、高16.4、底径6.5厘米。腹部饰“风花口口”四字，右旋，后两字简报中未能明确为哪种文字，但通释为“风花雪月”，本文仍依此说。

（三）四系瓶

“风花雪月”题字瓷器中，以四系瓶存世量最大，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十余件之多。瓶1（图三，1），郑州博物馆藏，高27.5厘米；瓶2（图三，2），中牟文管所藏，高28厘米。两瓶造型风格一致，肩部装饰两道弦纹，下腹部绘一道粗弦纹，中间褐彩草书“风花雪月”四字，右旋。周口市博物馆藏有一件（图三，3），高28厘米，四字行书，右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在平顶山叶县常村乡文集村出土一件残器（图三，4），尺寸不详，四字行书，右旋。以上四件四系瓶应同为河南瓷窑烧造。另外，见于著录的还有多件，如河南博物院藏瓶，济青公路章丘段M71：2瓶，《磁州窑四系瓶》一书收录的6件瓶。

（四）梅瓶

梅瓶1（图四，1），见于《磁州窑藏珍》一书，高30.5、口径4、底径8.5厘米，四字右旋。梅瓶2旧（图四，2），内蒙古赤峰博物馆藏，高38.5、腹径15.5、底径8.5、口径4.5厘米。瓶身修长，小口，尖唇，削肩，曲腹。腹中部向下渐收，至底部向外撇。自肩部至底部用5组弦纹（每组3道）将瓶身花纹分隔成4区。主要装饰有变形卷草叶纹、牡丹花纹。下腹部题写“风花雪月”四字，右旋，横书。梅瓶3（图四，3），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高37.9厘米，双钩阴线刻划文字，四字左旋。梅瓶4（图四，4），见于曹克家、王书文二位先生所编《宋代民间陶瓷纹样》，因为是摹绘图，又因资料来源复杂，一时无法确考其收藏单位以及四字内容，但与梅瓶3比对，“花”字可辨（图五），故暂且列入，以备后考。梅瓶5（图四，5），1983年10月陕西凤翔县曲湾公社杏树沟大队桑园村金代瓷器窖藏出土，高约30厘米，剔刻文字，四字左旋。

（五）扁壶

扁壶，1件（图六，1），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高26.6、口径5厘米，壶壁绘圆形双边栏，内草书“风花雪月”四字。

（六）碗

碗，2件。原定名或称碗或称盘或称碟，兹迳称为碗。碗1（图六，2），旅顺博物馆藏，口径13.8、底径6.5、高3.2厘米，大连市金州大李家乡出土，应为许明纲先生记载1958年金县金家沟北大壕出土两件风花雪月题字瓷碟中的一件（图七，2），另一件不明。碗2（图六，3），出于绥县三道岗沉船，口径9.8、足径4.1、高4厘米。

囿于资料所限，风花雪月题字瓷器实际存世数量要远远大于如上所列，在《河南禹州神厘镇发现一批瓷窑遗址》中提到有器物底部书有“风花雪月”字样，尚未得见实物及图片。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类“风花雪月”题字瓷器资料能够尽早公之于世。

二、文献中“风花雪月”语义演化之概略

“风花雪月”在不同语境中往往有不同的含义，在今人应用习惯里似乎贬义意味更多一些，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其语义经历了由单一到多元的过程，且中性偏褒应用范围更为广泛。借助古代文献，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了解“风花雪月”一词的发展脉络。

宋代以前，可视为“风花雪月”的萌芽阶段。风、花、雪、月是人们最为常见的自然物象，四字既能单独成义，亦可通过不同的组合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如风花、雪月、风月、风雪、雪花、花月，等等（图八），均是古代诗词吟咏的对象，简以风花、雪月二例示之。

风花：南朝梁何逊（472-519）《赠王右丞诗》：“游鱼乱水叶，轻燕逐风花。”江总（519-594）《长安道》：“日暮延平客，风花乱舞衣。”《东飞伯劳歌》：“风花一去杳不归，祗为无双惜舞衣。”虞世南（558638）《春夜》：“惊鸟排林度，风花隔水来。”郑情（？-710）《折杨柳》：“风花滚成雪，罗绮乱斑斑。”杜甫《寒食》：“寒食江村路，风花高下飞。”薛涛《春望词》：“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白居易《寄同病者》：“或有始壮者，飘忽如风花。”此间“风花”是春天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既是诗人对春意盎然、落英缤纷美好自然景象的直观描写，又有对繁华易逝、人世飘零的黯然神伤。

雪月：贾岛《酬胡遇》：“游远风涛急，吟清雪月孤。”李商隐《无题》：“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沉静的夜晚，天空明月高悬，地上白雪相映，一派清寂幽旷之象，此时此景，也最能触动文人的心绪。可以说，这些两字组合奠定了“风花雪月”四字组合出现的基础。晚唐时，最终出现了四字的组合，郑谷（约851-910）《府中寓止寄赵大谏》：“雪风花月好，中夜便招延。”尽管四字排列次序与我们通常所见的“风花雪月”或“雪月风花”不同，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还是显而易见的。

到了北宋，“风花雪月”已经以完整面貌出现，邵雍首先将“风花雪月”与四时节令联系在一起，在其《<伊川击壤集>序》中说：“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其诗中也能看到类似表述，《春天吟》：“春秋冬夏能无累，雪月风花都一连。”《答人》：“四时风花雪月景，都与收来人近编。”这一时期，“风花雪月”指代四时节令的同时，已有喻指诗文的含义，邵雍《首尾吟》：“皇王旁伯经褒贬，雪月风花未品题。”黄庭坚《醉落魄·一斛珠》：“雪月风花，不醉怎生得。”均是很好的例证。

再后，随着金元散曲、雜剧、明清小说等新的文学形式出现并流行，“风花雪月”语义逐渐分化，走上不同的路径。一条路径是继续保持“雅化”，与格调清远的诗词曲、四时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张养浩《雁儿落兼得胜令·退隐》：“往常时为功名惹是非，如今对山水忘名利。往常时趁鸡声赴早朝，如今近晌午犹然睡。往常时秉笏立丹墀，如今把菊向东篱。往常时俯仰承权贵，如今逍遥谒故知。往常时狂痴，险犯着笞杖徙流罪，如今便宜，课会风花雪月题。”再如元代无名氏《鱼篮记》：“春夏秋冬四季天，风花雪月紧相连。长江不见回头水，人老何曾再少年。”

清代《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四宜书屋》乾隆诗文：

春宜花，夏宜风，秋宜月，冬宜雪，居处之适也。冬有突夏，夏室寒些，骚人所艳，允矣兹室，君子攸宁。

秀木千章绿阴锁，间间远峤青莲朵。

三百六日过隙驹，弃日一篇无不可。

墨林义府足优游，不羡长杨与.暇娑。

风花雪月各殊宜，四时潇洒松竹我。

另一条路径则是“俗化”（即流行文化），用以描述男女爱情以及不羁的生活方式。元代乔吉《扬州梦》：“毕罢了雪月风花，医可了游荡疏狂病。”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回“（高俅）每日三瓦两合，风花雪月。”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诸杂院爨”“拴搐艳段”条下均有“风花雪月”之名目，内中区别待考。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杂剧十二科”亦有“风花雪月”科，有学者将之与“烟花粉黛”科进行比较研究，初步认为两科分别对应了“才子闺秀爱情”和“士妓爱情”，于风花雪月语义演化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瓷器“风花雪月”题字意蕴浅析

（一）指代诗文与四时

瓷器题字有装饰性和非装饰性之分，这在瓷枕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唐代“裴家花枕”“杜家花枕”刻写文字，宋金元瓷枕底部大量的窑户戳印文字以及墨书纪年纪事文字，均可称为非装饰性文字（磁州窑瓷枕枕面釉书“彰滨逸人制”应归入此类）。本文瓷枕上“风花雪月”题字无疑是装饰性文字，但它显然又与福德、福德枕一只、大吉、长命枕、见贤思齐、清静道生、宜男小枕、招财利市、劝鬼（文字抽象，配饰怪异，有研究者认为是道家符咒）等文字寓意存在较大差别，将之归入吉语、格言类均不妥。从时代上分析，观台窑址发掘出土的风花雪月枕时代在观台三期，约在金海陵王天德年间至金宣宗兴定三年，符合“风花雪月”一词的形成发展规律。另外，以诗文为瓷器装饰在唐代长沙窑上已经出现，至金元时期，蔚然成风。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元代釉里红玉壶春瓶，书有南宋无门和尚慧开（1183-1260）的偈语“春有百花秋有月（图九），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巧妙而又贴切地将风花雪月与春夏秋冬四季联系在一起。波士顿美术馆藏绿釉枕“蝶穿柳径烟笼玉，莺坐榴花火炼金”诗句描绘的是春夏之景（莺为夏候鸟，石榴花期在五月至七月），两侧“风花雪月”不仅仅起简单装饰作用，应该还与枕面诗文有一定联系，寓含四时之意。因而，笔者认为瓷器上的“风花雪月”极可能指代诗文或四时，既省却了书写大量文字的冗累，也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

（二）有可能为古代酒令

在前文肯定瓷器“风花雪月”题字与诗文及四时存在密切关系的基础上，之所以又进一步提出“风花雪月”有可能为古代酒令的观点，主要还是基于对器物功能的综合分析。在不排除一器多用的情况下，文字在瓷器上的盛行，为我们明确器物具体功用提供了佐证。

四系瓶，就所见资料看，题字四系瓶中直接书有“酒”字的就有“好酒”“酒酒酒”“玉酒当宝”“清酒肥羊”“平李有酒”等，另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八思巴文“美酒”四系瓶，辽宁喀左还出土有一件“次壹平（瓶）好酒”三系瓶（原定名罐）。此外，四系瓶上还出现了诸如“梨花白”“竹叶青”“大都春”之类的酒名，由此可以确认四系瓶的酒具功能。

“风花雪月 清酒肥羊”罐同样是盛酒容器，用于酒器的大口罐不乏实例，如元代“梨花白”罐（图十，1）、“无深巷”罐（图十，2）、“秋露白”罐（图十，3），内蒙古林西县“风花雪月”罐虽在器型上与它们有一定差异，但用来作酒器亦为正常。

“风花雪月”梅瓶，有称梅瓶为“经瓶”者。孙机先生称为“长瓶”，并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中以实物为例对其酒具功能作了分析，如上海博物馆藏“清沽美酒”题字瓶和“醉乡酒海”题字瓶。另外陕西西安还出土有一件“风吹十里透瓶香”题字瓶，盛酒容器的功用从字面中就可识别。

“风花雪月”扁壶，同类器物如大英博物馆藏元磁州窑羊羔酒铭扃壶（图十，4），肩部折曲明显，不似“风花雪月”扁壶圆浑。壶口一侧题“白山贾家造”，另一侧题“羊羔酒”，显示该壶是作为酒器使用的。

“风花雪月”碗（或碟），在一器多用的情况下，用来饮酒亦非不可。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诗与酒关系至为密切，许多诗词都是在会宴过程中产生的。如唐代著名的“高氏三宴”（分别为晦日置酒林亭、晦日重宴、上元夜宴效小庾体），参与者众，得诗甚夥。一宴二十一人，皆以“华”字为韵；二宴八人，皆以“池”字为韵；三宴六人，皆以“春”字为韵。“华”“池”“春”三字均可认为是字令。我们再来看“风花雪月”四字，魏了翁（1178-1237）《次韵李彭州乞鹤于虞万州》：“宾朋满座酒如缸，雪月风花应接忙。”王磬（字鸿渐，号西楼，高邮人。约1470-1530年在世）《闰元宵》：“酒有情，诗添兴，催逼得雪月风花不暂停，运转丰登。”似乎有一条隐形的线把酒、诗与“风花雪月”四字贯穿起来，将“风花雪月”四字指向诗词酒令。但检索文献，唐皇甫松《醉乡日月》、宋窦苹《酒谱》、明袁宏道《觞政》、清张忽《南村觞政》、清郎廷枢《胜饮编》、清俞敦培《酒令丛钞》等均未有记载，是否因其覆盖面实在太广而无从着手？崇祯本《金瓶梅》第五十四回中，西门庆、常峙节、应伯爵、韩金钏等人在城外内相花园游玩，饮酒时西门庆行令，即“风花雪月”，要求四人依次说出含有风、花、雪、月的诗句。西门庆首先说出“云淡风轻近午天”，有“风”字；次常峙节说出“傍花随柳过前川”，有“花”字；应伯爵第三个说，却说出“泄漏春光有几分”，因没有“雪”字被罚酒；第四个“月”字本应由韩金钏说，韩金钏不肯，最终由西门庆以“月殿云梯拜洞仙”来完令。这也是笔者见到的唯一一条直接以“风花雪月”为酒令的记录，惜其出现时间晚于“风花雪月”题字瓷器。

综观本文所录诸器，主要为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的民窑器物，相比官窑瓷器，其植根于民间的简拙率真特征自不必言，但一看到“风花雪月”四字即认为其“应为戏楼或妓院所用”，未免有失偏颇。马小青先生曾在《磁州窑四系瓶新证》一文中提及“风花雪月”与酒文化相关，但并未展开论述。“风花雪月”四字较集中地出现在瓷器上，虽不能完全排除时人有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但笔者倾向其更多地与诗词四时相关、与酒令中诗词雅令相关，体现的也是一种“俗中向雅”的文化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