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鸭子
刘玉婷
大元，当年这个来自草原的蒙古民族认为，宗教嘛，就是要与上天取得联系，获得力量，而不同宗教采用的方法不同而已，所以大元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元时，伊斯兰教在中国虽赶不上儒释道的影响力，不过规模也算空前了。
往来如梭
泉州与穆斯林情根深种，保留下来许多伊斯兰教石刻，现存穆斯林在中国创建的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清净寺也在泉州。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藏有一件伊斯兰教墓棺底座，据推测，就是阿拉伯商人浮海而来，定居泉州，最后葬于此地的遗物。
阿拉伯商人来经商，走的就是海路：从波斯湾出发，沿着阿拉伯海北岸行至印度西海岸，绕过印度南端，横跨孟加拉海，穿过马六甲海峡，途经东南亚国家，来到泉州。这只是海丝的其中一小段。走这条航线往返大约需要两年，即使耗时这么长也没见这条航线没落下去，反而越走越繁华，泉州港也迅速崛起了。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介绍泉州（元时称刺桐，因全城满是刺桐树得名）时，称赞泉州城“宏伟秀丽”、泉州港“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大批中国产的龙泉窑、德化窑、南安窑瓷器因价廉物美由泉州港远销57个国家和地区，各国的商舶满载香料、药材、珠宝等货物云集泉州港。泉州货物吞吐量全国第一，海外航线遍布全球，是元代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对外贸易港口。
可以和泉州港相提并论的国际大港分别是宁波港（元时称庆元）和广州港。宁波港主要和日本往来。和其他两个港口相比，宁波离日本最近，七八天就能到日本的福冈（元时称博多）。宁波与日本的贸易属于出口一边倒，而且是日本“上杆子”地要求和中国贸易，主要是铜钱、经卷、瓷器等货物输往日本，销量也很大。广州港是中国重要的造船基地。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描述，印度和中国之间来往的海船有四层高，可以装下一千人，而这种海船就是广州制造的。
重商主义
元代，藉由海上丝绸之路与外界往来的海外贸易如此盛行，那么元政府在其中的立场如何？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细数中国历代，元朝政府所表现出来的重商精神是绝无仅有的。忽必烈和他的后继者既支持商业活动，对商人也没什么偏见，提倡的是重商主义的价值观。深究原因非常好理解，早年驰骋草原的蒙古族，手工业十分落后，他们习惯于通过交换获得日常生活和战争的必需品。渐渐地，逐利的本性显露出来了，必需品的交换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对财富的狂热追求也让陆上丝路更加红火。1276年，元灭南宋，外族首次统治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尽归大元。自从最富庶的出海口易主后，这些港口的海外贸易数据都入了大元的统计，大元可谓初尝甜头。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丰富了大元皇帝的奢侈生活，商业厚利充实了大元的国库，元朝政府赚得是金满钵盆，对于商贸尤其是海外贸易更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和重视。
因此，官方制度层面，值得一提的是市舶制度和官本船制度。
市舶制度是元代官方管理海外贸易的基本制度。它不是元代的首创，却也有自己的特色。宋代时，各通商口岸就设立了市舶机构，还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市舶制度，负责管理进出口船舶、向海商征收商税、对市舶官员和商人建立奖惩机制。元朝的理财大臣们想通过船货和贸易的税收来充实国库，于是沿宋代旧制，在多处设立市舶司。市舶司地点屡次变更，到1322年，泉州、宁波、广州三处市舶司才算稳定下来。元代还制定了一部《市舶则法》，无论官吏、僧人道长，都可以从事海外贸易。舶商及水手也不用服杂役，这是鼓励海外贸易的硬性措施。南宋降将蒲寿庚很擅长招徕外商，忽必烈赏识他，让他继续主持市舶司。还有大将董文炳解下金虎符给蒲寿庚以示嘉奖，忽必烈得知后，对董文炳不但不加责备，还另赐他金虎符，元朝皇帝对市舶司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官本船，顾名思义，“本”是官家的，像元朝廷这样赤裸裸地追逐利益也是不多见的。此前，宋朝廷靠市舶抽分（收税）、坐等海外贡品的方式获取的微利有如隔空搔痒，远远不能满足元朝廷的胃口。于是政府官本造船，既出船又出本，召集舶商出海从事贸易，负责具体经营，回来后利润七三开，官七商三。政府如此直接或间接地插足海外贸易经营，是官本船制度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政府出钱出船、商人出汗出力的贸易组合，既可裕国，又不损民，大家喜闻乐见。1289年，光江淮行省的市舶税就有珍珠四百斤，黄金三千四百两，以此推断，全国市舶税可就是个大数目了，因此政府海外贸易的利润自然也是非常丰厚的。出行的商人不需要付出成本，凭借经验和劳动就能获利甚丰。嘉定商人杨枢率官本船两次到波斯湾，换回豹子、白马、黑犬、琥珀等奇珍异兽，进献朝廷，因为干得不错被朝廷树为典型，封了海运千户的官，还受了皇帝的接见，可谓名利双收。而至于官本船法没有让有资本的富商在海外贸易中分一杯羹，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最后遇到更多的阻碍而被迫废止，这就是后来的事了。
态度开放
海外贸易有如此丰厚的高额利润，可元朝廷说禁也就给禁了。中国海禁还真不是明清的专利，真正的鼻祖是元。元朝的海禁时禁时弛，从1292到1294年，从1303到1308年，从1311到1314年，从1320到1322年，共有四次。说起来，海禁和官本船制度还有因果关系。海外贸易的诱惑促使许多豪商私自下海，和政府来争饭碗，元朝廷当然不干了，用禁令来限制私商下海，禁得狠了，就发展成大规模的海禁。只是这种海禁是禁民不禁官，官本船还是允许下海的，禁内不禁外，外商来华贸易还是大大欢迎的。
元代海禁和明清海禁也有本质区别。元海禁是为了给自己制定的政策查漏补缺，保证政府获得更高的利益，纯属自己和自己较劲。这与明清时期有外患威胁自身安全，退而求其次闭关锁国而海禁是大大的不同。可以明确的是，海禁不仅没有影响元朝对外开放的态度，也没有对元代海外贸易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对于管理海外贸易，元朝统治者是呕心沥血，在参考前朝的基础上，逐渐摸索出自己的一套，也算是经营有道。当时的蒙古人骨子里虽然仍然保留着草原民族的野性，但他们奉行的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能为蒙古利益服务就全盘接受的蒙古中心原则。因此，元政府会这么重视和大力提倡海外贸易。元代海上丝绸之路没有在外族统治中国的时代拦腰斩断，而是继续向前在南宋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又是在可理解的范围之内了。而基于这样的事实，在元代，认同天命赋予蒙古大汗的汉人还是占据了大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