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识扁舟五湖外，尚有朝士梅子真”_资讯_

王晓天

摘要：王麓屏，名家勋，字国光，麓屏其号也，湖南新化人。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王与曾国藩一起参加会试，得以初识。王于是次会试中式为进士，授吏部主事，后晋奉政大夫。曾国藩则于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中式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升至内阁学士。两人可谓同乡、同门、同官，在京城期间两人交往增多。道光二十七年，王氏因小事受议处，慨然辞职。曾氏认为满人冢宰不当以小事劾之。道光二十八年当王氏离京时，曾氏率领湘籍京官和同年、友好数十人亲往潞河送行，作诗二首赠别。诗中云“谁识扁舟五湖外，尚有朝士梅子真”，以汉代梅子真的故事来赞许并抚慰王麓屏。

关键词：王麓屏；曾国藩；交往

“谁识扁舟五湖外，尚有朝士梅子真”二句诗，出于曾国藩所题王麓屏《扁舟归养图》二首。梅子真即梅福，《汉书》有“传”云，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为郡文学，补南昌尉，后去官居寿春”。屡上书言事，先反外戚王凤擅权，后又力反王莽篡位，而终不见纳于当朝，后“一朝弃妻子去九江。”《汉书》并赋以其神秘色彩，称其“传以为仙，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①北宋时，梅福后人、大诗人梅尧臣作《读汉书·梅子真传》诗，梅子真遂以忠贤耿介，不容于当朝而辞官归隐的典型形象流传于世。曾国藩作诗二首以汉代梅子真的故事来赞许并抚慰当时辞官离京的王麓屏，足见二人相交之非浅也，今收入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卷十四《诗文》中。然王麓屏何许人也？今人罕有所闻，其实，王麓屏之生平事迹，道光《宝庆府志》、同治《新化县志》及光绪《湖南通志》，均有其传。王氏去世后，由湘军著名将领，曾任直隶总督、云贵总督的湖南新宁人刘长佑作《奉政大夫吏部主事王公麓屏墓志銘》，所述甚为可靠，今收入岳麓书社版《刘长佑集》中。王麓屏亦是我的先祖，这里，谨以本人所掌握的文献史料和家族资料，就王麓屏其人及其与曾国藩的交往作一简单绍介，以飨读者。

一

王麓屏，原名家宾，改家勋，字国光，麓屏其号也。家世居湖南宝庆府新化县西乡太平村，嘉庆三年（1798）十月十一日生于其地的一个贫寒之家。同治《新化县志·宦绩》载：“麓屏幼失怙，含辛茹苦与霜母偕，十一龄尚未就傅。叔父室万见其聪颖，与从子者瑞谋所以成之，甫执笔为文，即响轶侪辈。者瑞喜谓其叔父曰：此子成立，可克期待也。”②这样，王麓屏在年已14岁的时候，才在叔父室万和族兄者瑞的帮助下进入者瑞所办的私塾积薪园就读。虽然开蒙较晚，但人聪颖，进步较快，且非常勤奋刻苦。王氏家刻本《王家勋行述》载，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秋，族兄兼先生的王者瑞赴长沙参加省试，“留题数十于塾，俾学徒按课构艺”。但是，当冬天岁暮王者瑞自长沙归来之时，生徒皆散去，只有王麓屏独留，“闭户拥炉，自炊自读”，不但完成了先生所留的数十题，而且另外自构并完成数十艺。王者瑞览之骇然曰：“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信不诬也。如此者刻期不成，吾不复相天下士矣。”年19，麓屏隶学籍。道光二年壬午（1822）科试，以优等入宝庆府学，食廪饩。五年乙酉（1825）参加选拔，“祁文端公（祁寯藻）时视学吾湘，以府君（即王麓屏）与苏铁卿学博丈较，将选府君而微嫌书法稍逊，既而曰：‘是必登甲科者，奚以是为。”③道光八年戊子（1828）科，王麓屏赴长沙参加湖南乡试，果然中式，列名为第29名举人。次年，在叔父王室万的资助下，又赴京参加会试，没有中式，但仍挑取誉录第16名。会试结束后，王麓屏无资费南返，时同里刘雁峰戍守山东东昌卫（今属山东聊城市），迎聘王氏诲其子姪。王氏遂赴东昌卫执教，一是以其束脩维持生活，二是其地距京不远，可以准备功课再试。三年后转京，连试两科，皆荐而不售，便留居京师，先后馆于刑部司官江西千廷煚、湘南熊子谦家，训课其子弟。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秋，王麓屏又参加会试，中式为贡士，殿试列三甲第108名进士，钦点主事，签分吏部，官文选司主事，兼验封司行走，则例馆纂修，后改考功司主事，加二级，授奉政大夫。

《湖南乡试朱卷》（道光乙未科）载有王麓屏会试文，兹录之如下：

大德不逾闲

德必立乎其大，因以逾闲戒焉。盖闲者德之制，大而逾之，德非其德矣，立德者盍戒诸。且夫从心不逾，惟有德之圣人能之。下此，则必谨其大端，乃以植其大体。盖道以中而大，中则无容或外；路以正而大，正则无敢或歧。惟于至中者，率乎中；至正者，履乎正，斯恃源以往，早已大为之坊矣。

何则，人各有其德，德亦各有其闲。夫固无在能逾者也，而要莫重于大德。

大本源于天命，其赋畀我者，其范围我者也。故成仁取义，古今岂必同途，而性曰恒，伦曰彝，要只率乎不易之经以为准。

大道具于人心，其维系我者，其纠绳我者也。故乐行忧违，圣贤非无异辙而礼为门，义为路，要只守乎当然之则以为程。

所谓闲也，如之何其逾之，乃吾窃见夫世之处大德者矣。

一则好为诡异，谓庸行本属无奇，何必以闲存者动拘乎矩。于是尊卑有逾其分者矣，贵贱有逾其等者矣。任心一往，非不自诩其聪明，而不知励学问而敦性情，古人所为大节凛凛者，原非故骋乎闲之外，胡为隐逾焉而莫测其由。

一则矜言脱略，谓礼法非为我设，何必以闲卫者自束于准绳。于是爱憎有逾其情者矣，亲疏有踰其谊者矣，率意而行，非不自喜其旷达；而不知正人心而维世道，古人所为大义昭昭者，更非有溃于闲之中，胡为显逾焉而莫知所返。

吾用是重思夫不逾闲者。闲不必有物以相囿地，而地之所处即其闲，夫地亦至不同矣，而有不以地逾者。德在子则以孝为闲，德在臣则以忠为闲，德在弟友则以恭与信为闲。大经所垂，若在在有物以相囿，而常焉不逾，变焉亦不逾也。盖至完一身之伦纪，即以植一世之纲常，夫乃知名教中有完人也，而岂徒得其大凡也哉！

闲不必有迹之可循也，而时之所值，即其闲。夫时亦无定矣，而有不以时逾者。德在行则以仕为闲。德在藏则以止为闲，德在辞受则以义与道为闲，大防所系者，若一一有迹之可循而始焉不逾，终焉亦不逾也。盖至厮一日之操持，即以树百年之气节，夫乃知身世间有纯谊也，而岂徒观其大概也哉！

若夫小德，抑末也，人尚无务小而失大乎！

文题出于《论语·子张》，从程式上看，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均严格符合八股制艺的规范，丝丝紧扣；而从内容上看则充满了浓厚的儒家思想与说教。其实，这也是王氏内心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真实表露。“德在子则以孝为闲，德在臣则以忠为闲，德在弟友则以恭与信为闲”，“大德不逾闲”当是王氏心中的思想与行为准则。而且，他也时时处处不忘身体力行之。同治《新化县志·宦绩》载，其“居官十三载，趋公无虚日，事必准情理而出，不以谿刻为能。何文安凌汉（即何绍基之父）及诸阁学甚重之。”④王麓屏在吏部虽然只是一个办事的司郎官，但其所历之“文选、考功二司，主天下人才进退”⑤，尤其“近年铨政日繁，自捐例屡开，名目纷歧，史胥缘以为奸。麓屏悉心谛审，力除舞文，在官十余年，无少差”。王氏一直以儒家的伦理道德约束自己，勤于公事，谨于职守。且为人仁而宽厚，“性慷慨，有求必应，尤喜振厉人才，每春秋两闱邦人士赴都者砥砺规劝之余，课以诗文，日久无懈志。”⑥“遇人有急难，尤济之如不及”，故颇有人缘。江忠源、曾叠峰、李卓甫、陈云亭、邓瑶等人时久滞留京师，“尤乐不时往来”，来则王氏必禀白老母，以家乡风味为食款待之，“每岁暮诸君解馆，则约其咸集于宅，相与围炉度岁，书室常为之盈”。朋友、同乡中“有客亡者，如邓孟华明经、吴东皋学博、邹柳溪孝廉诸丈，则皆为殡其丧而归之，无不尽情尽理”。世人皆谓江忠源料理邹柳溪（邹兴愚）后事并送其灵榇回南为侠义，殊不知王麓屏亦与谋并同助焉。王氏以其之为人处事，“一时朝士高其行”，目为“道德之儒”。⑦

道光二十五年（1845），“国史馆《一统志》告成，有直隶附贡生潘祖裕以誊录劳列在一等，例得叙府经、县丞，因有志观光自请愿叙教职”，且自赴部具呈，事归王麓屏办理，乃“商诸同司掌印诸前辈，皆以其时捐输附贡准叙教职，有例可援，且只可叙训导亦并不优于原品，因嘉其志而准其请”，因具稿画押入告得旨行。越二年，史馆又成一书，另有附贡生援此例以为请。当事触犯冢宰阴忌，谓予夺两歧，满人冢宰怒而欲中伤之，但当事者先已奉讳回籍，乃转而迁怒于两年前经办潘祖裕事文稿的王麓屏与同办之廉静山，坚欲议处。吏部五堂“皆谓其误甚小，且人才难得”，冢宰不听。友人劝王麓屏“可具说帖于冢宰辨其事”，但王氏“以气节所关，不听”，既不具书向冢宰说明，又不推诿于同办之同僚，遂议处降四级。由于满人冢宰一意孤行，“当时判行之六堂及与议之掌印者皆不及议，潘祖裕议叙亦迄未更正，同人皆为府君不平。”但王麓屏欣然曰，吾向欲侍老母“南旋，以家贫不得许，此心实无日不依依膝下，今如此，乃天所以成吾志也”，遂慨然辞职告归。⑧刘长佑评曰：“此非不难少降就以俟补，又复非不可纳金自赎，而公意决矣。”⑨临行，又遇到困难，清代的京宦本清寒，而王麓屏又向以廉洁自守，时任监察御史陈岱霖称其“十载吏部家赤贫”，友人张穆也称其“廿年京宦，依然寒士”⑩，因而没有足够的资费以治行装。他的老师，时任军机大臣穆彰阿闻知后，号召其乙未同年赠金资助，又吏部同僚“咸以潘祖裕事独累府君，尤同深怊怅，又习知其亲老家贫，而钦其平日之所以待友人者，莫不慨然解囊，以壮行色。”B11这样，在同年、同僚的帮助下，王麓屏才购一木船，准备经运河水路南返。启行时，同人为画《扁舟归养图》，名卿大夫如曾国藩、黎樾乔、吕贤基、袁甲三等数十人皆往送行，“竞为文诗以美之”，亦极一时之盛也（详见后述）。刘长佑评曰：“夫人臣进退之际，有定理，无定论，秋风蒪鲈，世高其行，皓首郎署，人多其守，去就殊而皆是者，道存焉耳。故拂衣抗俗，存心家国者不为，而怀禄堕节之夫，反借以自覆，三黜不去，非柳下惠亦贤人耶？孟子之言进退，曰和，曰清，必其人乃当之。吴季札论达节守节，必其人乃能行之。夫处戴盆望天之势，当室怒市色之时，即欲委蛇济世，不亦远乎？《易》曰：介于石，不终日；子曰：知微知彰，万夫之望，公庶几焉。常人之所流连顾盼而不能遽舍者，而贤士君子如脱屣，诚内外轻重不侔也。”B12

道光二十八年（1848）冬仲月，王麓屏始返抵久违的故里。时老母已78岁矣，本欲好好孝养母亲，然而“子欲孝而亲不养”，归未逾年，老母即遽然去世。王麓屏深以为憾，益自责，身体遂日衰。尽管如此，王氏仍然以一个儒士的精神，参与地方的活动。主要有：

1巨痞刘成蛟者，聚党劫掠，无恶不为，且与县役勾结，受其害者莫敢控告，“家勋以计捕之，送之于官，置之法，井里肃然。”B13

2同乡某先生“联十村为团以防盗犯，偷窃者亦立沉诸渊”，即俗所谓“沉塘”。对于此一草菅人命，残忍无人性的作法，王麓屏闻后在京时即以书谏，认为“天地生人，原难一致，其敢为盗贼者，非迫于饥寒，即失于教训。国家原情定律本无死法，就其人怙恶不悛有可诛之条，而王章俱在，非乡党所得而干。《孟子》‘告沉同一段昔尝闻诸左右矣，岂至今而忘诸。”B14回乡后又亲劝之，遂止。

3王氏归乡后，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新化大水大荒，斗米贵至八百钱，乃设法平籴，周济族人邻里。此后数年，新化水旱交乘，乃与邓显鹤等乡绅筹办义仓。邓瑶《湘皋府君行状》载，咸丰元年（1851），“今岁上元节后，同本邑教谕王君家俊、训导劳君崇礼及邑人王吏部家勋遍诣乡村，劝捐义谷”。B15

4在家乡当地欲仿古人义学之举，兴办义学，惜以“时用歉然”未成，至其子王政慈时始成之，校名“兼善义学”，系今天新化县白云庵小学之前身B16，此校今已获评为中华百年名校。

咸丰二年（1852）春，山阴陶恩培出为衡州知府，陶氏与王麓屏同为道光乙未科进士，对王之道德文章素所知之，乃聘王为衡阳石鼓书院山长，“主石鼓书院讲席”。王麓屏遂携次子王政慈赴衡阳教席，但是，到馆“甫二月”，恰值太平军攻破广西全州，又进入湘境，“衡、永戒严，生徒草草完成院試即各散归”，值此巨变，王麓屏遂不得不命驾还乡。B17

同年八月，太平军进攻长沙，时任给事中、湘人黄兆麟疏请派在籍绅士筹办团练防剿太平军，麓屏“与焉”，但当大府檄下，新化知县赵宗崙专书劝驾，请王氏出山筹办团练时，奈何王氏已经病倒。其自石鼓归后，触发痰疾，至冬病势日深，竟于次年即咸丰三年十月不治弃世。这个“一生孤苦，廿载京华，不得申其大志”，不管在朝为官还是退居乡野，始终坚守儒家信念的儒士，就这样匆匆走完了其56岁的人生历程。

王麓屏有子三：长曰政懋，字义方，号勉斋，廪贡生，选授安福县（今临澧县）训导，加光禄寺署正衔，历任桂阳州训导，嘉禾、华容、酃县等县教谕，敕授儒林郎。次曰政慈，字礼方，号子寿，肄业城南书院，又入国子监为太学生。同治元年（1862）投入湘军，历任广西东兰州知州、百色抚民同知、梧州知府。光绪二年（1876）刘长佑调任云贵总督后，王政慈又奉调入滇B18，委办行营营务兼总理文案，升云南补用道，进三品衔，加四级，诰授荣禄大夫，从一品。撰有《刘武慎公（刘长佑）年谱》，今经整理，收入湖湘文库《湖南人物年谱》中。三曰政殷，字直方，号子敬，早逝。王氏后人中多业儒者，而以次子王政慈一支较为有名。政慈子以乾，麓屏之孙也，字大生，号惕庵，宝庆府学优廪膳生，肄业岳麓书院、求忠书院，光绪八年壬午（1882）科中式举人，授江苏候补知县，历署兴化、盐城知县，加同知衔。B19以乾子成德，麓屏之曾孙也，字龙庆，号嬗五，附贡生，倾向改良，晚清官制改革后任陆军部主事，改民政部主事，诰封中宪大夫。辛亥革命后回乡，民国元年（1912）3月，当选新化县议会议长。次年3月又选为首届湖南省议会议员，民国三年因病去世。B20

二

王麓屏的老家新化县与曾国藩的老家湘乡县在清代虽然分属于不同的府，一属宝庆府，一属长沙府，但却是邻县，辖境相连。从曾国藩的家居地湘乡县荷叶塘白杨坪（今属双峰县）至新化县境只有30多华里，至新化县城也只有120多华里。曾国藩赠王麓屏送别诗所谓“涟水之头资江尾”，在一百多年后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不意同属一市：湖南省娄底市。而且，王麓屏生于嘉庆三年（1798）十月十一日，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两人的生日居然为同月同日，王比曾却整整大了13岁。两人原本并不相识，但对于科举前途的相同追求却使来自湖南乡下的两个读书人在京城有了交集：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科礼部会试，王氏是第四次参加礼部会试，而曾氏却是第一次。尽管这一次会试的结果是，王氏终于如愿以偿，中式为三甲进士，曾氏落榜，但两人得以初识。此后，曾氏留寓京师长沙会馆，次年再次参加恩科会试，仍然落榜，不得不回湖南。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科礼部会试，曾国藩又一次赴京参考，终于如愿，中式为三甲进士，并授翰林院庶吉士。这样，两人又同官京师。而且，由于道光十五年和十八年的会试主考官都是穆彰阿，两人又有了同一个官居高位的老师，王麓屏为曾国藩之学长。同乡、同僚、同门，在清代京城的官场生活中，均是一种比较重要的社会关系。同时，两人之间还有不少共同的朋友，如湘潭黎樾乔、新宁江忠源、新化邓瑶、邹兴愚、道州何绍基、旌德吕贤基、清徐乔松年、项城袁甲三、善化黄倬、长沙徐棻、武陵陈启迈等等，多为湘籍京官或留京备考者或同年进士。这种层叠的多重关系使得王麓屏与曾国藩逐渐熟悉，交往增多。笔者年轻时曾听家前辈谈过一个几代相传的故事，言王氏先祖王麓屏在曾国藩考中进士的过程中曾给予帮助。此虽系传说，无可靠的文字资料予以证明，但细细思索，王麓屏大曾国藩13岁，多次参加会试，屡败屡试，中式进士后又在吏部任事，而且王又是一个古道热肠之人，对于同为湖南老乡几度赴考末售的青年士子曾国藩以自己的参考经验相告，当在情理之中。据新化王氏家刻本《王家勋行述》载，曾国藩得以高中进士的道光十八年戊戌科会试，王麓屏正以吏部主事的身份“充会试受卷官”。曾国藩赠王麓屏送别诗有云：“十年同违桑与梓”，此中之“十年”，即指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中式进士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王麓屏归乡之间的时间，恰好10年，这是两人间关系的真实描述，文字之中，亦透露曾氏心中的惺惺相惜之情。在此10年期间，曾氏亦给予了王氏以关切和支持。道光二十三年（1843），王麓屏看到京城会馆年久失修，以来年“甲辰科大挑之年，公车北上者必多，因捐廉重葺，器用毕具”，曾国藩等均予以支持，结果，“届期至者逾三十人，捷南宫者二，挑邑尹者二，得司铎者亦十数席。说者以为极一时之盛。”B21除了朝廷的公务活动和会馆的群体活动，王、曾两人之间亦有私人间的交往，《曾国藩日记》中便有踪迹可录：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卅日：

早起，读《山谷集》。饭后海秋来，王麓屏来，诉事苦久，未初始去。B22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申正归。会客二次。至王麓屏处晚饭。

归，寻啸山谈。B23

这两则记载说明，王、曾之间交往早已打破了礼节上的那种客套，可以随意交谈，可以随意往来乃至于来家餐饮，已非昔往矣。

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后，当王麓屏仍在一个正五品的职位上徘徊的时候，曾国藩却官运亨通，几年间数次提升，至道光二十八年，已然官居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例加礼部侍郎衔，虽然实权并不大，但为他以后在政治上的大展鸿图奠定了基础，同时，由于他的道德、文章、为人、练达，事实上已经成为湘籍京官中的领袖人物，但曾国藩对王麓屏仍然比较关心。道光二十七年，王麓屏陷入二年前潘祖裕事的追责问题中以后，曾氏认为此“小事”，满人恩冢宰不当以小事而劾之。B24当王麓屏“以气节所关”，不愿“具说帖于冢宰辨其事”，决意辞职南归后，曾氏又与王麓屏商议其南归事宜，并介绍常来曾家走动，“熟于船之下人名张堃”者，陪同王麓屏去通州购船。B25因此，《扁舟归养图》中描绘之所谓“扁舟”，实际上是在曾国藩的帮助下才得以购买，系当时运河中一种比较常见的船型，民间称之为“满江红船”。道光二十八年（1848）二月的一天，据黎樾乔手书日记，这一天当为二月二十八日（4月1日），正是风和日丽的时候，王氏一家正式启程，曾国藩与一众湘籍京官和同年、友好数十人亲往通州潞河送行。主持其事者是时任监察御史的黎樾乔，领其衔者就是官居从二品的曾国藩。黎樾乔记曰：“同人高其行，画《扁舟归养图》，相率歌诗，以宠其行。”B26关于《扁舟归养图》，上个世纪80年代，笔者听见过此画的家前辈言，画之主要内容是描绘通州潞河码头告别的情形：图下左岸上站着的是前来送行的众人；图下右则是王麓屏站在船头向众人拱手揖别；船仓里则空空如也，寓意王麓屏为官廉洁，两袖清风；天空中描有几只飞鸟。上半幅空白处，首先是黎樾乔书写的题记，然后是曾國藩为首的一众送行的名卿大夫依次题名于后。图画成后，称之为《扁舟归养图》，参与送别的各位名卿大夫，或一首，或二首，纷纷题诗撰词，达数十余首，亦蔚成一时之盛也。光绪二年王氏家刻本《王家勋行述》收录有黎樾乔所撰序及曾国藩、吕贤基、袁甲三、贺寿慈、黄倬、周玉麒、冯誉骥、孙鼎臣、黄兆麟、徐棻、乔松年、陈启迈、宋延春、黄辅辰、何绍基、胡焯、陈岱霖、文岳英、杨春皆等19人所撰诗词20余首。曾国藩所题王麓屏《扁舟归养图》二首，传忠书局同治编年体《曾文正公全集》作《题梅伯言扁舟归养图》，误也。曾经参与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诗文》整理的王澧华先生考证，“（梅）伯言系江苏上元人，而诗称‘涟水之头资江尾，十年同违桑与梓，显然非为梅氏而作。”而且，黎樾乔手书日记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所录曾国藩《题王麓屏扁舟归养图》二首“正此七古二首，益知其误。光绪分类本改正，是。”B27今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诗文》有载，兹录之如下：

题《王麓屏扁舟归养图》二首

冶风融日作好春，吾子嘉遁逢兹晨。

长安高盖拥衢术，住者牛毛去者麟。

平明趋衙暮退舍，日日人前伺喜瞋。

谁识扁舟五湖外，尚有朝士梅子真。

涟水之头资江尾，十年同违桑与梓。

君去芒鞋踏万山，谷鸟崖花各欢喜。

白头老母迎门笑，倾身一拜儿归矣。

我今濡尼不知还，猨鹤息壤犹在彼。

以王氏家刻本所載核之，则曾集所载第一首诗有文字之异两处，一为第四句“往者牛毛去者麟”中之“往”字，王氏家刻本为“住”字，揣其前后和全句之意，当以王氏家刻本为准也。二是第五句“平明趋衙莫退舍”中之“莫”字，王氏家刻本为“暮”字，“莫”有两种读音，一为mo，平声；一为mu，去声，读mu，则为“暮”的本字，“莫”“暮”一也。既然王氏家刻本为“暮”字，且同句中与“平明”对应，似当以“暮”为宜也。

以诗之内容来说，第一首诗一、二两句，点明王氏归乡离别的时间；第三、四、五、六句，描述京官的生活，潜寓王氏为京官时的烦人之处；第七、八句则用了典，以汉代梅子真为比喻来赞许王麓屏。第二首诗一、二两句，点明曾氏自己与王麓屏的关系；第三、四、五、六句，设想并描述王氏归乡后的乐趣；最后一句则翻然一转，是对自身处境的感叹，隐然亦有愁思。两首诗总的意思是赞许王麓屏辞职归乡孝养老母的行为，抚慰王麓屏当时可能比较低落的心情，曾氏对于王麓屏关切之情，亦昭然于其中矣，而王麓屏对于曾国藩以汉代梅子真比喻自己，也是了然于心的。据新化《王氏族谱》载，王麓屏在回到故里以后，又自号“尧臣”。B28尧臣是梅子真后人、北宋大诗人梅尧臣之名，以其之名为己之号，似可证明他对于曾氏所言，也是颇为认可的。

令人感叹的是，世事云烟，变幻难测，当时参与潞河送别者，刘长佑称之为名卿大夫，其实除三四人外，大都官品不高，即使领衔的曾国藩官居从二品，仍然属于没有实权的“清流”。但是若干年后，随着历史的发展，翻然一变，当时的“清流”曾国藩竟然成了演绎“同治中兴”历史大剧的一代名臣；参与送别之人，后来大都身居高位，其中如袁甲三、贺寿慈、陈启迈、乔松年、冯誉骥等还成为了名重一时的督抚总宪。但主持其事，时任监察御史的黎樾乔，却在不久之后因言事忤权贵而遭弹劾，议处降五级，个性刚直的黎老夫子，慨然辞职告归，竟然重演了与其老朋友王麓屏相似的命运，良可叹息乎！在封建的君主专制时代，京官之命运，真真如“伴君如伴虎”也。

末了，还交待一下《扁舟归养图》的归宿。笔者幼时即听家前辈谈过，王家有三宝：一为先祖王麓屏手书之家训，内容大致与一般家训同，但特别强调遵守儒家的伦理准则，特别强调后人要多读书。今存历修《王氏族谱》，亦可窥其大概。B29二是《扁舟归养图》，以其描述先祖故事，兼有曾国藩等名人题名，而为王氏后人所重之。三是明代唐伯虎的一幅真迹，在清代即已价值不菲，当系王政慈时所置。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笔者曾询及当时尚在世的上述三宝的最后一位保管者，家前辈、北京林学院物理系教授王逸清（王麓屏五世孙），问三宝之归宿。他说，按照王家的传统（长房长子长孙），三宝确实是由他保管，但是当时王家已经家道中落，他长期在外求学工作，很少回家，三宝究竟到了哪里，他也搞不清楚，可能毁于民国时家里所遭受的两次变故。民国时期，王家遭受了怎样的变故呢？一是民国七年（1918）南北军阀混战时期，张敬尧祸湘，张的义子张继忠率一团北洋兵占据新化，纵兵在太平村烧杀抢掠，王逸清的叔父（王麓屏四世孙）王乐元出来论说，被蛮不讲理的北洋兵一枪毙杀，王家遂被劫掠一空。北洋兵败退湖南后，时任省长赵恒惕颁“捍卫乡梓”匾旌表，悬挂当地文昌阁上，今已不存。B30二是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新化县也是农民运动高涨的地区，王逸清的另一叔父王果元（王麓屏四世孙）受新思想的影响，追求进步与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党员、新化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方石波的领导下从事农民运动，曾任县农民协会委员、第十二区（国共合作）党部常委兼区农民协会委员长。民国十六年（1927）长沙“马日事变”后，新化发生“六·六事变”，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反扑，方石波脱险后逃往武汉，投入贺龙部队，旋又参加南昌起义，1931年在江西作战中牺牲。王果元遭通缉之后侥幸得脱，逃往广州，从此脱党，王家却又一次被抄家。后1929年王果元还是因此案被捕，关押年余后经同乡的国民党元老方鼎英营救出狱。解放后以“民革”的身份获聘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首批参事。B31王家的所谓三宝包括《扁舟归养图》在内，或毁于这两次变故的抄家之中，从此消失。而王家，这一在偏僻的湘中山区新化县兴盛了百余年的世绅之家，亦从此衰落。

【注释】

①《汉书》卷六十七，《梅福传》。

②④⑥B13同治：《新化县志》卷二十一，《宦绩》。

③⑧B11B14B17B21B26王政懋、王政慈撰：《王家勋行述》，光绪二年家刻本。

⑤郭嵩焘语，《郭嵩焘全集》第十五册第611页，岳麓书社2012年版。

⑦《诰授奉政大夫麓屏府君金羊垅墓碑记》，新化《王氏四修族谱》，1947年铅印本；《王家勋行述》，光绪二年家刻本。

⑨B12刘长佑：《奉政大夫吏部主事王公麓屏墓志铭》，《刘长佑集》（二）第1444页，岳麓书社2011年2月出版。

⑩张穆：《斋诗集》卷四，咸丰八年刻本。

B15转见张青松编：《邓显鹤年谱》，《湖南人物年谱》（一）第72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B16王政慈撰：《兼善义学序碑》，碑藏新化县白云庵小学。

B18《光绪实录》卷五九七，光绪二年条。

B19新化《王氏四修族谱》，1947年铅印本；《王家勋行述》，光绪二年家刻本；《王以乾朱卷》，家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