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金忠
【关键词】孤竹国；研究现状；地望；都城；山戎文化
【摘 要】近些年来，孤竹国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在其族源、地望、疆域以及首阳山的地望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孤竹文化表现为夷夏二重性，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夷齐之故里、儒家文化之源、山戎文化之乡。本文综述了孤竹文化的研究现状，并就开发利用孤竹文化提出了几点建议。
孤竹，亦作“觚竹”，是商初分封的一个诸侯国，辖境包括今河北迁安、卢龙、滦县等冀东地区以及辽宁兴城、朝阳等地。它兴于殷商，衰于西周，亡于春秋，存在了近千年之久。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冀东、辽西出土了一大批殷商时期的孤竹器物，孤竹国研究一度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据中国知网统计，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发表在期刊报纸上有关孤竹的文章达40余篇。如果加上之前发表的和收录于论文集中的文章，当然会更多。但由于史籍中孤竹的材料少而零散，且多舛异之处，在出土器物的认定和释读上，学界观点也不尽一致，故迄今孤竹这个千年古国头上依然迷雾重重，显得十分神秘。以下笔者拟从孤竹国研究的现状、孤竹国的特点及地位等方面，谈一下个人的粗浅看法。
一、孤竹国研究的现状
近些年来，学界对孤竹国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绩，一些遗址被确认，一些重要的出土器物被释读，人们逐步了解到其历史发展过程、生产生活状况、民族构成以及与殷商王朝的关系等。但由于资料的缺失，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学界仍然存在不同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孤竹的族源
史籍中明确涉及孤竹的，按成书年代来说，以《国语》卷6《齐语》为最早，其中提到齐桓公“北伐山戎，
孤竹国君，姓墨胎氏，又名目夷氏、墨夷氏。据《史记》卷3《殷本纪》，商的始祖为契，“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上述中的目夷氏，即墨夷氏，也就是墨胎氏。以此来看，孤竹国与商为同姓之国，与商王室有共同的祖先。此可称为华夏说，是学界的主流观点，大部分学者均持此说。
上述两种观点均有一些材料支撑，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也无一例外地有一些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在此基础上，有些学者加以折衷调和，提出了第三种看法：即承认孤竹与商同祖，但认为在商末周初，孤竹分为两支，一支向北迁至河北北部，后与山戎、令支结合，融入北狄；一支向西南迁入今贵州地区，于战国时建立夜郎国竹王，后为楚国庄跻所灭，遗族大多融入布依族。孤竹在中原者则融入汉族，成为竹、竺二姓[2]。这种观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注重阶段性和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似乎混淆了族源与民族构成这两个不同概念。族源是唯一的，也是不变的，可以改变的是民族构成。因此，这种观点并不可取。
（二） 孤竹国都的地望及疆域
对于孤竹国都之所在，目前学界存在多种意见，以在河北卢龙县为多，此可谓之卢龙说。主要依据是唐人李泰所著《括地志》卷2《平州·卢龙县》的记载：“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即据此将孤竹国故城确定在河北卢龙县城南。李学勤先生也明确指出，孤竹城在今河北卢龙县境是没有疑问的[3]。2011年，河北省历史学会、河北省文物考古学会组织了18位省内外专家学者，到卢龙县蔡家坟实地调查，形成了“孤竹国都城就在卢龙城南”的共识[4]，有的学者甚至进一步指出孤竹国都的具体位置在卢龙县的蔡家坟[5]。但也有学者指出，平州为北魏时所置，治所在肥如县，隋大业初废。唐武德二年（619）复置，移治今卢龙县。今卢龙县城始建于隋，非肥如旧治。因此，把孤竹故城确定在卢龙县城南的说法并不确切。另，《汉书》卷28《地理志》“辽西郡”条记载：“令支有孤竹城。”此条下颜师古注引应劭云：“故伯夷国，今有孤竹城。”令支，即今河北迁安。以此来看，孤竹故城在今河北迁安，此说可称为“迁安说”，著名学者唐兰即持此说[6]。但无论是迁安还是卢龙，两地毗邻，历史上同属一地。而有的学者推断在今迁安、卢龙、滦县三县交界地区[7]，有的学者则认为，应该在河南省登封中岳嵩山少室山之阳的颖阳地区的大金店南的城子村[8]。
孤竹国的疆域，由于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主要是依据出土文物的范围进行确定，故学界争论也较大。唐兰先生曾指出：“今河北省迁安县附近的古孤竹城，可能是孤竹国的一个都邑，而孤竹国的国境决不止此。”[9]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尔雅·释地》记载：“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郭璞注曰：“觚竹在北。”四荒比五服中的荒服更为遥远，为声教不及之地，由此可见，在古人心目中，孤竹包括北方的广阔地域。唐人杜佑《通典》卷178《州郡八》记载：“营州，今理柳城县，殷时为孤竹国地。”柳城县，即今辽宁朝阳。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71《营州》沿袭此说，亦云：“营州柳城郡，今治柳城县……殷时为孤竹国，春秋时为山戎之地。”《辽史》卷39《地理志三》记载：兴中府“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同书卷40《地理志四》：“营州，本商孤竹国。”显然，辽西今辽宁朝阳一带亦属于孤竹国境。《大清一统志》卷405则载：“土默特建置沿革，本古孤竹国。”土默特两旗的辖地，包括今辽宁省北票、阜新的部分和内蒙古敖汉旗南部。根据以上典籍记载和考古发现，多数学者认为，孤竹国的疆域，包括今河北省东北部及辽宁省西部[10]，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其疆域包括今天的河北北部，京、津和辽宁西部，以及内蒙古南部的广大地域。但也有的学者如王玉亮则认为，孤竹国的疆域远没有这么广大，不能从出土器物的范围来确定其疆域，孤竹所管辖的区域只是卢龙、迁安所在的盆地[11]。
（三）首阳山的地望
提到孤竹，人们往往首先便会想到伯夷、叔齐，以及他们采薇而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对于首阳山的具体位置，目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为河北滦县。据《永平府志》记载，首阳山，原名洞山，是夷齐故里，夷齐庙旧址无考，明成化九年（1473）建成于今址。一为山西永济县首阳山。李志毅先生即持此说[12]。据《后汉书》卷109《郡国志一》载：“蒲坂有雷首山。”下注曰：“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马融曰：‘在蒲坂华山之北。”古蒲坂在今山西永济县。据《永济县志》记载，首阳山在蒲州古城南20公里，位于中条山西端，黄河东岸，又名首山。世传伯夷、叔齐逃于此山，不食周粟而死。昔日该地建有二人的祠庙，名二贤祠，祠北为二贤墓冢，二冢朝南，立有“首阳山古贤人之墓”碑。另外，周武王伐商，东至盟津（今河南孟津），会八百诸侯，在甲子日渡黄河北上，与纣王会战于牧野。而山西永济首阳山正处在武王从周都丰邑（今陕西西安）起兵去盟津会师灭商的途中，这非常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李志毅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因此，首阳山似乎应在山西永济，而非河北滦县。
二、孤竹文化的特点及地位
学界在孤竹国问题上之所以聚讼纷纭、仁智互见，主要是由于典籍中的孤竹资料实在太少，且有许多舛异之处。近些年来，虽然有一些考古文物的出土，但有铭文的器物并不多，这个神秘的古国仍有诸多的谜团等待着世人继续去破解。但在孤竹国研究喧嚣热闹的背后，我们也应看到孤竹国学术研究与宣传普及之间存在脱节，大部分人包括河北人对孤竹国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是与孤竹这个千年古国的地位很不相称的。孤竹国具有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战国的中山国堪称先秦时期河北古国的双璧，在河北乃至中国历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一个中心，而是多中心，包括辽河流域在内的燕山南北地带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苏秉琦先生认为，在史前时代，北方地区氏族社会的发展，在当时居于领先地位[13]。距今8000年的赤峰兴隆洼文化，已到了由氏族社会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则标志着这里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以辽西牛河梁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为标志，产生了华夏最早的原始国家。燕北文化区一直和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的文化体系相一致，孤竹国属于燕北文化区，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孤竹僻居一隅却具有高度文明的原因。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夷夏二重性。
孤竹国作为商的侯国，与商王朝关系密切。今河北迁安市境内发现了几处殷商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陶器。青铜器有鼎和簋，根据铭文，考古专家认为是商王室箕子之物。箕子为纣王的叔父，其器物出现在孤竹国境内，可见孤竹与商王朝关系之密切。特别是1973年，在辽宁省喀左县的北洞村，先后发现了相邻近的两处青铜器窖藏。北洞一号坑出有一件涡纹铜
孤竹境内地形复杂多样，包括盆地、山地、丘陵等，滦河、青龙河、大凌河纵贯其中。盆地中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水丰沛，适宜发展农业。在喀左西南大凌河西岸小转山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圆形房子的石基和储藏窖穴，出土了不少农具，如石锄、石铲、石臼、石棒。建平县水泉村遗址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大体是孤竹人生活的地区，在房址附近的窖穴内发现炭化谷粒，经鉴定是粟、稷、蓖麻子等[18]，说明孤竹人不仅从事农业，而且农业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山地、丘陵则可发展畜牧、狩猎。《逸周书·王会》记载，孤竹以距虚为其特产。“距虚”，即驴骡之类，显然属于畜牧经济的产物。正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的，孤竹虽有国君，孤竹城只是其国君所居，或一部分华夏化民众定居的地点，其人民的社会状况仍以游牧为主[19]。
孤竹本是华夏殷族的一支，其文化的主体属于殷商中原文化。但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处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部游牧狩猎文化的结合部，表现为农业经济和渔猎畜牧经济交错并存，在文化上形成了复合性、多元性等特点。这也是为何孤竹国一方面能产生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古代圣贤，一方面又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色彩的原因所在。在中国古代，华夏族（汉族）占主体，民族融合主要表现为以汉族为核心，融合其他少数民族，这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主要形式。但在局部地区，由于当地少数民族占据了主体，汉族则可能被吸收而融入到少数民族中。春秋时期孤竹居民逐渐融入山戎、东胡等族中，正是这样一个由华变夷的例证。
由于孤竹鲜明的地域特点，所以在河北乃至全国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地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夷齐之故里
提起孤竹，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便是伯夷和叔齐。司马迁对伯夷、叔齐十分推崇，认为二人是为义而死，故为他们专门立传，并冠于《史记》诸列传之首。关于伯夷、叔齐的史料，除了载于正史《史记》外，《论语》《孟子》《庄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亦有记载，反映出伯夷、叔齐在先秦时期已经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了，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评价越来越高。孔子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伯夷、叔齐，毫不吝惜赞誉之辞，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20]；“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21]称他们为“古之贤人”[22]。《孟子·万章下》则称伯夷为“圣之清者也”，《孟子·尽心下》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23]更是将伯夷誉为一代圣人。降及唐代，一代文宗韩愈写了《伯夷颂》，对伯夷也是推崇备至。
伯夷、叔齐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今河北唐山、秦皇岛地区的很多地方过去都有他们的庙宇，可惜经过“文革”，多荡然无存。卢龙县南有一书院山，相传为伯夷、叔齐读书处。1922年，郭沫若以伯夷、叔齐的故事为题材，写成了独幕话剧《孤竹君之二子》，使伯夷、叔齐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二）儒家文化之源
“夷齐让国”“耻食周粟”是孤竹历史上留下的最著名典故。在中国古代，为了争夺皇（王）位，兄弟父子之间反目，乃至骨肉相残的事史不绝书，他们对皇（王）位的贪欲，毫不吝惜地撕破了罩在血缘上的亲情面纱。而伯夷、叔齐相互逊让，最后双双出逃，所体现的礼让精神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孔子开创的儒家，自汉代以后定为一尊，成为统治中国2000余年、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它讲求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而其核心是仁，伯夷、叔齐则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了仁、义、礼、孝、悌。其一，让国为大仁。伯夷、叔齐兄弟让国，充分体现了仁的道德标准。他们反对以暴易暴，耻食周粟，宁死以全仁，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求仁得仁”，堪称仁的典范。其二，让国为大义。义者，宜也，指符合正义或道德规范。孔子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4]显然孔子是极为重视义的。伯夷、叔齐兄弟让国，就是义字当先，姜尚即称赞二人为“义人”[25]。其三，让国为大孝。子爱利亲谓之孝，伯夷以父命为尊，宁可不做国君，也不违背父亲的遗愿，这就是孝。其四，恪守臣子本分，反对以下犯上为崇礼。因此，本仁、重义、守孝、崇礼，构成了伯夷、叔齐思想的精髓。孔子思想受伯夷、叔齐的影响甚深，他所开创的儒家思想能从伯夷、叔齐身上找到源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伯夷、叔齐影响了儒家思想的形成，于中国思想史可谓贡献厥伟。
（三）山戎文化之乡
中国古代对少数民族一般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主要是就地理方位大致而言的。这种观念形成较晚，在此之前，北方少数民族往往也泛称为戎。山戎就是分布在中国北方的古代少数民族，因其居于山中而得名，主要散布于今北京北部，河北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及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等地。山戎名称出现甚早，《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记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春秋时期，山戎逐渐强大起来，吞并了燕国辽西、冀北的大片领土。此时孤竹国也被山戎占领，完全依附于山戎，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孤竹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山戎文化特色。除了中原商文化之外，山戎文化也构成了孤竹文化的重要因子，这在孤竹后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近年来，在滦平县22个乡镇均发现了山戎古墓群，少则十几座，多则数百座。目前已发掘清理山戎古墓500余座，出土文物一万多件。山戎古迹和器物之丰富，历史和文物价值之巨大，在全国是极为罕见的。
若拉长视角，从先秦的历史发展链条上，更能凸显孤竹文化的价值。河北的先秦文化遗迹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旧石器时代有张家口阳原的泥河湾，新石器时代有邯郸的磁山文化，战国时期有平山的中山国和邯郸的赵王城，而殷商、西周、春秋时期尚无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孤竹国正好可以弥补这一时段的空缺，在地域空间上也可以弥补河北东北部无重要遗迹的缺憾。因此，无论从空间上还是从时间跨度来说，孤竹文化在河北先秦史研究方面都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三、开发利用孤竹文化的几点建议
近些年来，全国各地都很重视文化资源的挖掘利用，文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诸如文化遗迹的修缮、重修，争夺文化名人，等等。孤竹作为千年古国，具有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理应成为拉动冀东旅游文化的引擎。笔者认为在开发利用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打造“大孤竹”概念，整合各地资源。
近年来，卢龙县很重视孤竹这个文化品牌的利用。从1996年开始，卢龙建成了孤竹文物馆，成立了孤竹文化研究会，并于2006年升格为秦皇岛孤竹文化研究会，创办了《孤竹风》杂志，整理出版了《孤竹史稿》《卢龙记忆》《走近孤竹》等书籍。2009年，卢龙县被评为“中国孤竹文化之乡”。卢龙在挖掘孤竹文化和宣传孤竹文化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卢龙只是孤竹的国都，只是孤竹国的一部分，并不能涵盖整个孤竹的面貌，更不能完全代表孤竹，而且卢龙是否就是孤竹的国都，学界也还存在一些争议。冀东地区的抚宁、滦县、迁安、滦平等县，甚至辽西地区和内蒙古南部，都有孤竹遗存和大量文物出土，因此凡孤竹国疆域所及，都应包括在内，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孤竹。只有将孤竹放在一个大的地理时空背景下，才能凸显孤竹之所以能够立国千年的环境因素，才能对孤竹文化面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了解。应树立各地一盘棋的思想，摒弃地方主义。应明确孤竹不是单纯属于卢龙县，也属于迁安、滦县、滦平等县，乃至属于整个冀东、辽西地区，更是属于整个中国的。
第二，积极吸纳学界成果，实现两者的有效对接。
冀东的孤竹遗迹甚多，这些都是旅游开发可供利用的宝贵资源。例如在今滦县境内有一座首阳山，山上有夷齐庙遗址。据《滦县志》记载：“首阳山，旧称洞山，山上有夷齐庙，1958年被毁。”《卢龙县志》说：“清风台址在县西北十五里清风祠（夷齐庙）。孤竹都邑遗址居其右三里许，今属迁安地，东南为滦河、青龙河汇合平原。”据《迁安县志》，迁安有孤竹长君墓和次君墓。另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冀东、辽西各地有大量与孤竹国有直接关系的考古发现，在学界引起巨大轰动，孤竹国研究一度成为学界热点。在学界的努力下，孤竹古国的神秘面纱正一点点被揭去，美轮美奂、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孤竹文化开始展现于世人面前。但这些研究成果大多还局限在学术界，不为一般人所了解。有关部门应加强与学界的沟通联系，追踪最新的孤竹文化研究成果，并吸纳到旅游开发策划中去，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2011年，河北省历史学会、河北省文物考古学会组织省内外专家学者到卢龙县蔡家坟实地调查，倾向于认为蔡家坟就是孤竹国故都。如果此观点能够坐实，将是河北孤竹文化研究的一大收获。
第三，建设孤竹文化博物馆，重视山戎文化特色。
近些年来，各地孤竹文物发现很多，但由于散布于各地，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实在难得一见，更谈不上对孤竹文化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因此，加强孤竹文化的普及，提高孤竹国在全国的知名度，将这些文物汇集起来，筹建一个孤竹文化博物馆显得十分必要。由于一般都倾向认为卢龙是孤竹故都，在孤竹文化中最有代表性，可以考虑将博物馆设在卢龙。但在文物的征集方面，由于涉及几个县市，需要加强协调和沟通。另外，孤竹文化具有夷夏二重性的特点，一方面具有殷商中原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具有山戎的文化特色。相比其他各地，河北山戎文化的特（下转33页）（上接8页）色尤其值得重视，它显示出了孤竹文化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故在未来博物馆的建设中，山戎文物的展示应是一个特别需要突出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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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孟古托力：《孤竹国释论》，《学习与探索》2003年3期。
[2]何光岳：《孤竹的来源和迁徙》，《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年2期。
[3][10][15][19]李学勤：《试论孤竹》，《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2期。
[4]刘军，孟凡栋：《孤竹国都城就在卢龙城南》，《秦皇岛日报》2011年8月19日，第2版。
[5]孟凡栋等：《实地踏查取证，寻找孤竹国都城》，《秦皇岛日报》2011年3月1日，第B2版。
[6][9]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文物》1973年7期。
[7]朱玉环等：《试论孤竹文化》，《中州今古》2002年6期。
[8]康仙舟：《首阳山与孤竹国》，《中州统战》1996年6期。
[11]王玉亮：《孤竹地望试析》，《廊坊师专学报》1998年4期。
[12]李志毅：《幽燕古国——孤竹探秘》，《北京社会科学》2003年2期。
[13]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14]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殷代青铜器》，《考古》1973年4期。
[16]金耀：《亚微
[17]文启明：《河北卢龙县东阚各庄遗址》，《考古》1985年11期。
[18]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历史与文物》，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
[20]《论语·公冶长》，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
[21]同[20]，《论语·微子》。
[22][24]同[20]，《论语·述而》。
[23]《孟子·尽心下》，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
[25]《史记》卷61《伯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
〔责任编辑：许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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