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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博物馆藏日本军票探究

湖南省博物馆藏日本军票探究文沙伟沙伟日本军票最初称“军用切符”,为“日本军用手票”的简称。它是当时的日本政府为实行对外侵略战争而特别发行的、在日占区强制流通使用的一种纸币。日本军票不但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日俄战争中使用,而且还于1914年侵占我国青岛、1922年出兵前苏联的西伯利亚,以及1937年全面侵

湖南省博物馆藏日本军票探究文 沙伟

沙伟

日本军票最初称“军用切符”,为“日本军用手票”的简称。它是当时的日本政府为实行对外侵略战争而特别发行的、在日占区强制流通使用的一种纸币。日本军票不但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日俄战争中使用,而且还于1914年侵占我国青岛、1922年出兵前苏联的西伯利亚,以及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和1941年太平洋战争中在日军和所占领区使用。特别是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军票券种繁多,发行数额巨大。笔者根据参观、了解的湖南省博物馆藏日本军票,辅以相关历史文献和学术论文探究,以此揭露该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铁证。

一、日本军票的发行目的研究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他们不仅用枪炮和刺刀任意剥夺中国人民的生命,同时还用军票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来实现所谓的“以战养战”。根据湖南省博物馆《血腥的白条——馆藏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发行的军用手票》主题展馆内容介绍,以及林晓光、孙辉所撰《日本军票史小考——兼论日本对外经济侵略》一文,笔者得知早在1937年10月22日,日军第10军准备在浙江省杭州湾登陆作战之前即已发行了甲号票军票。当时日军为了扩大对华侵略,通过内阁会议决定了《军用手票发行要领》。同时还由大藏大臣下发了《华北事变派遣部队经费支办军用手票发行手续》训令,以此规定了军票的具体发行程序,并说明甲号票军票是为了华北派遣军的“军人、军属的俸给以外的支付”的所谓“发行目的”。

张赛群所撰《抗战时期日本的军票侵略》一文介绍:“八·一三”上海战事之前,上海派遣军使用的是日本银行券(下简称“日银券”),而华北侵华日军则以朝鲜银行券(下简称“朝银券”)支付军费。随着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侵华日军军费支出大幅上升,加之“日银券”和“朝银券”在日占区的流通不顺,使得日本内阁决议再度发行军票。1938年9月,日本内阁对原有《军用手票发行要领》实施了修改,内容中将军票的发行目的扩大为“一切军费的支付”。其后随着10月份日军第11军攻占武汉、第21军攻占广州,中国的长江中上游和华南地区也随之流通使用了日本军票。1937至1944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居然发行了7种票号、24种券种的军票。故笔者认为日本军票的发行和流通,有着非规范性、强制流通性、侵略性和阶段性四个特征。同时笔者认为日本政府发行军票的真正目的:一是为了避免“日银券”贬值,缓解侵华战争给日本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二是为了掠夺中国占领区的物质,套购国际市场的战备资源;三是为了打击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维持外汇市场的法币,以此削弱中国沦陷区人民对法币的信任和中国抗战力量。

二、日本军票的形制和特点

笔者通过查阅日本的清水善后所著《支那事变军票史》,日本作家高木健一、小林英夫的《香港军票与战后补偿》,以及黄美真、李占才编著的《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三本历史文献书籍,对照湖南省博物馆馆藏日本军票实物,现对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发行的军票形制作如下整理。其中甲号票属于最早时期的军票票,目前存世量最少。到丙号票时票面图案设计才较为规范。后来随着侵华战争扩大,军费猛增,日本政府只有滥印军票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故又印发了丁、戊、戌号票和现地刷。

1 甲号票 1937年由日本内阁印刷局制造发行,是同年11月5日,率部在杭州湾登陆的日军柳川平助中将所携带的、日军在所占领区内专用的军票。该票种属直型票,无数量编码,且印制粗劣。图案与早期军票大同小异,面额分拾钱、五拾钱、壹圆、五圆、拾圆5种。其中,蓝色的拾钱票幅为119×72毫米,黄色的五拾钱票幅为125×78毫米,紫色的壹圆票幅为130×80毫米,红色的五圆票幅为137×87毫米,绿色的拾圆票幅为148×98毫米。

2 乙号票 1938年8月发行,日军在未印号码、记号的“日银券”上加印“军用手票”及“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手票”字样,同时将原有“日本银行兑换券”字样用红色涂掉。该票种分壹圆、五圆和拾圆3种面额,正面图案分别为日本历史人物武内宿祢、菅原道真及和气清麻吕。其中的壹圆票票幅为145×85毫米,五圆票幅为132×76毫米(见图1),拾圆票幅为142×82毫米。此票是时任日本大藏省的理财局长,为了军票不会“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失去信用”,提出在华中地区使用“日银券”或与其图案相同的军票而特别发行的。

3 丙号票 1938年10月发行,是日军利用乙号票的旧钞版,将原有“日本银行兑换券”字样改为“大日本帝国政府”字样的军票。当时的发行背景是为了美化外观,为了“无损日本帝国的形象”。另外,丙号票与乙号票相比,相同之处为颜色、图案、面额和票幅完全一致;不同之处一是票面上的文字由“日本银行兑换券”改为了“大日本帝国政府”,二是挖掉了乙号票下面的“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手票”字样。如正面图案为日本历史名人和气清麻吕,票幅为142×82毫米的拾圆(见图2)。

4 丁号票 1939年6月发行,是日军为了避免图案相同的乙号票和“日银券”同时使用所造成的混乱,同时消除军票中征服者的色彩所引来的中国人民的厌恶,模仿法币而专门印制的横版军票。该票种全部无印量编号,面额有壹圆、五圆、拾圆和壹钱、五钱、拾钱、五拾钱7种,图案采用了中国人所熟悉的云龙和凤凰。其正面均即有“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手票”的字样,其中仅棕黑色、票幅为140×67毫米的壹圆(图3),和蓝黑色、票幅为150×72毫米的五圆票为凤凰图案;其余5种面额如焦茶色、票幅为160×77毫米的拾圆(图4),茶褐色、票幅为95×45毫米的壹钱(图5),黑绿色、票幅为120×58毫米五拾钱(图6),都采用了云龙图案。

5 戊号票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发行,是日军为了加紧从被占领的中国沦陷区进行经济掠夺,同时为了更具欺骗性而推出的军票。该票种比丁号票多了一种二厘五毫的面额,共有8种。图案只是删除了丁号票正面图案的“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手票”中的“军用手票”四字,同时在壹圆以上的大面额票面,如壹圆(图7)、五圆(图8)及拾圆(图9)印上红色的记号和号码,五拾钱以下的小面额票面上如拾钱、五钱(图10)、五拾钱(图11)印上记号而已。故丁号票与戊号票的区别,一是看有无“军用手票”四字,二是看记号和号码。

6 戌号票 1940年9月发行,是日军为了供应印度支那派遣军(侵华日军中的南支那派遣军的战斗序列下编成)的军用资金而新发行的军票。该票种票面上删除了“军用手票”四字,但却特意保留了“大日本帝国政府”七字,以此表明它们是日本政府所发行的纸货。现发现有五拾钱和壹圆、五圆、拾圆、百圆5种面额。

7 现地刷 1944年由日本内阁印刷局制造发行,是强弩之末的日本侵略军由于物资极其匮乏,加之货币大幅贬值,为了应急而赶印的3种百圆钞。此三种百圆钞分为两次发行:第一次发了2种,一种正面图案为日本历史人物圣德太子,另一种正面为双凤图案;第二次又将旧钞版带到占领地,印制发行了棕色的百圆钞(图12)一种,其正面图案为圣德太子。

由此,笔者总结侵华战争中日本军票的发行有四个特点。其一,日本军票种类繁多,笔者通过相关资料、文献统计,发现其总共发行了7种票号、24个券种。其二,日本军票发行数额巨大,发行总额竟然高达7.0973亿日元。其中,甲号票发行额4381万日元,主要流通在浙江省沿海地区;乙号票发行额5000万日元,主要流通于上海地区;丙号票发行额1.8840亿日元,主要流通在江苏省和华南部分地区;丁号票发行额1.0427亿日元,主要流通在华中地区;戊号票发行额2.9325亿日元;戌号票发行额3000万日元,均在华中地区流通。其三,日本军票完全乃政府行为,是日军企图依靠军事力量推行政治经济扩张,痴心妄想建立以日元为中心的战时区域性金融体系,以此达到“大东亚共荣圈”为目的的一种卑鄙手段。其四,日本军票毫无任何金融储备支撑,如果它离开了日军的血腥统治,则完全变成了一张被唾弃的废纸。

三、日本军票的发行和使用原因浅析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发行、使用如此种类繁多、数额巨大的军票,笔者非常赞同王玲菱所撰《军票——日本对外侵略的铁证》一文中提到的三个原因分析:其一,中国地域广大,各地金融制度和货币流通情况不一,为使日本军票更易被沦陷区人民接受,故有不同券种之需。其二,日军军费的增长和对资金的需求有阶段性的特点,不同阶段需发行不同军票以应付军事需求。其三,日军在不同沦陷区使用不同军票而造成不同的金融体系,不但能够破坏中国的金融秩序,而且还有利于日寇在经济、金融上对伪政权的控制。

同时笔者还认为,日本军票的发行完全是为了维护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军票的使用既打击了南京政府的抗战经济基础,又笼络了武汉政府的势力。它们在废除日本军票的使用后,仍然还是把负担转嫁到了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身上。1941年日本政府挑起太平洋战争后,尤感伪政权在维持占领区统治的重要作用,由于各种伪币的发行得以用于军费支付,故除了香港和海南岛外,日本政府于1943年暂时废除了军票。但1944年又冒出来面值更高的百圆钞军票“现地刷”,直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军票才彻底停止使用。

透过这些湖南省博物馆藏的日本军票,我们可以看到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它们极其充分地表现了日本军国主义掠夺和搜刮中国的目的,以及作为侵略手段和工具的本质属性。它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资源和民众财富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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