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百合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种高粱很普遍，因为那时候高粱不论生产还是生活作用都很大。高粱点种下地，不用太多的粪肥，不用太多的人工侍弄，抗旱，易于田间管理，产量高。在物质条件相对匮乏的当时，有着很实际的意义。
当高粱刚抽穗时，小朋友们常到高粱地找寻高粱“乌米”。乌米是一种生长在农作用顶部的真菌，颜色多为灰黑色。幼嫩时可食用，味道鲜美，营养价值较高。北方部分地方称 “米蛋”，其中高粱、黍子乌米幼嫩时可以食用，玉米乌米则不能食用。那时候的选种远没有现代科学的培育那么麻烦，挑一些籽粒饱满的，也不用上粪，点播即可，所以高粱感染这种病的很多。我们背上书包常常偷偷地到地里采摘，因为让生产队“看青的”（庄稼看护员）看见了会驱赶我们的。采摘下来的乌米，把外面破皮剥开，生着即可食用。当然有的人家会把它放在帘子上在锅里蒸熟也能吃，只不过这种吃法，让原本乌米的那种鲜性丧失，口感差了很多。把乌米放在餐桌上，把大粒盐用擀面杖擀成细面，吃的时候蘸些盐面吃筋道、细腻，格外爽口。乌米外白里黑，吃完一棵，白白的小牙变黑，有时不注意嘴也会变黑的。小时候的我最爱吃的就是这种乌米，常常跟在哥哥们的屁股后挎着书包，把哥哥们采摘下来的乌米放在书包中。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几乎无人种高粱；即便有人种高粱，长乌米的高粱也非常少。乌米几乎成了一种绝迹的美食了。每每向孩子们讲述乌米的时候，总有一种留恋感萦绕在心头。
高粱收割时，要捆成二十公分左右的捆，称为高粱“个子”，方便运输。高粱穗又称高粱头，有的在没放倒杆棵之前，先把高粱头用镰刀削去，有的是放倒之后削。高粱梢部分有大约两尺长的一段茎杆，粉笔粗细，截下保存好，用来扎家家使用的盖帘、干粮筐或笤帚。那时候一进腊月，家家都要包粘豆包，包好的粘豆包要放在盖帘上拿到外面冻，这就需要很多的盖帘。“扎盖帘”大多都是妇女们的活。长梢扎大盖帘，短梢扎小盖帘，都各有用处。扎盖帘时，要上下两层横竖交错，把细麻绳用大马蹄针一针一针细密地签好，之后划好一个圆，沿线削圆，盖帘就做成了。记忆中母亲扎的盖帘摞起来，能有两米高，既结实又美观。那时候，我们家人口多，包粘豆包所用的黄米面最少要发三四大盆，放在炕头上，用大棉被捂起来。粘豆包放在盖帘上拿到外面仓子里冻硬，之后揭下，倒入准备好的一米多高的大缸里，准备随吃随蒸。母亲还会用这种茎干扎干粮筐，其方法不同于扎盖帘，属单层，扎时要把茎干洇湿，便于折弯。把苞米面大饼子用干粮筐一装，放在饭桌上，比盆子轻便实用。有的人家还能用其扎笤帚，只不过这种笤帚，没有糜子扎的笤帚好用。
那个年代家家餐桌上最常见的主食是小米饭、苞米馇粥、苞米面大饼子，还有就是高粱米饭。高粱粒淘好，放在碾子上磙压去皮，过筛之后再用“谷风车”（一种用来吹走粮食糠皮的农具）风去皮壳和瘪子，高粱米就能食用了。高粱米加水放点芸豆倒入锅中就可以焖成高粱米饭。高粱米饭口感不好，吃起来有些发硬、“扎不拉沙”的，属于粗食系列，性寒，吃多了对胃不好。但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在最艰苦的困难时期，能吃上高粱米饭或喝上一碗高粱米粥，那都是一种享受了。
高粱是生产白酒的主要原料。高粱白酒以其色、香、味展现了东北酒文化的深厚底蕴。高粱烧之辣、香、纯、甘、冽原味，由舌尖入喉，真实原味、清香恣意散发，豪情的纯饮将能品酌出东北高粱酒的道地风味。虽然那个年代的粮食很少，但每逢年节，各家各户就是勒紧裤腰带，也要买上几斤高粱烧的。男人喝酒，女人也不抱“下洼地”，盘腿往大炕上一坐，几杯高粱烧进肚，男人豪气干云，女人泼辣爽快，把个东北老爷们、老娘们的性格，演义得活脱脱的直观和豁达。
高粱杆，我们都称其为“秫杆”。秫杆作用很大，一是可把其洇湿用来捆割下来的苞米杆棵，秋季的时候捆剩下的白菜帮子，很规矩地码在碱土房顶，晒干冻透，冬季的时候用热水烫一下，用来蘸大酱吃，也是一道很下饭的蘸酱菜。
秫杆的第二个作用是用来编炕席、茓子、席织篓、人戴的凉帽、酱缸帽子等日常生活用品。把秫杆用水洇湿几天，把上面的叶子剥去，用“秫杆破子”（一种木制的三棱刀具）把秫杆破成三瓣，用挎刀把上面的瓤儿挎去，剩下的部分称“席糜儿”，可以用它编织炕席等一些生活用具了。那时候，家家都要铺炕席。人口多的人家，南北大炕一年要用上三四檩炕席。家家的老爷们都会编织炕席；有的高手，不但编自己家的，还要多编出十几檩或二十几檩，拿到生产队或县城去卖，换些购买油盐酱醋等的零花钱。
会编炕席就会编“茓子”、“席织篓”、帽子等。茓子是专门用来囤粮食用的，一尺宽数米长的长条状，用时侧立于干净的地面，茓头在里围成一圈，把粮食倒入其中装至百分之八十高的时候，再向上缠围一圈，以此类推，一圈一圈，一层一层。高的大茓子，像生产队使用的，能有一房子那么高，矮点的也要一人多高。用茓子囤积粮食，透风性能好，粮食不发生霉变，另外选址方便。
席织篓底面有四个角，编织起来就增加了难度，所以一般家的老爷们不会编。席织篓主要用于包豆包之前淘米用，把洗净的黄米装进，放在倾斜着的炕桌上，用于向下利水。淘好的米如果太湿了，放在碾子上不好碾压，所以必须用席织篓把里面的水利净。
人戴的凉帽或酱缸帽子，编织的方法与编织炕席如出一辙。凉帽编织要选择细席糜儿，戴在头上凉快、透汗、不漏雨。家家都要下酱，酱缸要放在外面，里面的酱才能晒足发好，酱才能好吃，但如果敞口，刮风时很容易把土面、柴禾末子刮进去，有时小鸡还有可能飞上缸沿掉进去，一缸好酱就废了。酱帽子放置其上，一方面通风性能好，不至于把酱发臭，一方面也干净卫生，防止了小鸡掉进去。有的人家用废弃的大铁锅当酱缸盖，倒是干净不进雨了，但由于透风不好，一缸好酱发臭不能吃了。
秫杆的第三大作用是用来做棚盖房子。那时，我们住的地方，虽然靠近大碱沟的大草甸子，甸子里有许多苇子，但打苇子需要在冬季到碱沟深处水塘的冰上去打。运输不便不说，寒冷的冬季，还没地方住。只有专门靠打苇子为生的人，才能在碱沟深处搭建帐篷打苇子。虽属冬季，地面冻得实在，但车马很难在坑洼不平的上面行走，只能靠人一担担地挑出水塘。专业人员打出的苇子卖价贵，有秫杆的人家，宁可用秫杆打成帘，一层层地铺在房顶上，也不愿买苇子。用秫杆做棚的房顶，如果房盖不漏雨，里屋秫杆棚还能多挺个十年二十年的，时间长了黑黝黝地发着亮光，像是刷上了一层黑油漆一般。但做饭的外屋，因为有了烟燎气熏的，秫杆就易烂，尽管如此，挺个十年八年也都不成问题的。
秫杆除了编织以上生活用品外，还有个重要作用，就是当时家家用它“夹杖子”围住小园。夹杖子很方便，挖好杖沟，把秫杆插入，用土培实，拦腰扎好 “杖肋子”，结结实实地，连小鸡崽都钻不进去。每到大风天气，大风一吹，秫杆杖子“呜呜”做响，像是在演奏着一首完美的曲调，表达着天地间的和谐相处。
秫杆还是我们儿时的玩具。在夏季，我们往往把夹杖子不用的秫杆折成一截一截的，并排放在一根木杆上，手倒掇一根粗柳条杊（xún），对准投去。只要木杊打中下面的木棒，上面的秫杆落地就算赢，赢者把得到秫杆抱回家的柴禾堆里当柴烧，这在那个玩具缺乏的年代，对于我们来说，也算得上一项久玩不腻的游戏，我们称这种游戏为“打杊”。脱了粒的高粱穗垛成一垛，冬天时我们一些儿童在上面“杀高粱马子”，一人肩扛一人，两对儿组成一组，上面的两个互打互摔，谁把谁从上面摔下算赢，但下面的人不要帮助上面的人，也不能互打，只能一心一意地被当做坐骑。很规则的一垛高粱头垛柴，被我们一闹，毁成很大的一片，害得大人们第二天还要好好地垛起。
大一点的孩子，手巧的还能用秫杆的茎杆扎滚鸟笼子。用秫杆的茎干扎成滚鸟笼子的框架，然后用细笤条（一种灌木，枝可以做笤帚）棍把框架穿好做窗，肩部放上两个只能下滚、不能上滚的滚儿，滚鸟笼就做成了。笼滚儿放上谷穗，再放进去一只两只的“鸟油子”（活鸟，用来鸣叫，引诱同类），同类听到叫声，再看见笼滚儿上的谷穗，便会不假思索地落上食用，还没等到食物入口，笼滚儿滚动，就把它滚进笼子之中。
还有办喜事用的五谷杂粮里面就有高粱粒。谁家死了人，都要在第一时间，把尸体抬到用高粱秫杆铺就的地脚上。这是一种人死之后，不让地下的浊气侵袭尸体的迷信作法，现在没有了秫杆，这种做法就没有人再用了。新坟上面要用三根秫杆插起三个桥，系上三枚古铜钱，直到现在，这种习俗在老家还一直延用着，只不过高粱秫杆要到县城的花圈店去买，一根要好几块钱呢。家里穷得买不起棺材的，往往用秫杆把人裹扎起来，埋进土里。过去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孩子多，孩子生了病来不及救治而死去的也多，死了的孩子是不能埋葬的，要把尸体放在秫杆上一把火炼了。
“高粱叶子窄哟，苞米叶子宽。看不尽那羊肠小道能有几道弯；苣卖菜儿苦哟，野葡萄酸（那），看不完（那）日出日落一天又一天……”高粱，看似简单而又普通，却为我儿时提供了一种现在并不多见的美食乌米；让我们每天都要光着小身子在它的上面躺着睡觉；让我们在几乎被饿死的时候，度过了艰难的岁月；让我们在品尝粘豆包的时候，想起了当年的席织篓，想起了当年的粮食茓子、凉帽、酱缸帽子；一杯高粱老烧淋漓地滴酒在岁月的祭坛上，让我们想起了逝者躺在高粱秫杆之上，安详进入天国的情形；想起了故人坟头三根秫杆桥上那微风吹拂的三枚铜钱，那种亲密而厚重的留恋、古朴，那种辛辣而沉着的张扬、大气，油然而生，久久不能释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