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辽三彩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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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辽三彩是契丹族独具特色的一个瓷器种类，本文试图通过梳理目前常见的辽三彩的造型以及纹饰，来展现其生动性、多样性，以体现辽三彩所蕴含的艺术价值。中原文化、宗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是辽三彩展现艺术价值的重要推手，丰富并发展了辽三彩。本文不是单纯地通过其外在的美来探讨辽三彩的艺术价值，而更看重的是辽三彩内在的美，也正是这种底蕴成就了继唐三彩之后，其在三彩瓷器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关键诃]辽三彩 艺术价值 造型 纹饰 文化

辽三彩是具有浓厚契丹族游牧特色的低温釉陶瓷器，受唐三彩以及多种文化的影响，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三彩”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末，清末寂园叟《陶雅》曰：“西人以康熙黄、茄、绿三色之瓷品为素三彩。”这里其实指的是唐三彩。辽三彩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只不过是依照唐三彩，将其作为辽瓷的一个种类被人们所了解和熟知。辽三彩制作工艺分为粗胎和细胎，主要由黄、白、绿三色釉色组成。依据器物的不同，釉色深浅不一。辽代能够烧制陶器的窑厂主要有赤峰缸瓦窑、辽上京南山窑、北京龙泉务窑、辽阳江官屯窑。这些窑厂主要集中在辽五京附近，如此一来向朝廷运输陶器的距离大大缩短。可见辽代皇家贵族对于辽三彩的喜爱程度，这也正体现了辽彩的艺术之美。

一、造型的生动性

契丹族是生活在广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这里蓝天白云，湖泊星罗密布，花鸟种类繁多，他们四时游猎，逐水草而居。客观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特点，决定了契丹人粗犷、豪放的审美特点，并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了辽三彩的造型上。造型有以传统实用器形的高坐盘、方碟、执壶、套盒、海棠花式长盘、砚等，还有以反映游牧造型的器物如三彩鸡冠壶。鸡冠壶是仿照皮囊制造而成，这类器物目前存世很少。最能体现辽三彩造型生动性的当属动物造型的辽三彩。在已经发现的辽三彩的器物中，模仿的动物造型主要有鸳鸯、鱼（故宫博物院藏辽三彩鱼形壶）、猫（辽宁省博物馆藏辽三彩猫形器）等，最具代表性当属鸳鸯造型，这里展示的是赤峰市博物馆馆藏的辽三彩鸳鸯壶。

辽三彩鸳鸯壶壶高20cm，口径8.3cm，底径9cm，1977年出土于赤峰市松山区王家店乡辽墓，现为馆藏一级文物。整个壶体如同一个浮出水面的鸳鸯，胎色浅褐，施以黄、白、绿三色釉，显得高贵而典雅。鸳鸯的羽毛上只用了黄、绿两色釉，显得十分靓丽。鸳鸯背部有一个五瓣花型的注水口，注水口的后部有一弧形提梁与鸳鸯的尾部相连接，造型比例协调，十分精美。此件辽三彩鸳鸯壶在继承辽三彩优点的同时，又极富有想象力地使用鸳鸯造型，使得整个辽三彩鸳鸯壶大气而不失婉约，简单而不失典雅，好似一只真实的鸳鸯出现在眼前。这件辽三彩鸳鸯壶不仅是赤峰博物馆的馆藏精品，更是辽三彩的代表之作。

二、纹饰的多样性

辽三彩的纹饰样式很多，贴近自然，这与契丹族四时游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是分不开的。辽三彩的纹饰多以自然界的动植物为主，人物形象的纹饰极少出现。

植物纹饰主要有牡丹纹、菊花纹、莲花纹、卷草纹等，牡丹纹、菊花纹是在辽三彩中运用比较多的两种纹饰。契丹人喜爱牡丹花、菊花，在辽国境内大量种植这两种花。每年的重阳节，辽代还有饮用菊花酒的习俗。《辽史·礼六志》：“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少者为负，罚重九宴。射毕，择高地卓帐，赐蕃、汉臣僚饮菊花酒。”[宋]洪皓的《松漠纪闻》：“富室安居逾二百年，往往为园池植牡丹，多至二三百本，有数十千丛生者，皆燕地所无。才以十数千贱贸而去。”南宋文学家姜夔的《契丹风土歌》：“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从记载中可以看出牡丹、菊花在辽代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所以其作为纹饰广泛出现在辽三彩的纹饰中就不足为奇了。莲花纹长伴随水波、游鱼等出现，在海棠花式的长盘内底较为常见。卷草纹多作为其他纹饰的陪衬，多见于口沿处、足部、瓶颈等。

在动物纹饰中，主要以游鱼为主，鱼儿一般不单独存在于辽三彩当中，鱼儿往往是在水中并不时地出现花卉纹，也充分反映了辽代制瓷工匠在刻画辽三彩的纹饰当中，所展现出的艺术之美。辽三彩中的人物纹饰比较罕见，此类纹饰比较珍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已经发现的人物纹饰的辽三彩中有人物驯兽、婴戏，主要刻画在砚上。

三、艺术对于文化的依赖性

辽三彩所展现的艺术价值，充分体现了契丹族人民豪放、粗犷、贴近自然的性格特征。契丹人民用自然作画，把辽三彩的造型和纹饰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好似自然界的一份子，尽展辽三彩之美。客观因素造就了辽三彩，但主观的文化影响依然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一）中原文化是辽三彩的文化之源

辽三彩是在唐三彩之后兴盛并发展起来的，同属于低温釉陶彩，虽然釉色、器形略有不同，再者史学界对此也有争论，但笔者个人认为辽三彩是从唐三彩继承和发展而来的，这种观点应是毋庸置疑的。在辽三彩的纹饰中多有龙纹和凤纹，龙纹出现在辽三彩当中更多一些。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最早的文献记载也出自中原，《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启筮》：“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

（二）宗教文化集巾体现在辽三彩的某些特定器物之中

辽代早期信仰原始多神的萨满教，体现了契丹人对于自然的敬畏，《辽史·地理志》：“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契丹人这种早期的信仰也体现在了辽三彩的器物造型与纹饰中，如前面提到的辽三彩鸳鸯壶、海棠花式长盘等都是自然界的动植物形象，很少有人物形象出现，这不能不说是原始多神教萨满教对于辽三彩产生的影响。

辽圣宗以后，佛教开始在辽国大地上盛行，此时广泛地修建佛教寺庙，辽三彩佛像也变得多了起来。辽三彩佛像烧制精美，色彩亮丽，几乎件件都是精品之作。在北京的龙泉务窑遗址中，曾出土两尊辽三彩菩萨像，整个造型及釉色端庄典雅，是辽三彩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还有一些辽三彩佛像已经流失海外，目前在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都保存有我国的辽三彩罗汉像精品之作。

不仅是佛教，道教文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契丹人。道教追求长生不老，信奉可以成为神仙，以太极为中心，这些理念或多或少地在辽三彩的瓷器中都有体现。现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穿带扁执壶中就有太极的纹饰，这正体现了道教的核心理念。

（三）国外文化对于辽三彩的影响

辽国对外的文化交流，最频繁的莫过于中西亚地区，以至于在如今的斯拉夫语国家中都以“契丹”代指中国。辽三彩的烧造，避免不了地在这种文化交流中不断创新发展。伊斯兰彩釉陶的产生早于辽三彩，因文化交往密切，这就不可避免要产生一些影响，有一些辽三彩的器物出现了西亚人的驯狮纹，虽然不能说明与伊斯兰彩釉陶有什么关系，但至少看出了文化交流在辽三彩上面的反映。

四、总结

辽三彩的精美程度虽然不及唐三彩，但这丝毫不影响其艺术价值。其实也正是这种粗犷、豪放的外在特点，才有许多游牧风格、贴近自然的造型以及纹饰。辽三彩中蕴含的深厚文化更是其展现艺术价值的点睛之笔，各种文化交相辉映，为这个草原上的马背民族增添了色彩斑斓的符号。契丹族人民不仅创立了大辽帝国，更是为世人留下了极具艺术价值的辽三彩。

作者简介：沙大禹，男（回族），赤峰市博物馆馆员，硕士，主要从事文物保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