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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人物画的迹象变化

摘要:水墨人物画的发展经历了迥然不同的多个阶段,从现代水墨人物画来看,水墨画随着时代审美和个人审美不断变迁,这也是水墨人物画持续发展并始终拥有魅力的原因所在。《绘画迹象论》中所提供的绘画品鉴体系,能够提供一个很直观的视角去赏析古今中外的各种艺术作品。通过分析水墨人物画的“迹”与“象”,可以分析出其变

摘 要:水墨人物画的发展经历了迥然不同的多个阶段,从现代水墨人物画来看,水墨画随着时代审美和个人审美不断变迁,这也是水墨人物画持续发展并始终拥有魅力的原因所在。《绘画迹象论》中所提供的绘画品鉴体系,能够提供一个很直观的视角去赏析古今中外的各种艺术作品。通过分析水墨人物画的“迹”与“象”,可以分析出其变迁过程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绘画迹象论;水墨人物画;艺术作品赏析

一、 迹象论中的“迹”与“象”

《绘画迹象论》中,将绘画的构成以公式“迹+象+X=画”列出,其中,“X”代指各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包括观念、情感、审美和思想境界。而“迹”与“象”则是画面构成中的重要元素。

“迹”代指绘画作品、绘画过程和具体的画面效果。

“象”代指自然形象和艺术形象。

——《绘画迹象论》

一幅作品,其中作者运用绘画工具所留下的“迹”进行组合,形成了“象”,而“象”中蕴含了各种丰富的“迹”,这就形成了一个“画面”。而评价这个“画面”的优劣,则要从它的“迹”“象”和“X”入手进行讨论。“迹”是否有趣或有韵味?“象”是否生动和灵活?“X”是否耐人寻味或让人产生共鸣?这些都是在解读一幅作品的时候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水墨人物画的迹象特点

水墨人物画的历史其实并不丰富,甚至有些历史裂隙,流传下来的传统笔墨相比较山水或花鸟这些画种要少很多。也许正因为在历史传承上有了断层,才使水墨人物画有着独特的表现力,形成了不完全被古典审美所束缚的一种表现画家内心的手段。现代水墨人物画的“迹”来源于花鸟山水,却又因为要塑造的对象不同,而产生了新的变化。人是万物之灵,人的“象”也是万物之中最耐人寻味的,可谓“世间百态”,人的“象”最常见,最具体,但也变幻无穷,正因如此,水墨人物画成为一门值得钻研的学科。

提到水墨人物画的“迹”就需要分析其笔墨,笔法和墨法两者相辅相成才形成了丰富的“迹”。因有了各种“迹”的组合,画面中就会呈现出“象”。本文将对四幅不同时代的作品的“迹”和“象”的特点进行解读。

三、个人关于四幅不同时代的水墨人物画的解读

(一)唐·吴道子《送子天王图》

画中的“迹”几乎全部是线条,这些线条有粗细浓淡变化,体现出用笔的节奏。早在唐代画论中,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就曾提到“书画同体而未分”,早年吴道子所学习的书法用笔对他作品中的“迹”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吴生所使用的线条称为“兰叶描”,由《送子天王图》可以看出,他用笔迅疾且奔放,并且异于同时期其他画家用线的圆润细致,而吴道子画面中的“迹”更加多变,十分自由。吴道子的用笔来源于他所学习的书法:

吴道子,少贫,游洛阳,学书于张颠、贺知章,不成,因工画,深造妙处,若悟之于性,非积习所能致。

——宋·夏士良《图绘宝鉴》

吴道子师从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人称张颠),吴道子的线条从气势和速度上来看,应该受到了张旭狂草的启发。而他用笔的多变,多半是受到贺知章的草书《孝经》的启示,从而使画种的“笔迹”变得摇曳多姿,变幻无穷。

吴道子的线条飘逸,却又有着明显的韧性和力量,仿佛是一个“象”的骨架一般,灵活生动地支撑这个“象”的存在。这些线条组成了人物,也就是图中的“象”。早期绘画教学的“师徒相授”以图谱和口诀传承的方式来进行,吴道子所绘的“象”为神仙,充满想象色彩,虽“象”更自由,却是与现实中人物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苏轼也曾说吴道子的画“如以灯取影”,说明这些“象”虽多来自想象,却与写实描摹相联系。吴道子的创新在于把复杂的“象”所包括的凹凸、阴阳归纳为“线”,结合物体运动规律来构成各种线条的组织关系,运用线条这种“迹”的组织而描摹出人物的神态。

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吴道子逍遥的性格和喜好。这些属于《绘画迹象论》中所说的“X”。吴道子的性格非常洒脱,有传说吴道子“好酒使气,每欲挥毫,必须酣饮”,如此逍遥的性格也使得吴道子的画风飘逸,有着“吴带当风”之说。

(二) 南宋·梁楷《泼墨仙人图》

这幅画中的“迹”已经不同于在此之前的“线条”,而是改用“面”和“墨色变化”的“迹”来表达,用笔更大胆,不拘泥与“象”,却又形成了一个比较抽象的“象”。这种“象”已经不属于传统审美,而是一种个人风格的表现。

梁楷,东平相义之后,善画人物山水释道鬼神。师贾师古,描写飘逸,青过于蓝。嘉泰年画院待诏,赐金带,楷不受,挂于院内,嗜酒自乐,号曰‘梁风子。院人见其精妙于笔,无不敬服,但传于世者皆草草,谓之减笔。

——元·夏文彦《图绘宝鉴》

梁楷师从贾师古,而青出于蓝,又能被当时的审美所认可,应当是精于写实绘画,包括他早期的作品《黄庭经神像》都可以看出,他精于很细致的绘画。但是他流传下来的大多作品,都是“减笔”,用看似潦草简略的“迹”来表达他内心所想的形象。

《泼墨仙人图》的“迹”非常独特,以笔尖蘸墨,笔肚含水和少许淡墨,侧锋用笔,寥寥几笔扫出块面关系和衣服大致的衣纹走向,最后以少许浓墨等纸干燥后点缀腰带,完全不同于早先绘画的中锋勾线。

另外,从面部描绘可以看出,“象”有非常多的细节,但是进行了很大的夸张。宽阔的额头占了大半个面部,扁平的鼻子,眼睛眯着,袒露着胸腹,一幅醉醺醺的形象。虽然造型非常夸张,甚至脱离了正常人的外形,却更生动地表现出了一个憨态洒脱的“象”。

从此时的“象”来看,绘画已经超越了原本的“描绘”,而更倾向于“表达”内心的一些精神寄托。通过不拘小节的用笔“痕迹”来创造一个画家内心的角色,这个角色的“象”取材于民间所信的布袋和尚或那时代的济颠和尚。这个形象是经过了艺术家的想象以及他对禅宗的理解而产生的形象,也就是一种“变象”。

梁楷不拘法度,放浪形骸。不屑于世俗的名誉,性格豪放,不拘礼法,喜好饮酒,号称梁风(疯)子。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也直接反馈在他的画面中,画如其人,豪放不羁。

(三)清·任伯年《三友图》

清代西方绘画的科学造型影响了任伯年的绘画风格。从衣纹褶皱可以看出,虽然“迹”上保留了传统白描的用线和用笔的特点,但是同时又与西方的“造型”意识有些接近地皴出了明暗关系。先用有力的线条书写出轮廓外形和褶皱,然后用皴的方式做出阴影的效果。衣纹的“迹”同时具备中国画独有的“书写性”以及西方素描的“明暗关系”,构成了别具一格的“迹”。

人物面部的用笔很明显可以看出,任伯年的绘画受西画影响,在绘画中融入了西方素描的块面结构和阴影的感觉,此时的“象”更倾向于“型”,以科学解剖的面部结构为标准,进行与西方肖像画类似的写实“象”的描绘。这样的“造型”与中国传统的观察对象特点进行描绘的方式不同,它更倾向于塑造结构,每一处明暗变化或者形状变化,都是讲究科学依据的。

然而,这也产生了一种矛盾,写实的面部,和写意的衣纹,这两种不同的“迹”和“象”的矛盾,演变成了任伯年在这个时期独特的工写结合特征。单从这种矛盾的结果来看,与其说是任伯年被西化了,不如说他是在传统笔墨中融入了西方的造型艺术,运用已有的传统笔墨之“迹”,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象”。

(四)现代·周思聪《矿工图》

周思聪是20世纪杰出的女画家,其绘画融合了中国传统笔墨和西方艺术理念,在笔墨运用和画面构成上继承了传统,却又突破了传统。 画面中的“迹”在中国传统绘画上可以寻找到类似的“迹”,但是这些“迹”又不同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组合方式,而是更多地将“象”进行变形。

随着与世界接轨,长期被限制的艺术家开始寻求新的思想,而此时,西方绘画理念大量传入中国,中国的艺术家们开始探索和变革。周思聪在这个艺术新浪潮中,从西方绘画艺术中筛选并汲取了可用的形式,糅合进传统的水墨人物画中,形成了她独特的“迹”与“象”,从而产生了自己的迹象风格。

周思聪的“迹”,除了对中国传统笔墨的传承,还有部分受到珂勒惠支版画的启发,强烈的明暗对比。结实的线条,无一不在体现出画里画外的沉重感。画中大量运用的分割和重叠的“迹”,将这幅画和传统水墨区分开,而这种割裂形态的“迹”,更加强化了画面的沉重和痛苦感。

这幅作品中,有老有少,不同动态的“象”组合起来,没有呐喊,没有痛哭,而是以一种沉默来宣泄痛苦。

四、个人认为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

这些作品虽然来自不同的时代,但是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在进行“迹”与“象”的创新:吴道子的“迹”,是将传统的线条改造成有粗细浓淡变化的“兰叶描”。而他的“象”,是将原有的“人”的造型融入书法的飘逸感,然后进行夸张,变成了“天神”的“象”,融入了宗教和想象的成分;梁楷的“迹”则是突破原有的以“线”写形而变化成以“面”写形,他的“迹”是一种大改革式的创新,打破了传统美学的束缚,从而形成了一种书写意境的“象”;任伯年的“迹”有着融合多种笔法的特点,既有书写性的线条,又有描摹的皴染。这多重“迹”融合成的“象”则共有传统国画和西方素描的两种特点,既矛盾又别具一格,实属向着“科学”转型的时期独有的“象”;周思聪的“迹”很明显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形成了繁复变化的“迹”,加上她本人的创新思想,将几种不同的绘画理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她独特的“迹”,也就是绘画风格。她的“象”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象”,而是突破了现实,直接书写她心中的情感所凝聚成的“象”,这种“象”超越了写实的表达力,夸张地表现了她所想表现出来的东西。

可以说,这四幅作品虽然来自不同时期的审美需求,有着很大的迹象区别。但是他们在当时的时期中,又进行了大量迹象上的创新,而这种创新,又引导了随后的水墨人物画的发展趋势。

沿着这些绘画的发展趋势,不难看出,水墨人物画的“迹”变得复杂、多变并且更独特,更具备个人风格。“象”也是一样,从写实,趋向于“变象”,又重新回归更进一步的写实,在更写实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变象”。从整体上来看,“迹象”的变化应该是随着时代发展而更趋向于个人的审美,而不再完全依附于时代审美上。

作者简介:

孙水淼,中南民族大学设计艺术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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