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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粟大千

颗粟大千中国古代玺印精品展在西安开展伏海翔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印章是出土于殷墟的三枚铜玺,大约是商代武丁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在陕西扶风县黄堆乡云塘村、庄白村西周中晚期灰坑中发现了两枚铜质印章,李学勤先生如是说:“可能含有某些图腾或家族徽志的意味”。这也是陕西地区发现最早的古代印章。《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颗粟大千中国古代玺印精品展 在西安开展

伏海翔

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印章是出土于殷墟的三枚铜玺,大约是商代武丁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在陕西扶风县黄堆乡云塘村、庄白村西周中晚期灰坑中发现了两枚铜质印章,李学勤先生如是说:“可能含有某些图腾或家族徽志的意味”。这也是陕西地区发现最早的古代印章。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又《吕氏春秋·适威篇》说:“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圜则圜。”玺就是印,玺书就是用印章封发的官府文书,襄公二十九年系周景王元年(前544),已经处于春秋中叶。由此可知,玺印作为一种凭信,至少在春秋中期已经被广泛使用。

西安博物院收藏历代玺印近一千枚,时间从战国到明清,以秦汉时期居多。本文以西安博物院藏印为例,兼述历代印风。

战国时期的印章,我们通常称之为古玺,这是源于战国时称玺不称印的缘故,战国古玺分官玺、私玺两大类,印文分朱文和白文两种,少见有朱白文相间者。战国玺印文字排列活泼、错落有致,章法极为精美。除官、私玺外,还有吉语、动物、人物等等。因地域而言又有楚系、齐系、燕国、三晋玺印等风格之分。如“口生玺”(图一),铜质鼻钮,印文揖让穿插,方圆相济。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命丞相李斯把和秦国不同的文字一律废除,经过删减,整齐划一,制成了全国统一的文字——秦小篆体。秦始皇为了提高中央专制政权的地位,制定了一套新的典章制度,规定只有皇帝用的印才能称“玺”(从那时起铼字都作玺写),官吏和百姓用印只能称印。

姚缑(图二),秦代,玉质,覆斗钮。钮上和印侧均以勾连云纹藻饰。印面加有框格,印文结字整饬,线条秀润舒朗,笔意明显,与秦小篆书法极似,也是秦印之典型特征。

秦代印章有的和西汉初期的印章不大容易区别,但仔细辨读还是可以区分的。秦官印多作方形,白文印印面多加有“田”字格,私印多作竖长方形,也称半通式。西安北郊相家巷村出土的秦代封泥“酆丞”(图三-1)与秦印“酆丞”(图三-2)如同出一模。除官私印、吉语印外,还有一些用格言、成语入印,如“相思得志”“日敬毋治(怠)”“忠仁思士”等,这一类印章一般都称作闲文印。

西汉初一改秦凿印的艺术手法,多采用铸造。西汉初期的官印多承袭秦印风格,印文饰以“田”字界格。但它们的书法少了秦印那种柔媚,而多用方笔,结字方圆相济、苍劲有力,钮制形式也比秦印丰富,有鼻钮、瓦钮、台钮、蛇钮、鱼钮等。西汉铸印布局严谨,平正方直,虽少了秦凿印的活泼之趣,但形成了庄严典重、雄浑伟丽的艺术风格。

军市令印(图四),西汉,铜质瓦钮,1997年西安市出土。军市令为汉代军营中设立掌管与民间贸易的职官。

西汉私印在风格上的发展与西汉官印同步,逐渐衍变为文字布排整饬、笔画平直的艺术风格,给人以清雅恬静之美。陈请士(图五),水晶质,覆斗钮,1992年西安市未央区范南村出土。通体晶莹剔透,印文布排大胆巧妙,玉箸银钩,是为西汉私印的佼佼者。与其同时出土的陈请士(图六)玉印,章法构思精巧,二印炫异争奇。

新莽时期的官私印在形式上和西汉区别不大。由于新莽手工业比较发达,这时期所铸造的官私印比西汉更为精美,尤其在印钮上更加精致生动,有的私印还采用鎏金、错银、镶嵌等艺术手法加以藻饰,使形式美和内容美有机统一,把印章艺术的美推向极致。新莽在政治上标榜复古,其度量衡比西汉较为短小,所以这一时期的官印都较小一些,约为2.3厘米见方。

王精(图七),新莽,金质龟钮,印文精美绝伦,1996年西安市碑林区沙坡砖厂汉墓出土。在汉代官印系统中,帝、后用玉质,为螭虎或龙钮;王、侯、太子、丞相、太尉以及归属中央的少数民族首领用金印,为龟钮或驼钮;两千石或中两千石高官为银质龟钮;千石或二百石为铜质鼻钮;列侯以下皆称印,列将军称章;这种玺印制度从秦汉至隋唐变化不大。金质私印在古代玺印中极为罕见。郭庆(图八),银质龟钮,龟背镶嵌六颗红玛瑙,使印章通体增加华丽之感。

新莽官印在规定印文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改革。新莽规定,官印字数均不少于五字,凡不足五字的在官爵名称后加“印”“章”“之印”“之印章”等内容,多于五字者在官爵名称后也辅“印”“章”“之印”等内容。新莽规定,官印在文字布排上不得少于三行,凡五字或印文字数为单数者则将“印”“章”这些助文字结构拉长,独占一行,使印文布排整齐匀称,这在中国官印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在官爵后辅以“印”“章”等助文字的作法也并非新莽独造,而在西汉末年是不为少见的。

东汉刘氏废莽复祖以后,只是对西汉的官制进行了承袭,并没有新的发展。东汉对睦邻之国及部落,皆视为臣属关系,所授官印皆在印文前冠以“汉”字,将军印和颁发给兄弟民族的官印,多半临时凿刻而成,我们把这一类印章称之为“急就印”。东汉末年,由于政府腐败,一些权贵势力割据一方,他们也在自己辖属之内封官拜爵、制授官印,官印颁制混乱不堪。

奉车都尉(图九),魏晋,铜质龟钮。西汉武帝始置,职掌皇帝车舆,多由皇帝亲信充任,秩比二千石。东汉名义上隶光禄勋。三国因之,地位漸低。魏、晋用作加官,与驸马都尉、骑都尉并号“三都尉”,多任宗室、外戚,并奉朝请,六品,名义上隶散骑省。历代多设此官,宋朝废。东汉除官私文字印外,大量出现了人物、车马、鱼雁、鸟兽等肖形印,有的还假以龙、虎、凤、龟四种动物来藻饰印面。

日光·肖型(图十),东汉,铜质穿带印。穿带印即双面印,两面之间有一穿孔,穿孔一般为长方形,亦有圆形。此印一面为“日光”二字,另一面作人、虎肖形图案。

萧胤套印(图十一),东汉,铜质龟钮,三重套式。依次分别为萧胤印信、京兆长陵萧胤季长印、萧胤,俗称母、子、孙印。京兆长陵为地名,季长为萧胤的字。

言事是一种表书文式,古代专指向君王进谏或议论政事。甘旸《印章集说》云:“秦汉书简间只用名印,后有某人言事……某人言疏等字者,极当……大约书简中及封固处只用一名印足矣。”意为封笺之意。甘楗言事(图十二),铜印狮钮,朱文,子印缺失。

东汉时期,由于黄老思想的盛行,人們对道教的三清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和真武大帝神(也称玄天上帝,即北方七宿,以北斗为代表)顶礼膜拜,这种崇尚在宋代已很是盛行。有的宗教印章是以北斗七星、三清符号作为变体而装饰的文字,有的还以真武、雷公等造型为主图,再穿插辅以文字,但都不易辨识。

北极驱邪院印(图十三),明代,铜质矩形钮。印面由“北极驱邪院印”印文、三清神符号、雷公神步罡踏斗图三部分内容组成,是道教符篆派所用的法印。道符印概而论之,代表着上帝、天神的旨意,是天帝所授,代表神之仙迹,文图神秘诡异。“北极驱邪院”是天庭名号,中间是猴脸尖嘴的雷神“步罡踏斗”施法的形象,最上端是三清符号。

宗教印章是中华民族宗教文化的派生物,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表现,它作为天神的象征,具有通神、护身辟邪、去病、差神遣将等多种作用。

魏晋印章沿袭了汉代的形式,在铸造上却不及汉印精美。魏晋印章大都采用凿法,笔划较为纤细,文字章法随心所欲,雍容而不迫塞,拙稚又不荒野,别具写意的趣味。魏晋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官印,前面都冠有魏晋的国号,这也是断定时代最好的标识,如“晋率善氐佰长”(图十四)。

隋朝建立以后,虽然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了改革,但在礼仪、官印制度方面还是因袭了北周的制度。《隋书·礼仪志》中记载:“金章龟钮,宗孝建故事亦谓之玺,今文日‘印,又并归于官府,身不自佩,例以铜易之。”也就是说隋朝官吏不必佩印,印章已交由官府保管了。标志着秦汉长达八百年的印绶制度被废除。从目前发现的隋代官印来看,一般都在五六厘米见方,也就足以证明南北朝时期官印逐渐加大的情况,在隋代已完全确定。

隋代印文弃汉缪篆之制,又复归秦小篆之法,但又不如小篆那样规整,构图随意性较大。隋代出现了采用蟠条焊接制作官印的艺术手法,是用条状铜丝,根据印文的笔画盘曲环绕,分主笔和支笔,穿插点截,焊接在已经制作好的印模上,有的文字笔画几乎用一根线条代替,但制成后那种铁线银钩的笔意,动中有静,拙中孕巧,形成了清雅而写意的艺术风格,也给篆刻艺术的发展传来了新的信息。隋代官印开始在印背上凿有年号款,因此在时代上容易确定。

千牛府印(图十五),隋代,铜质矩形钮。1971年西安市长安区五星乡建斗村高南组出土。印文“千牛府印”四字介于篆隶之间,为盘条焊接法制成。印背上还有一“上”字,以示钤盖时方向的辨识。千牛本为刀名,南北朝后期有千牛备身的官名,即持刀侍立左右的近卫,隋唐沿用其名。

唐承隋制,印章发展变化不大,但这一时期墓葬明品中又出现了瓦印。瓦印又称陶印,瓦印的制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将砖瓦经过打磨,然后在上面镌刻上文字,如“云阳县印”(图十六);另一种是在泥坯上先进行镌刻,然后烧制而成,如“万年县之印”(图十七)。瓦印虽不及铜印那样精美,但其古陶留下的斑驳,尤显苍朴厚拙,别具一番趣味。

彭郡子光图书(图十八),五代,铜质矩钮,印文拙朴率性。甘旸《印章集说》云:上古收藏书画原无印记,始于唐宋近代好事者耳。其文有某人家藏、某人珍赏、某郡某斋堂馆阁图书记,印于所藏之书画上,其理最通其宜子孙、子孙世昌及子孙永宝,皆古钟鼎款识。顾氏摹入印谱,用以收为藏印亦可。

宋代官印以篆书为主,笔画有增无减,弯曲重叠,充盈印面,形成了宋代官印特有的书体——九叠篆。

公元1032年,党项羌族在宁夏、甘肃、陕北、山西一带创建了西夏王朝,夏景宗李元昊亲自主持创建了仿照汉字的西夏“国书”——西夏文,共六千余字。西夏文多用会意、形声造字,几乎吸收了汉字的所有笔画,但没有套用一个现成的汉字,西夏文字字体方整,笔画繁杂。

西夏官印笔画盘曲弯折,布满印面,这种与宋官印“九叠文”相似的书体,是为西夏文篆书,如西夏文“首领”印(图十九)。西夏官印几乎全为白文,线条粗犷流畅,印面加有圆角边栏,印背有西夏国书凿款,这也是西夏官印一个明显的特征。西夏私印传世极少,与官印正好相反,均为朱文,且以西夏文国书入印,形制有方形、圆形等,有的还不加边栏,印面构图空灵,印文笔划清新,比汉楷更为生动。从西夏官私印的书体、朱白、印章形式等多方面综合来看,西夏王朝对官私印的颁制是有着明确的规定。

从考古及文献资料来看,金代官印在使用制造上前期与后期有所不同,这是由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缘故。据史书记载:正隆初年的官印,有的用辽金旧字及契丹文字,正隆元年始令礼部重铸颁发。金代初年由于战乱,朝廷无暇顾及制造官印,只是袭用辽、宋官印。太宗天会四年(1126),仿照辽、宋制度革新官制,始建三省之制。熙宗时期进行改制,“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所设的各级官府和官吏均授以礼部颁发的官印。根据官位的高低分金、玉、银、铜不同的质地,皇帝、皇后、太子的玺印用金或用玉,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亲王、尚书令之印均是金印,诸君王和正一品、从一品印为镀金银印,正二品、从二品官印采用镀金铜印,三品以下的官印均采用铜质。如“行尚书六部主事印”(图二十),印背文字左为“陕西行部造”,右为“正大八年十月”,钮上文字为“上”,两侧边款分别为“行六部主事”和“印”。印文盘曲迂回,从风格上沿袭了宋代官印九叠篆的特征。

耀州造到大宝券纸(图二十一),金代,铜质矩钮,印体硕大,印文为楷书。耀州为地名;造到,制造之意;宝券,金代货币的名称。犹如纸币。《金史·食货志》记载,是以桑树皮为原料,它是取之于民,所征之钱名日:“桑皮故纸钱”。金史载,贞祜三年(1215),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曾上书朝廷,因陕西驻军多、费用大,所需经费来自京师,请求降板就地印造。此印的发现与1965年西安地区出土的金代贞祜三年交钞文铜版,说明朝廷准允乌林达的奏议,在陕西耀州设立制造“贞祜宝券纸”机构。

八思巴文是以藏文为母体,将藏文的音符文字形体加以变化,并吸收了九叠文的特点,再加自制的藏文演绎而成的。

“淮安百户印”(图二十二),元代,铜质柄钮,印文(八思巴文)排列规整,棱角分明,行与行之间分割明显,印背左刻“中书礼部造,至正十八年八月”,左刻“淮安百户印”,背款均采用汉字凿刻。八思巴文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从左向右竖写,字母和字母的连结也自上而下。

“元押”以其独特的形式入印,并以自身独有的“署押”功能,成为印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

蒙古人人主中原以后,汉楷作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常用的字体,必然受到蒙古上层贵族和下层的士平民的接受。在使用汉楷押印的同时,蒙古人也尝试用自己发明的“新字”入印,这就是“八思巴文押”(图二十三)。当蒙古人与汉人之间不能达成共识的时候,他们便以图象取代文字入印作为一种凭信来相互沟通,这就是图象押,图象押的形制很多,钟、鼎、壶、瓶、葫芦、人物、动物等,五花八门。

明代公印主要有铜质和木质两种,形制除方形以外,还多见有长条形和长方形。明代公印都有背款,刻有印文、制造机构以及编号。

汧阳端懿王印(图二十四),木质,钮脱落,通体施有金漆,印文篆书,印面10厘米方。端懿是.淠阳王的谥号。此印对研究明代的印绶制度和明代王室的丧葬制度有重要意义。

宋元以后文人流派印的兴起,金石篆刻作为一门艺术与诗书画并辔,代表明清玺印最高水准的官印,再也无力掀起印章艺术的波澜。

(责任编辑:耿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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