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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王国”的青铜奇葩

三星堆青铜铸就的神秘王国武贞战国中山国是北方少数民族——白狄族鲜虞部在今河北省中南部建立的国家。战国初年逐渐强盛起来,与齐、魏、燕、赵等强国相抗衡,耀兵称王于太行山麓,是一个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干乘之国”。但由于中山国非周王室宗亲,而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史籍对中山国的记载非常简略零散,两干多年来

三星堆 青铜铸就的神秘王国

武贞

战国中山国是北方少数民族——白狄族鲜虞部在今河北省中南部建立的国家。战国初年逐渐强盛起来,与齐、魏、燕、赵等强国相抗衡,耀兵称王于太行山麓,是一个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干乘之国”。但由于中山国非周王室宗亲,而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史籍对中山国的记载非常简略零散,两干多年来中山国成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神秘王国”。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的战国中山古城遗址、中山王陵以及百余座平民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精美文物。其中各种青铜器的造型奇巧瑰丽,风格雄健豪放,错金银工艺光彩斑斓,各种动物造型装饰惟妙惟肖。精品迭出的战国文物显示出中山国高超的铸造工艺,生动地表现了战国时代的精神气质。

一、神秘的“千乘之国”

《左传·鲁定公四年》记载:“(公元前506年)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准乎……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这是“中山”之名始见于史书。公元前459年至公元前457年晋国伐中山,中山可能受到了严重打击,此后史籍中便没有了中山的记载。直到公元前414年,“(赵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史记·赵世家》)。后“其国富强,遂建国备诸侯之制,与中夏伉欤”(《战国策·中山策补》)。但当时的大国魏国对中山擅自称王十分不满,“魏文侯令乐羊将,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战国策·秦策》)。公元前407年,魏国占领了中山,魏文侯派太子击为中山君。

中山被灭后,中山桓公“身勤社稷,行四方,忧劳邦家”,经过20多年的励精图治,于公元前380年前后复兴了中山国。复兴后的中山国定都灵寿(今石家庄市平山县三汲村附近),但此时的中山国位于赵国的东北部,中山国又成为赵国的心腹之患。赵国于公元前377年、公元前376年两次进攻中山国,《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侯)六年,中山筑长城”,以抵御赵国入侵。到桓公的继任者成公在位时,中山国力进一步得到增强。公元前332年,趁齐、魏与赵国发生战争时,中山国“引水围鄗”,致使赵军龟缩鄗邑(今石家庄市高邑县境内),直至齐、魏撤军。这一事件被赵国认为是耻辱,也成为了赵国日后消灭中山国的导火线。公元前327年,中山国最有作为的国王謦登上历史舞台。在他在位期间,中山与韩、赵、魏、燕共同称王,史称“五国相王”。并于公元前314年趁燕国王哙让位相国子之而引起的内乱,讨伐燕国,结果得燕地“方数百里,列城数十”,中山国于此时达到历史鼎盛时期。

极盛的顶点同时又是衰亡的起点,强盛的背后则孕育着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謦之后,继任者(妾子)(次/虫)由于内政外交政策的不当,致使中山国逐渐衰落。在对内政策上,中山国君“好岩穴之士”,重视学习中原各国的养士制度,却忽视了农业生产和军队建设,造成“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阵”的现象,兵力日渐衰落,国家逐渐贫穷。对外中山国往往依附一国进攻他国,并不断改变依附和进攻的对象,导致与多国结怨,陷于孤立。再加上中山国大臣们勾心斗角,后宫争权夺宠,政治日趋腐败。中山国内外交困之时正是赵国胡服骑射富国强兵之时,“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战国策·赵策》)。燕国也趁机进攻中山国,收复昔日失地。公元前296年,赵国攻破中山国都灵寿,中山国君(妾子)(次/虫)出逃齐国,赵立尚为中山王傀儡。“(赵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今陕西榆林)”(《史记·赵世家》)。公元前295年,战国中山国灭亡。

二、惊世的青铜宝器

《史记·货殖列传》载:“(中山)丈夫……作巧奸冶,多美物。”战国中山国手工业极为发达,乱世中的中山工匠制造的青铜器,造型奇特,工艺细腻,装饰华美,较中原各国手工艺品有过之而无不及。

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图1),高36.2厘米,中山王墓出土。案是古代席地而坐时使用的一种小桌子。案面原为漆木,现已不存。案座底部由两雌两雄四只梅花鹿承托。案座弧面上四龙四凤扭结缠绕。龙为独首双身,双尾反钩头上双角。每两个龙身盘绕处各有一只凤探头而出,似在引吭高歌。龙头上各有一个一斗二升式的斗拱,斗棋的形式按照当时木构建筑的挑檐结构制成,这是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整件器物通体错金银,采用各部分铸、然后铆焊的工艺,浑然一体。这件案座复杂精巧,造型内收而外敞,动静结合,疏密得当,突破了商、周以来青铜器动物造型以浮雕或圆雕为主的传统手法。

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底座(图2),长51厘米,中山王詈墓出土。器身铸成一只勇猛威武的老虎,两耳直竖,双目圆睁,身体浑圆并向右侧弓曲,两腿用力后蹬,右前腿以肘着地,用利爪抓住一只小鹿的后腿,张开的血盆大口正紧紧咬住一只幼鹿的后身。小鹿在虎口中拼命挣扎,短尾用力上翘,情貌凄切。猛虎与幼鹿的力量对比悬殊,弱肉强食的凄惨场面鲜活地展现在眼前。虎的右前爪因为抓鹿而悬空,座身平衡借用鹿腿支撑,构思巧妙。虎与鹿的皮毛斑纹,均采用错金银工艺,生动逼真。虎的颈部和臀部有两个饰有山羊面的长方形銎口,用于插放屏风扇。

错金银铜牛屏风底座(图3),长53厘米,中山王謦墓出土。铜牛浑圆壮硕,尾巴挺直,周身用金银线错出卷云纹,尾巴上有银线和金点错成的鳞片纹,爽快明丽。牛背上有以山羊头面装饰的銎口,用于插放屏风扇。

错金银铜犀牛屏风底座(图4),长55.5厘米,中山王墓出土。犀牛身躯肥硕,全身用金银线错出卷云纹,黄白相间,绚丽夺目。犀牛背上的銎口饰有山羊面纹。

错银双翼神兽(图5),长40.1厘米,中山王墓出土。兽头高昂,怒目圆睁,利齿交错,张口咆哮,利爪外撇,平稳有力地支撑身体,两肋间生出的双翼直指天空,矫健有力,似乎随时准备腾空跃起。神兽的通身饰错银卷云纹和鸟纹,充满了神秘气息,是镇器或陈设品。

错金银神兽(图6),长22.1厘米,中山王墓出土。神兽似牛非牛,颈部前伸,脊背扁平,大肚低垂,四肢短粗,憨厚敦实,周身装饰繁密的错金银卷云纹,是镇器或跽坐的扶手。

十五连盏铜灯(图7),高82.9厘米,中山王墓出土。形状好似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有七节树枝,承托起十五盏灯盘。七节树枝的榫口各有不同,便于安装和拆卸。树上装饰有游动的夔龙、鸣叫的小鸟、顽皮的小猴。树下有两位鲜虞族的家奴,正向树上抛洒食物戏逗群猴。底座由三只独首双身的猛虎承托镂空的夔龙纹圆形底座。整盏灯造型独特,错落有致,是目前出土的最高的战国灯具。

银首人俑铜灯(图8),通高66.4厘米,中山成公墓出土。整体造型是一位玩蛇耍猴的艺人,两手分持两条蛇,蛇的吻部托起灯盘。三盏灯盘高低错落,各有三个灯钎,可根据需要分别点燃。灯柱顶部还铸有一只游动的夔龙追逐一只顽皮的小猴。玩蛇艺人高颧扁脸、浓眉短须,是典型的北方少数民族男子的形象。他身穿锦纹宽袖长袍,嘴上两抹胡须微微上翘,笑容可掬,头部用白银精心制作,发丝清晰可见,眼睛用黑宝石镶嵌,至今仍闪闪发光。这件铜灯通过奇特的造型,逼真传神的人物塑造和真实细腻的动物刻划,使整件作品生动而不流于单调,并形成了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艺术风格,不愧为我国青铜灯具中的精品佳作。

错银镶金嵌松石铜牺尊(图9),长40厘米,中山成公墓出土。器身铸造成一只小兽的形象,身形圆润,双耳竖起,眼睛圆睁,憨厚敦实。身上错有红铜或嵌有绿松石,颈部还有金泡饰。背上的盖铸成一只天鹅,正在曲颈回首整理背上的羽毛,神态安逸。盖边装有合页,装酒的时候可以打开,倒酒时小兽的嘴就是流口,构思巧妙。

勾连云纹铜方壶(图10),高45.2厘米,中山王墓出土。壶的胎壁轻薄,棱角周正,通体镶嵌红铜丝、绿松石并填蓝漆,色泽绚丽。器身遍布勾连云纹图案,多种云纹相互缠绕,云气弥漫,缤纷夺目。

狩猎宴乐图铜盖豆(图11),高30.7厘米,石家庄市平山县穆家庄战国初期墓葬出土。豆身铸有四层共七组狩猎图案,刻画了90个人物、63只野兽、26只鸟和6条鱼,图案花纹精细繁密,人与动物鲜活生动。器盖饰有两组狩猎侍宴图像,几个人物在二层的楼台上饮酒观景,伎乐们跪坐在楼下演奏编钟编磬。楼外,射手们手持弓箭正在射猎群雁,有的大雁已被射猎下来,有的大雁还在天空飞翔。豆的腹部是狩猎图,猎人们有的手持刀剑奋力刺兽,有的操着长矛拼力追逐,有的乔装成动物正在格斗。人奔兽跳,生动活泼。

鹰柱铜盆(图12),径57厘米,中山王墓出土。盆底铸有一只背负圆柱的龟。柱顶站立一只昂首飞翔的雄鹰,利爪紧紧抓住纠结在一起的两只蛇头。雄鹰圆瞪双目,嘴巴尖刻,巨爪锋利,凶猛敏捷。盆的外壁装饰等距离四只口衔圆环的飞鹰,与盆内柱顶之鹰遥相呼应。底座镂雕活泼精致的蟠螭纹,将整个大盆衬托得更加生机勃勃。

三、精湛的青铜工艺

通过以上精美的青铜器,不难看出战国中山国的青铜制造业应是十分发达。通过考古发掘,中山国灵寿古城遗址的手工业区内,发现有颇具规模铸铜冶铁的作坊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铜质、铁质工具及生产所用的炼炉、炉渣、石范、陶范等器物。由此可知,战国中山国不仅有着颇具规模的青铜制造业,而且还使用先进的工具,掌握着高超的工艺技术。

1、多种铸造工艺综合运用

战国中山国出土如此繁复的青铜器物,制作工艺难度是很大的,其铸造要有科学的计算、严格的范模。从陶范到金属范,从单合范到双合范,从外范到内范,都需要统一的设计,统一的焊接,其中曲度大的部分还要分别采用多次焊接的方法,接缝处必须做到紧密才能使之结合成整体。有的器物采用器身和附件分别铸造的方法,接合时或将先铸好的附件嵌入器身和范中,然后灌入铜液,使之连成一体,或用合金焊接。这种制造方法便于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劳动分工,是铸铜工艺的一大进步,这一切都显示了中山国冶铜工艺的进步。

2、数学原理实际应用

由于制造生活用具、作战武器以及战时运算数据的需要,战国时期的数学知识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几何学的角度、弧度划分,直角三角形勾股弦的关系,还有容积和比例的运算,在当时都能达到相当精确的程度。中山工匠科学构思,将数学原理与青铜器物造型巧妙结合。如银首人俑铜灯的灯盘兼为底座,同时略向外移与另外的两盏灯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斜线,而直立的男俑则形成一条竖向的直线。从整体上看,全灯的外形就构成了一个规整的直角三角形,使灯体高大而稳固。又如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每个龙身皆为独首双身,相邻的龙身在弧度上构成半圆,四个半圆聚拢后成为半球,中山工匠是将准确的弧度计算运用其中。

3、镶嵌、错金银等装饰工艺广泛采用

镶嵌工艺就是在铜器表面铸出浅凹花纹,再嵌入红铜、松石等不同材料,使金属表面平整,并利用不同物质的光泽或形状构成各种图案。如嵌勾连云纹铜方壶的制作方法就是先在器身上模铸好凸起的花纹,再在凹入的沟槽内根据图案需要分别填嵌红铜丝、绿松石和蓝漆,最后打磨光滑。经过这样装饰后,这件壶多种云气缠绕扭结,变化万千,五彩缤纷,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错金银即先按设计好的花纹刻画出沟槽,再用金或银嵌入槽中,最后再错平磨光。经过错金银装饰的器物色彩斑斓,具有令人炫目的艺术效果。如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底座,黑褐色的虎头、虎尾和后背之上,先按设计好的花纹刻划出沟槽,再将大片的金片嵌入槽中,虎身上金光灿灿的花纹就显露出来。虎腿和虎腹用同样方法嵌以细密的银丝卷云纹。金黄银白的璀璨与青铜浑然一体,更增加了器物的艺术魅力,具有典型的战国时代风格。

战国中山国的优秀工艺传统在这一地域沿袭下来,直到两汉,从中山靖王刘胜、王后窦绾墓及历代中山王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以及鎏金银、错金银、松石玛瑙镶嵌器物等仍可看出战国中山国铸造工艺的传承。

四、独特的艺术风格

战国时代是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的进步,思想的开放,艺术的活跃,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一不影响到艺术创作上。中山国工匠将游牧民族带来的彪悍活泼的北方青铜气息,与当地高度发达的中原科学文化相互交融,于是创作出这造型奇特、奇巧瑰丽的青铜艺术珍品,反映出战国中山国独特的艺术风格。

1、鲜明的北方游牧民族风情

来自北方自然生态环境的狄族鲜虞部,造就了中山国独特的审美情趣。中山工匠在制作青铜器时,充分展开想象,在器物的造型、纹饰上展示着自己粗犷、古朴、奔放的民族风情,展示了北方大草原天高地阔、驰骋猎杀的温馨愉悦。如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底座,工匠注重动感和力度的表现,选择最能吸引人的瞬间去表现动物的神态。猛虎身体弯成弧形,犹如一张绷紧的弓,侧视则虎臀支起,匍匐擒食,形成一条s形线。它充满着弹性和力量,造成一触即发的强烈动态,是对老虎捕食情态最精练的概括,反映出北方游牧民族善于刻划动物造型的熟练技能,同时也反映出中山国青铜工艺的族属特点。

2、幻想的神话意味

战国中山国青铜器以写实风尚为基础,使用精致华美的铸造工艺,自由活泼的表现手法,寓神话于造物之中,用具象、立体的造型艺术反映出战国时期新的艺术风格。如错银双翼神兽是中山国特有的器物,据专家研究,这种神兽可能是传说中风神飞廉的形象。风神又称风伯,名为飞廉,相传他是蚩尤的师弟,曾与蚩尤一起拜一真道人为师在祁山修炼,是掌管风的神仙,主要职能是配合雷神、雨神帮助万物生长,所以受到历代君主的虔诚祭祀。错银双翼神兽的造型所透射出的灵动、鲜活的文化特质,与燕、赵两地深沉、厚重的汉族文化风格具有明显的差异。著名的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这种神兽形象具有中国北方民族及斯基泰一西伯利亚式艺术的特色,与兽身鹰首的格里芬属类似母体和同一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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