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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石雕艺术的杰作

西夏石雕王怡志文支座(见图1),西夏,1974年在西夏陵区6号陵碑亭遗址中出土,现藏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石雕以极度夸张的艺术手法表现了负重者的神态,且刻有汉、西夏两种文字,反映出西夏时期石雕艺术的独特风格,是西夏石质雕刻中的杰出代表,弥足珍贵。1996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定其为“国宝”。支座白砂石质,近

西夏石雕

王怡

志文支座(见图1),西夏,1974年在西夏陵区6号陵碑亭遗址中出土,现藏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石雕以极度夸张的艺术手法表现了负重者的神态,且刻有汉、西夏两种文字,反映出西夏时期石雕艺术的独特风格,是西夏石质雕刻中的杰出代表,弥足珍贵。1996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定其为“国宝”。

支座白砂石质,近似正方体,长68厘米,宽65厘米,高62厘米。正面雕刻男性人像,面部浑圆,颧骨高突,粗眉上翘,双目圆睁且外凸,鼻梁短粗,獠牙外露,下颚置于胸前,裸体,腹有肚兜,肩与头齐,肘部后屈,双手扶膝,下肢屈跪,背部平直。座顶左上角阴刻西夏文3行(见图2),计15字。第一行4字汉译为“小虫旷负”;第二行4字汉译为“志文支座”;第三行7字汉译为“瞻行通雕写流行”。背部阴刻汉文一行6字“砌垒匠高世昌”(见图3),为雕刻工匠的姓名。迄今在西夏陵区多座帝陵的碑亭遗址中,已出土类似碑座十几件,刻有文字者,仅此一件。

支座雕像的内涵,依据所刻西夏文字内容可略窥一斑。“小虫旷负”的故事应源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唐代文学家、散文家柳宗元的寓言小品《蝜蝂传》:“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仰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这则寓言故事借小虫蝜蝂言事,讽刺“世之嗜取者”聚敛资财、贪得无厌、至死不悟的丑恶面目和心态,警戒世人。因为党项人从7世纪内迁以来直至建立西夏政权,与唐、宋王朝密不可分,政治上、文化上均受到了唐、宋王朝的深刻影响,在西夏文化的渊源上,唐宋文化应是极其重要的源头之一。更何况党项族的统治者在与唐、五代、宋等各个政权的政治较量中,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了唐末与五代时期黑暗的社会现实,贪官污吏贪婪成性,自取灭亡还不知接受教训,虽然外形庞大,名字是人,见识却和蝜蝂一样。把这种寓言故事反映在石刻雕像上,可谓寓意深刻,凸显了党项人的聪明才智。雕刻上夸张的人像造型,不仅展示了人的丑陋面相,而且具有警示作用,符合“瞻行通雕写流行”。

支座的用途,据所刻西夏文字“志文支座”而知,是碑的底座。结合相关的考古资料,一方面在支座的周围发现大量石碑残片,另一方面在支座顶面有方形榫眼,可以断定主要用途是碑座。也有人据西夏陵碑亭遗址上发现的碎砖瓦和顶面无榫眼的刻石推测,支座的另一用途是立木石础,属础座。

支座的艺术风格,除了鲜明的民族因素外,具有唐文化因素。“西夏乃是唐朝胡籍藩镇之最后遗孽也。”支座雕刻线条粗犷,用笔简练生动,刻画形象,造型独特。这种注重着眼大处,注重气势与气度的雕刻手法与唐陵石刻有着极为相似的艺术风格。一方面,支座雕刻的人面眼球外凸,双目圆瞪,獠牙外露,脸部凹凸。通过艺术夸张的手法向世人传递一种警示信息,具有畏惧感。另一方面,支座雕刻的人面狰狞,似人非人,似兽非兽,似男非男,似女非女,呈现出了一种神秘莫测的威力,具有神秘感。另外,西夏陵出土的十几件支座虽然造型风格大致相同,但细部富有变化。尽管面目狰狞,却不显呆滞,有的支座为方形、有的为圆形;人像雕刻有的双臂上举、有的双臂下驮、有的硕乳下垂,造型各异。这种风格,既受到了唐代石刻开放、张扬、奔放的艺术特性影响,又具有宋朝含蓄、内敛、平淡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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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石雕王怡志文支座(见图1),西夏,1974年在西夏陵区6号陵碑亭遗址中出土,现藏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石雕以极度夸张的艺术手法表现了负重者的神态,且刻有汉、西夏两种文字,反映出西夏时期石雕艺术的独特风格,是西夏石质雕刻中的杰出代表,弥足珍贵。1996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定其为“国宝”。支座白砂石质,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