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慧子
在中国陶瓷史中，有一些品质独特的瓷器因前人提及、后世罕见而变得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如秘色瓷、柴窑器、红定瓷等。随着世事变迁，一些考古新发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有些古瓷谜团已得破解，有些依然迷雾重重。
其中，仅就宋代“定州红瓷”的史实真相而言，由于史料与瓷器实物的相对匮乏，人们对其尚不能准确地描述与认知。
若干年来，由于机缘所致，笔者有幸陆续接触和捧读过多种工艺类别的宋代定瓷珍品，其中一些曾在史册典籍中有所闻、却无所见；还有一些根本就是闻所未闻、前所未见；并由此得知：位列宋瓷翘楚的古代定窑，不仅大量烧制白色釉瓷器，也曾先后烧制出黑色、绿色、紫色、酱色、褐色、红色、黄色、蓝色、窑变色等诸多色调鲜明、色彩斑斓的精美瓷器。因本文主题及篇幅所限，在此，仅对宋代定窑红色釉瓷器略作解析，其他诸色暂不涉及。
红色是中国民众普遍喜爱的颜色之一，在战汉时期的古陶上即已发现用朱砂作为红彩颜料装饰的作品。之后，在晋、南北朝的陶塑人物俑像上，也偶可见到红彩点染装饰的痕迹。而唐代的三彩、绞胎及一些陶塑器物上，则大量出现了以红彩涂染的陶艺作品。不过，这些都属于冷装饰的工艺技法，是在器物烧成后，再以红色颜料渲染的。
目前已知最早烧造的、以纯正的红色釉作装饰的瓷器，是宋代定窑的产品，这类红色釉瓷器，有古人的记述可为凭据。
现今能查到最早记述定窑红瓷的文字，出自苏轼所作的《试院煎茶》诗句：
“定州花瓷琢红玉。”
这句诗文以明确的“红”字指证了定窑红瓷确曾存在的史实。
只是后人在诠释时，尤好标新立异，历来对此诗语义的理解也生出诸种歧义。如花瓷之“花”究竟是刻划花、还是画花？其实，诗句中“琢”字的动词意义已表述得很明白了，应是刻划花。再如，诗句中的“红玉”，究竟是文学修饰之辞，还是其瓷质釉色确实像红玉一样美丽？由于很多撰文评论者都没有见过宋代定窑红瓷实物，所以对定窑是否烧制出红釉瓷器，也就大多持怀疑态度。
稍后，在邵伯温晚年所著《邵氏闻见录》中，也有对定窑红瓷的记载：
“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遗，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
张贵妃在《宋史》卷二百四十二有传，她于皇祜初年晋为贵妃，可惜五年后夭折，享年三十一岁。宋仁宗赵祯在位41年（1023-1063年），《邵氏闻见录》记载的这件事，应发生在皇祐元年至皇祜六年（1049-1054年）之间。
王拱辰，字君贶，在《宋史》卷三百十八有传。他于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19岁时，登进士第一，原名拱寿，仁宗为其改名“拱辰”，由此官运亨通，累官翰林学士，知开封府，迁御史中丞。他在宦途中为了感恩和巴结讨好仁宗身边的人，将珍罕精美的红釉定瓷送给皇帝的贵妃，于情于理都是可信的。
邵伯温，字子文，是北宋理学大师邵雍之子，他平生交游甚广，阅历极丰，对当时朝野人事、民俗掌故等见识极为广博，并且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所记述的当朝所见所闻之事，翔实可靠，可补史籍之佚，极具参考价值。由此可信《邵氏闻见录》所记仁宗怒碎“定州红瓷器”之事，应是真实的，确有其事的。
定窑在仁宗皇佑年间已烧制出成熟精美的红釉瓷器，可凭此段文字为证，应是当时朝野皆知的事实。
再后，定州红釉瓷器在周辉的《清波杂志》中也有记载：
“辉出疆时，见虏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泗近处所出，非真也。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间窑变，色红如朱砂，谓荧惑躔度临照而然。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时有玉牒防御使仲檝，年八十余，居于饶，得数种，出以相示，云：比之定州红瓷器，色尤鲜明。”
周辉，字昭礼，《清波杂志》是其平生见闻笔记汇录，这段文字叙述仲械向他“出以相示”景德镇窑烧制的“色红如朱砂”的红釉瓷器。仲檝将景德镇窑红瓷与定窑红瓷相比较，得出“比之定州红瓷器，色尤鲜明”的结论。这种釉色差别，恰恰揭示出定窑红瓷的品质，即：红定的釉质是一种乳浊釉，釉色虽很莹润，但亮度和透明度都不如景德镇红釉瓷色“鲜明”。周辉的记述足以证明当时定窑烧制的红釉制品流通领域已相当广泛。
再后，元代蒋祈的《陶记略》中，亦将定窑的红釉瓷用来与景德镇瓷做比衬：
“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其视真定红瓷、龙泉青秘相竞奇矣。”
这段话的语义很直白，表述景德镇生产的瓷器享有“饶玉”美名，可与“红玉”般的定窑红瓷以及青玉般的龙泉青瓷相提并论、争奇斗艳。
此段文字有几个概念须解释一下。
自唐人陆羽在《茶经》中将窑场以所处州府冠名始，当时及后世的人们均沿此惯例，将各地窑场冠以州府的简称。定窑窑址所在地曲阳，宋时隶属中山府，而中山府在宋元两个朝代的管辖关系是有区别的。在《宋会要辑稿·方域五》中记载宋时中山府隶属定州路，因而宋代的苏轼、邵伯温、周辉等人皆称“定州红瓷”。《元史·地理志》记载：“曲阳……元初改恒州……逮移镇归德，还隶中山府。”而元代中山府隶属真定路，由此，元代的蒋祈则称为“真定红瓷”。
另外，“龙泉青秘”所指的并不是唐、五代时期越窑出产的秘色瓷，越窑与龙泉窑虽然都烧青瓷，但两个秘色不是一个概念。南宋时龙泉青瓷享誉天下，南宋庄绰的《鸡肋编》卷上有“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谓之秘色”。蒋祈文中的“青秘”使用的正是这一概念。
更后，明代项元汴《历代名瓷图谱》中亦有红定的记载，就不再赘引了。
入明以后，举凡涉及古陶瓷之书，无不论及定瓷，但撰著者的文意或为器物赏介，或为沿袭旧说，少有新意，并已失去宋人文字的实证意义。因此，对后人著述中的传抄摘引，不引也罢。
上列几位宋元文人有关定窑红瓷的记述，皆为当时人、当事人记录当时事，均是本人亲历、亲见、亲闻，故真实可信。将这些文字记载作为证据罗列分析，可导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宋代定窑烧制过红色釉瓷器。
而“定州红瓷”尽管在尚未得到人们的普遍公认时，即已出现假冒伪品，但真品红定纯正的红色特质是任何误解与冒犯都无法撼动的。随着人们对定瓷认知鉴赏能力的不断提高，宋代红定的事实真相与高贵品质一定会大白于天下的。红定一定红，也许迟早会成为人们鉴赏“定州红瓷”的思维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