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石号”货物装载地点探究_健康_观点_

黑石号货物核心提示:在印尼外海,装载梅县水车窑的唐代沉船\"黑...

李怡然

【摘要】近年来，“海上丝绸之路”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黑石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发现，为海上丝路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无疑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本文就“黑石号”出水的外销性瓷器，结合相关文献，对“黑石号”货物装载地点是何地这一问题进行探究，初步证明“室利佛逝”即是“黑石号”的装载地。

【关键词】黑石号装载地点室利佛逝长沙窑

1998年印尼渔民在距印尼勿里洞岛西北约2海里的海域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后于1998～2001年由德国一家公司打捞出水。其船因疑似撞及西北150米处的一块黑色大礁岩而失事沉没，参与勘察的工作人员遂将之命名为“黑石号”（Batu Hitam）。“黑石号”为一艘阿拉伯式贸易商船，在对出水器物进行测年及与纪年墓同类型器物对比、铭文研究后，确定“黑石号”是一艘9～10世纪唐代沉船。船上有金、银、铜、铁、陶瓷、骨、木、石、玻璃、香料等各类宝物约6.7万件，尤以沉船上的大量中国瓷器引人注目，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一直为中国学界所关注。其中，关于“黑石号”的航线，学界有很多争论，对于其在何地装载货物也一直未有定论。本文将以文献资料为线索，结合瓷器考古发现，在此问题上试做文章，抛砖引玉，以作探索。

一、“黑石号”沉船性质

“黑石号”沉船龙骨长15.3米，船身长20～22米，是一艘独桅三角帆船。通过对“黑石号”的打捞，专家发现这是一艘典型的缝合船，即整个船的船体构件连接均采用穿孔缝合的方式（图1）。整艘船不使用钉子，而是用椰壳纤维的绳索穿过这些钻孔，捆绑住木板，木板间的缝隙则用橄榄汁填塞。干结之后的橄榄汁结实而坚硬，起到了黏合与防水的作用。用这种方法造出来的轻型平底船很适合于多礁滩的沿岸或近海地区航行。《中国印度见闻录》里也提到过：“印度和也门的船都是用这种椰绳来捻合船板。因为印度的海底礁岩很多，用钉子钉的船碰到岩石就会损壞，但用椰绳捻合的船具有弹性，不易碰裂。”因此这种造船方式在当时印度洋沿岸多礁的阿拉伯东部地区以及印度都非常流行。2007年，根据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生物实验室对沉船各部分中取出的不同木料样本的放射性C14等手段的检测，基本确定其为一艘阿拉伯船，排除了这是一艘印度船舶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黑石号”应是一艘从阿拉伯地区驶出前往东方进行贸易的商船。

二、目前学界关于“黑石号”装载地点的推测

自从“黑石号”沉船被打捞出水，学界关于其货物的装载地点的推测就层出不穷。从沉船中出水的器物来看，有来自长沙窑的彩瓷、越窑的青瓷、邢窑的白瓷、河南巩县窑的产品以及部分广东窑系的大罐等6万余件中国的瓷器产品。可以说，这艘于公元9世纪不幸触礁沉没的阿拉伯商船运载的几乎都是来自遥远中国的货物。因此，学者们大多认为，这艘商船应该是开往中国，与中国商人直接交易后，在各港口装运上述商品，回程途中不幸遭遇意外而沉没。关于货物的装载地点一般有扬州装船出海说、广州装船出海说及认为“黑石号”沉船上的货物是在室利佛逝之巨港一次性装载的，而这些从巨港装上的货物则是由不同的船只从扬州、明州和广州分别运到室利佛逝的。前两个观点主要是根据“黑石号”出水器物中占绝对数量的长沙窑瓷器当时的外销路线进行的推测。但是笔者认为这两个观点更多的出发点仍旧是中国瓷器的外销，而非阿拉伯商船来中国的贸易，因而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阿拉伯商人与唐朝商人交易或贸易的环节。而对于唐朝中国境内外交通路线较为重要的记述即《新唐书》中所提到的“贞元宰相贾耽”的《皇华四达记》。在该书提到的七条路线中，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及广州通海夷道是两条重要的海上交通通道。而《广州通海夷道》（图2）则是记录了从中国广州至大食首都缚达城的路线、航向及航行时间：“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诃陵。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

贾耽所述的这条航线，虽然有些地名考证至今仍存在争议，但大体路线还是比较明确的：从中国广州开始，到达香港地区，过海南岛东南，沿越南东岸南行至马六甲海峡，靠泊南岸的佛逝国，往东至印尼，向西过马六甲海峡至苏门答腊西北，经尼科巴群岛，横渡孟加拉湾至斯里兰卡。沿印度半岛西岸行至巴基斯坦卡拉奇，过阿曼湾、波斯湾，溯幼发拉底河至巴士拉，再西北陆行至巴格达。在这段航路中，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中转站，即佛逝国，一称室利佛逝。笔者亦推测此地即为“黑石号”货物的装载地点，下文将依据古代文献资料结合瓷器考古发现作几点思考。

三、“黑石号”货物装载于室利佛逝的几点原因

（一）室利佛逝王国状况

室利佛逝是一个基本依靠其地理位置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以获经济利益的国家，“三佛齐国，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居民长期保持水上生活的习俗，相对忽视也不善于发展农业。并且，苏门答腊东海岸有约占全岛三分之二的沼泽地带，对于原始社会、生产工具还不发达的人类来说，这种自然条件是很难发展农业的。《宋史》中也曾提到“其地无麦”，因此，室利佛逝的农业应处于原始的阶段，属于“偶然的耕作”。公元9世纪，农业是一个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的落后也必然制约着其生产力的发展。周去非曾说它“国无所产”。《诸蕃志》上载，三佛齐“无缗钱，止凿白金贸易”，说明其仍处于生产力低下的物物交换状态。这些都导致其过分依赖单一的经济来源，在所有的经济部门中，室利佛逝的对外贸易却异常繁荣。但这种繁荣除了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外，更多的是依靠其暴力强迫实现的。赵汝适曾形容道：“不输租赋。习水陆战，有所征伐，随时调发，立酋长率领，皆自备兵器糗粮，临敌敢死，伯于诸国。……古用铁索为限，以备他盗。操纵有机，若商舶至。则纵之。……若商舶过不入，即出船合战，期以必死。故国之舟辐凑焉。”室利佛逝还出动其强大的海军进行海上劫掠活动，打击海上竞争对手。室利佛逝使用这种暴力强迫贸易手段，在一开始，路过的国家可能是被动性质地在其地进行贸易，但久而久之，成为一种习惯，变成主动性质。“黑石号”作为一艘来自于阿拉伯地区欲同古代中国进行贸易的商船，我们有理由怀疑，在其沉没之前，距其沉没地点勿里洞海域不远的苏门答腊岛上，被来自室利佛逝的武装船队强迫至其地进行了一次贸易。endprint

（二）时长

公元9～10世纪，当时的远洋航行主要是靠信风、季风和洋流。根据学者的研究，从中国到巴格达一个往返大约需要两年时间，这对于一个商人来说时间太长了。而阿拉伯商船从波斯湾到广州走一个来回需要18个月。对当时很多商船来说，这样的航程十分漫长。并且，利用东北季候风，每年的9月份或10月份是阿拉伯商船从波斯湾出发的最佳时间，航行三四个月，即1月下旬抵达马来半岛的吉打，船需要再一次等待季风才能顺利通过马六甲海峡，利用西南季风前往中国。也就是说，阿拉伯商船航行至马来西亚的吉打之后需要等待至5月份夏季西南季风开始才可以继续航行，这中间有至少3个月的时间。而吉打距离苏门答腊岛仅一个马六甲海峡之隔，商人们完全有可能主动或被暴力强迫至室利佛逝的巨港进行贸易。这样不仅大大节省了时间，也完全省去了中间不必要的长时间等待。秦大树先生也提到过：“当时大部分商船实际上并不是航行全程的。换言之，阿拉伯的商船并不直航到中国；中国的商船也少有到达波斯湾的。东西海洋的货物贸易，应该主要是在室利佛逝进行的……从中国直航巴格达乃至东非的贸易是没有或很少发生的。”

（三）“黑石号”船舶的远航能力

本文前文提到过，“黑石号”是一艘没有钉子的轻型缝合船，马可·波罗对这种船曾评价“其船舶极劣，常见沉没，盖国无铁钉，用线缝系船舶所致……所以乘此船者危险堪舆，沉没之数甚多。盖在此印度海中，有时风暴极大也”。如此看来，这种轻型缝合船，虽然适合于多礁滩的近海区航行，但在如马可·波罗所说的那种远洋航行中，这种船可能经不起狂风、海啸的袭击。由此可见，“黑石号”作为一艘典型的阿拉伯单桅缝合船，其远航能力是有待商榷的。同时，作为适合近海区沿岸航行的船只，在到达马六甲海峡之后，如果能在附近地区得到自己需要的来自中国的贸易商品，阿拉伯商人没有必要去冒如此之大的航行风险穿越南海前往中国的港口进行贸易。

（四）考古发现

1.沉船上的發现

（1）包装方式。从“黑石号”沉船打捞情况来看，长沙窑产的瓷器被整齐地摞在广东窑口产的大罐里，然后在里面装上填充物。这样的包装，既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又可以令瓷器与空气和水尽可能地隔绝开来（图3）。根据长沙窑的外销港口来看，似乎其在广州装运更为合理，因为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在扬州几乎没有发现广东瓷窑的产品。也就是说，如果“黑石号”在扬州装船，就意味着它要在广州卸下数量庞大的长沙窑瓷器重新包装，这显然是费时费力的。或者仅仅为了数量不多且质量不高的广东瓷窑产品而特意在广州停靠，接着再北上前往扬州，这似乎也并不合理。但是，如前所述，“黑石号”沉船瓷器中除了有来自长沙窑、广东瓷窑生产的瓷器外，还有越窑、邢窑、巩县窑产品，还有数件波斯蓝釉器。尽管广东地区墓葬或遗址亦曾发现邢窑白瓷、越窑青瓷和长沙窑彩绘瓷，但其发现频率低、数量小，只有长沙窑的数量相对较多，但估计亦不过十数件。因此，从“黑石号”上所发现的器物组合来看，广州装船说似乎也不具备充分理由。而室利佛逝作为当时的贸易转运中心，将来自各地的产品存贮在巨港，像一个巨大的货仓，可以为各国前来贸易的商人提供多种选择，在苏门答腊的考古发现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笔者在后文将会进一步论述。

（2）沉船上具有佛教色彩的瓷器。室利佛逝由海上贸易而兴盛，当时，其与印度往来频繁，贸易也为其带来了佛教。671年中国唐代高僧义净取海道前往印度学习佛法，曾在此学习六个月的梵语和佛教理论。从印度取经回来后，继续留此从事翻译和著述多年。在苏门答腊巨港西南的TalangTuwo发现的石碑上刻有大乘佛教的愿文：“务须敬爱三宝。”这是大乘佛教教义的骨干，说明当时的室利佛逝是信奉大乘佛教教派的国家。而出于此地，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几尊大乘佛教塑像也印证了这点。“黑石号”沉船中发现大量具有佛教色彩的瓷器可以看作是中国应室利佛逝之信仰而销往该地。在黑石号沉船上发现很多雕花镂空的熏炉（图4），造型精美。熏炉是禅宗佛教僧侣在诵经念佛时使用的一种贡具，是典型的佛教器物。该船另发现两件带有“卍”字符号的器物，一件是绘有钟形图案的长沙窑瓷碗（图4），另一件是“卍”字符金碟（图4）。“卍”字符是典型的佛教符号，在佛教中指佛祖的心印。同时，在“黑石号”出水瓷器中发现了大量莲花纹饰的瓷碗以及一件双鱼壶（图4）。双鱼和莲花均为藏传佛教八宝之一，而藏传佛教也正是大乘佛教的一支。摩竭纹也是具有佛教色彩的典型纹饰，早在犍陀罗佛教雕刻中已经出现，在古印度的雕塑、绘画作品中经常出现。“黑石号”出水的长沙窑瓷碗中亦不乏该类纹饰（图4）。

（3）沉船上出水龙脑香。“黑石号”沉船上除了运载大量瓷器外，亦发现少量玻璃器皿、八角茴香、龙脑香等。龙脑香是一种东半球热带地区的植物，多生长于东南亚地区。9世纪时是典型的外来香料，《宋史·三佛齐传》中就有提到三佛齐使者向唐朝进贡的贡品中即有龙脑。“建隆二年，占城国王贡龙脑、香药等。……熙宁十年，注辇国王遣使献乳香、瓶香、蔷薇水、木香、阿魏、丁香、龙脑。”《史记·货殖列传》云：“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集解引韦昭曰：“果谓龙眼、离支之属。”韩怀准指出，果布应为马来语Ka?pur的对音，即龙脑。“黑石号”发现的龙脑香显然不是中国所出，龙脑作为室利佛逝的本地产物，成为“黑石号”来此交易的证明。

2.东南亚地区的考古发现

室利佛逝在贸易上的重要地位还可以从其地的考古发现中得到印证。总结一些学者的研究，印尼发现唐五代的陶瓷品种有长沙窑釉下彩、唐三彩、越窑青瓷、邢窑、定窑、巩县窑等的白瓷、广东各窑青釉瓷和白瓷、河南鲁山窑的黒釉瓷器等。如玛朗南部的遗址和墓葬中发现有长沙窑的褐斑璧离柄执壶，南苏门答腊、峇厘也出土很多长沙窑器残片。日本著名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教授在东南亚地区考察时就曾说“印尼所属的苏门答腊、爪哇、塞列别斯、加里曼丹等，以及其他各岛出土有9～10世纪的中国邢窑、定窑、巩县窑等白瓷钵，河南鲁山窑等黑釉白斑壶与水注，河南巩县窑三彩钵、水注，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绘花碗、水注以及广东各窑的青瓷与白瓷水注、壶、钵、碗乃至广东任何窑址均曾制作的里面残留星形无釉部分的青瓷钵等等。”叶喆民先生在《印尼所藏中国古陶瓷考察记略》中提到其参观雅加达历史博物馆时，馆中还陈列有当地出土的中国古代外销瓷器和残片，如唐长沙窑“青釉褐彩贴花双系壶”与其他南方窑的“青釉四系单流壶”“褐釉双系罐”。在印尼梭罗王宫博物馆展陈有一件唐长沙窑青釉褐彩贴人物纹壶（图5），其形制和“黑石号”出水长沙窑壶十分相似（图6）。endprint

“在东南亚的印尼苏门答腊岛、马来西亚、爪哇岛、泰国、菲律宾等地均有发现我国隋唐五代的陶瓷。其中出土陶瓷最多的是印尼的南苏门答腊的巨港，这里曾是室利佛逝国的首都。出土陶瓷中包括越窑产的青瓷，器形主要有刻划花的壶、满釉带有支烧痕的碗和外壁带有荷瓣纹的钵等，此外还有广东青瓷钵和长沙黄釉盘。”

以这些考古发现来看，几乎涵盖了“黑石号”上发现的所有瓷器组合，尤其以长沙窑为多，也符合出水瓷器的实际比例。虽然这些长沙窑瓷器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上多有出现，但是秦大树先生发现中南半岛上发现的长沙窑瓷器却相对很少，他认为这是由于中国货船在到达室利佛逝之前主要是在航行，并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贸易，真正的贸易仍是在室利佛逝展开的。

四、小结

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之后，西北丝绸之路由于战争而堵塞，海上商路开始取代陆上商路蓬勃兴起，中国商人与西亚、中东地区的交通往来是这时期东西方交流的重要内容，“黑石号”则是承载着当时阿拉伯商人前来东方换取商品的贸易之梦的一个缩影。对于“黑石号”货物装载地点在当时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也只是笔者基于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的一个推测，需要更多的证据来佐证。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黑石号”是否曾经继续北上去往中国沿海，在当时的东西方贸易中，室利佛逝始终承担着重要的贸易中转和集散中心的任务，它联结着中国与西方阿拉伯世界，将大唐王朝的瓷器与文明带向了西亚，也为中国带来了丰富的物产、商品及佛教、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国、以室利佛逝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和阿拉伯、波斯地区构成了9～10世纪印度洋上的一个完整的贸易圈，世界文明在海上商路的发展中进一步交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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