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国学智慧助筑“中国梦”

同心共筑中国梦手抄报资料内容

陈寒鸣

摘 要：吴光先生近著《国学新讲》深入发掘国学智慧，重视理论创新，在国学、儒学、道学、浙学、阳明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均有新说，既有助于国人明道立德、提升素质、凝聚心力、增强自信，共同投身于从小康走向大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助于为政者以民为本、修身立德、廉洁奉公、治国理政，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果说“民主仁学”论是吴光先生在当代新儒学研究中的理论创举，那么其“一道八德”论则是从国学核心价值体系中提炼出来的中华核心价值观，对于当代国学的理论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国学；中国梦；民主仁学；一道八德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念趋同化的时代背景下，以儒学为主导的国学重新受到普通民众的认同与青睐；近年来“国学热”在民间兴起，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富有历史担当意识的学者矢志于国学研究，发掘国学智慧，重释儒学价值，这是体现时代精神，合乎社会发展潮流，顺应民心民意之举。吴光先生的《国学新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就是这方面的显著事例。

一

《国学新讲》由吴光先生从1987年至2015年关于中华国学的主要演讲成果汇粹而成，主体部分分为四编，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一是“国学编”，收录了他国学演讲录十篇，另附呼吁设立“国学”学科的两篇争鸣性文章。吴先生认为所谓“国学”就是以儒学为主导，儒佛道为主体，兼容诸子百家，涵盖经、史、子、小、文、艺六大学科门类的中国传统文化。简言之，国学就是以儒学为主导、兼容诸子百家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儒学为主导”，就是承认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他概括了国学的六大精神，即：“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道德人文精神，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廉洁奉公、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讲求实际、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力行精神，开放兼容、和而不同的多元和諧精神。六大精神中，最根本的是道德人文精神。又探讨了中华国学的核心价值观，提出了以“仁”为根本之道、以“义、礼、智、信、忠、廉、和、敬”为常用大德的“一道八德核心价值观”论述。

二是“儒学编”，是他关于儒学历史、儒学特色、儒学义理与核心价值以及当代儒学复兴、当代新儒学的理论形态与发展方向等方面的演讲录选辑。吴先生关于儒学研究的创新观点主要有：将儒学的性质界定为“道德、伦理、政治三位一体的道德人文主义学说”；将儒学的基本特征概括为道德主体性、人文性、整体性、实用性、开放兼容性五大特征；总结性回顾了2500余年的儒学演变史，提出了“三盛三衰一复兴”的论述，并提出了当代中国儒学复兴的十大标志；针对当今时代所急需，提出了重塑以“仁”为根本之道、以“义、礼、信、和、敬”为常用大德的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新论述；提出了“一元主导，多元辅补，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多元和谐文化观”的新论述，探讨了当代儒学发展新方向，主张建立面向大众、面向生活、面向现代的新体新用新儒学，并具体论述了“民主仁爱为体，科技礼法为用”的“民主仁学”新架构。

三是“道学编”，选录了他道家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吴先生在道家、尤其是在黄老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主要有：将从战国到秦汉的古代道家史明确分为老子学、新老学、黄老学三大阶段；详细考证了古文献中黄帝传说的来龙去脉以及所谓《黄帝书》的成书时代，并考论了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四篇古佚书绝非《黄帝四经》而只能定名《黄老帛书》；在学术界首次树立了黄老学的思想标准，即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论的道家或道德家的学术特点为标准，明确指出《论六家要旨》所论道家，非指老庄，而是以老子道论为基础、“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即综合阴阳、儒、墨、名、法、道诸家思想的黄老道家；扩大了黄老学研究的视野，即把从河上丈人到盖公一派作为齐国黄老学派、将马王堆汉墓《黄老帛书》的作者、《鹖冠子》的作者归入楚国黄老学派、将《吕氏春秋》判定为战国末年的黄老学著作、将《文子》《论六家要旨》和《淮南子》判定为汉初黄老学著作，并一一作了详细考证；研究了黄老学“清静无为”理论对汉代社会的积极影响及黄老学的“阴阳刑德”论与“元气”论对汉代思想史（如董仲舒的“德主刑辅”论、“阳尊阴卑”论、王充“元气自然”论）的承上启下、中间桥梁作用。

四是“浙学编”，收入了他1987年至2015年间关于“浙学”与“浙学人物”的部分演讲录。在浙学研究方面，吴先生不仅牵头从事了2000余万字的文献整理工作，为浙学学术研究提供了可靠可信的原始史料，而且从理论上论述了“浙学”的历史渊源与思想内涵，认为“浙东史学派”应正名为“明经通史、经史并重”的“浙东经史学派”，进而提出包含两浙（浙东、浙西）经史之学的“大浙学”概念，并在实践中积极推动“大浙学”的研究，如对省委书记讲“浙学”，对“文澜讲坛”“当代浙学论坛”听众讲浙学，对大中学生讲浙学，为《浙江社会科学》主持“浙学研究”栏目，主编“浙学研究”论文集等等。他还将“浙学”传统的基本精神概括为“求实、批判、兼容、创新”八个字，认为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养利”、黄宗羲的“经世应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正是浙学精神的典型体现，并将当代浙江人的创业精神概括为“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自强自立”的创业精神、“开放创新”的进取精神、“务实守信”的诚信精神，认为“浙学”基本精神属于哲学精神，当代“浙江精神”则属于政治文明，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

二

笔者最为关注的是吴光先生的儒学研究及其所提出的创新性学说思想。为了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需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之引领广大民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如何重新理解、解释、塑造和推广儒学核心价值，助筑“中国梦”，确已成为一种迫切的需求。

吴光先生以“仁” 贯通儒学史，提出中国儒学已经历了先秦子学（“仁本礼用” 的道德仁学）、汉唐经学（“德主刑辅” 的经典仁学）、宋明理学（“修己治人” 的经世仁学）、清代实学（“经世致用” 的力行仁学）和近代儒学（“中体西用” 的维新仁学）这样几个发展阶段，“五四” 以来又有现代儒学，即由熊十力、张君劢等开其端，牟宗三、唐君毅等继其后，另有马一浮、冯友兰等各树一帜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开新外王”的心性仁学。至于当世，林安梧、龚鹏程 、黄玉顺等倡“生活儒学”， 杜维明提出以促进多元文明对话为特色而旨在弘道的新仁学，牟钟鉴和陈来分别出版了《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仁学本体论》。吴光先生则提出兼融儒家仁爱价值观与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民主仁学，指出这是一种新型的“内圣外王”之学，即确立道德的主体地位而以关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以安顿人的生命为第一要务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他自谓其“民主仁学是既重道德实践、又重社会实践与历史进步的新儒学”，“其实践方向并非是现代新儒家‘本（旧）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道路，而是新‘内圣与新‘外王的统一，由新‘内圣指导新‘外王 的落实”。这无疑是面向大众、面向生活、面向现代的新体新用新儒学。

作为具有创新意义的当代儒学思想体系，这种民主仁学主要包含“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的新体新用观、“一元主导，多元和谐” 的文化观、“一道五德”的核心价值观三大方面的內容。这是很有价值意义的理论创新。如在儒学的众多观念中，“仁”占据着核心位置。“仁”这一范畴在儒工家典籍中出现的次数最多，例如《论语》中就有109处关于“仁”的论述。“仁”对儒家的其它价值观产生决定和统领作用。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它强调确立普遍内在的人类道德主体性，同时极为重视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对人生意义价值的肯定。从孔子奠定儒学的思想理论基础、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形成了一整套儒家价值观的观念体系。历代儒者对儒学价值观的认识与概述有异有同，其中既有历久弥新的常道，也有与时俱进的变通。吴光先生指出：“孔子是儒学的奠基者，他在对弟子或当政者的谈话中提出了20多个道德范畴，如仁、义、礼、知、圣、孝、悌、忠、信、中、和、恭、敬、宽、敏、惠、勇、溫、良、俭、让，等等，但讲得最多的是仁与礼。他曾对弟子说过‘吾道一以贯之的话。这个‘一以贯之之道，按照曾子的解读，是所谓‘忠恕二字。忠近礼，恕近仁。所以，孔子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仁本礼用四个字。”仁与礼为表里关系。仁是礼的支撑，而礼则是仁得以实现和表现的方式；礼的贯彻实施构成了仁的内涵。孔子的爱是有等差的，从爱身、孝亲、敬长一步步向外推演，由里及外，由近及远，以致天地间万事万物，从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这种仁的差等性内在地含有了礼的意蕴。儒家秉承“克己复礼为仁”的实践精神，使自己的一切活动尽量符合礼的规范，最终达到仁的境界。仁表现为内在自觉，而礼则表现为外在规范，是仁的外显形式及实现仁的手段。表面看，仁与礼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张力，但孔子使之和谐统一。从深层次上讲，仁与礼同时指向君子人格，以期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从儒学对传统社会的影响来看，这种以“仁”作为根本准则，以其他德性作为基本内容的理论架构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秩序的完善，但是它必须与时俱进，吸纳现代元素，形成现代形态。

农业社会的静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们对这种道德理论的反思。当我们回顾儒学上升为帝制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大致过程，就会发现从先秦时代的子学到汉武帝以后的经学，其中暗含着强化道德的钳制作用：将主体的自觉实践扭转为外在的强制作用，以“三纲”统摄“五常”，实现了帝制时代的政治本体论的现实转化。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加以反思。一方面，法家思想对加强王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何强化专制统治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这是“三纲”学说的隐秘内容；另一方面，儒家的丧服制度在形式上巩固了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人身依附关系，正如吴承仕先生指出的那样，“三纲之名，虽始于汉，而三纲之实，则本于《丧服》。《丧服》中首列三斩衰：子为父斩衰，表示家长制；臣为君斩衰，表示封建制；妻为夫斩衰，表示男统制”， 这使得广大社会成员默认这种伦理规定，将它视为天经地义的“王道”，于是形成了专制主义的王权统治模式。这种强化态势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可以说，“三纲五常”的儒学核心价值观念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原儒“以人为本，以德为体”的道德人文精神，沦变为为君主专制统治服务的工具。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迈入共和，“五四”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以后，“三纲”思想由于不再适合时代要求而被淘汰。不过，尽管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五常”观念却并没有丧失其价值，故而得以保留下来，并被一代又一代学者予以阐扬或赋予新义。吴光先生构建“一本五德”的尝试，其实是对原始儒学基本精神的回归，对儒学未来形态的展望。

三

如果说吴光先生基于历史的研究来探究中华国学的核心价值观，提出了以“仁”为根本之道而以“义、礼、智、信、忠、廉、和、敬”为常用大德的“一道八德核心价值观”，那末，他针对当今时代所急需，则基于真正儒家学者的情怀和使命担当而提出当今中国所应推扬的是以“仁”为根本之道，以“义、礼、信、和、敬”为五常大德的“一道五德”价值观。后者是当下中国时代精神的体现，具有鲜明的理论创新意义。

（一）“一道”即以“仁”为根本之道。通过拜读吴光先生的著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有效信息——孔子论及的“道”至少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的涵义：一是由“道路”引申为“大道”“原则”之义；二是“引导”之义；三是“学问”之义；四指“理想境界”或“良好政治局面”；五是“根本之德”；六指“根本原则”“政治理想”或“战略原则”。在讨论“一道五德”的相关问题时，我们侧重于“道”的第五、第六两个层面的涵义，强调其超越意义和统摄作用。

“仁”是儒学价值观中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这范畴具有情感性、普遍性、群体本位性、行为实践性等特征。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表明“仁”是内在于人的心理自觉。其内涵既丰富而又历久弥新：首先，它是一种表现为两个层次的情感，第一层次指有“亲亲”“孝悌”等基于血缘亲情的家庭道德情感，第二层次是指立足于人性之善而产生的“泛爱众而亲仁”的社会道德情感。其次，它是一种准则，内涵着反映“仁”之特性的“恭、宽、信、敏、惠”等具体的做人原则，奉行这些准则和原则，便是“为政以德”，是与法治建设相辅相行、甚至较法制更具意义的治国之道。最后，它指实践仁道的人。“仁者人也”，所谓“仁者”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所在。究实论之，“仁”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强调人的道德自觉，由此发展出从民本走向民主的人文精神。

吴光先生统合儒家传统资源，推动“合内外之道”的现代转化，积极探究“民主仁学”的实践路向。从现实层面来看，民主是当今世界的主导观念形态，儒家必须积极顺应这股潮流；从超越层面来看，任何权力运作形式必须以终极价值作为依托，借以保障民众的福祉。二者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民主仁学”的内在机制。放眼寰球，我们应以之为根本之道来建构适应全球化潮流、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新体新用的、融合了中西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新仁学——民主仁学。在“民主仁学”的理论架构中，“民主仁爱”并非仅仅是一种工具、一种“外王之用”的制度，而首先是一种人生的、社会的价值观，一种根本性的精神，一种普遍的道德理性，简言之是道之本体。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那点东西。所以，道德理性是民主仁学的根本特性。其次是人文性，这是对传统儒学人文精神的继承。民主仁学的终极关怀，是人的生死存亡，它以解决社会人生问题为根本任务，十分重视社会的安定和谐，重视人民的安康幸福。再次是实用性，即重视实践、经世致用的特性。最后是开放性，即坚持多元和谐、改革开放的特性。

（二）“五德”即“义、礼、信、和、敬”，这是儒学的五常大德，是“仁”的体现。“义”本义指合宜，即合乎仁的行为，是仁的外延与扩充，是介乎仁与礼之间的道德原则。“义者宜也”，基本含义就是立足仁道，追求合理、适时、正义、公正、公平。“礼”是德性原则，是内在仁心、善性的外本表现，所以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礼”还是规范人际关系、区分社会等级差别的准则和制度。“礼”还有敬、让、忠、信等多重道德含义。“信”指的是诚信，强调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以及守信、守法的精神；“诚”乃真实无妄，“信”就是要守这个“诚”。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立业、立国之本。“和”即中和之道，强调的是不走极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共生共荣。《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论语》有“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等说法。凡此皆以“和”为大德。达致和谐，确为中国人数千年来孜孜以求的理想。“敬”源于仁合于礼，是一种行为态度，其内涵极其丰富，而举其大要则主要有三：一是敬天，即敬畏天道，尊重自然，依循客观规律，追求“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和谐局面。二是敬人，包括敬祖、敬师、敬友，敬社会生活中所有的人，其中，敬祖即敬畏祖宗、孝敬长辈。孔子曾说人与犬马之“孝养”的不同就在于人怀“敬”，对长辈必须怀“敬”之心。敬师者必重文德，好学深思，而敬友者重视人际和谐，团结互助，人能敬人，必被人敬之。三是敬事，即建功立业，就是要兢兢业业做事，树立并切实践履良好的职业道德。

吴光先生指出，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首次以明确的价值范畴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其“一以贯之” 之道是儒家“仁爱” 精神。这是对中国文化传统道德人文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梦” 区别于“美国梦” 的根本所在。此说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孔圣孟贤，程朱陆王，晚明儒学殿军刘宗周，以至开近、现代儒学发展新路向的康有为、梁漱溟、熊十力等等，历代真正的儒者无不本着着儒家传统的仁爱情怀直面现实，关注民生，积极用世。而古代的屈原、中古的杜甫、近世的鲁迅，凡挺立着中华民族脊梁的真正知识分子亦无不深受儒家传统仁爱情怀的影响，密切关心国事民瘼，毅然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仅形成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也塑造起了伟大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统揽全局，自觉继承弘扬这精神传统，把“讲仁爱、重民本”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常引“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等，希望各级领导尤其是基层党员干部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扎扎实实，做好基础工作，而且更明确提出要把“讲仁爱、重民本”等作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就要求儒学进入平民阶层，关注平民的生存状况，促使自身理论转型，构建现代平民儒学。据此而依儒家仁爱情怀实事求是地看待、分析当下中国劳动者权益的实际状况，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1949年以来，劳动者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有了根本改变，党和政府在维护、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如现行的《劳动法》及其他劳动法律法规中就涉及到劳动者在劳动关系领域内大部分最重要、最基本的人权，其中包括对生存权、发展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政治和自由权利以及集体人权等广泛的劳动者权益的确认；但是，另一方面又应承认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劳动者权益实现的状况还很不如人意，在维护、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尚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去做。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在作为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队伍中，却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在劳动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经济收入水平低下，基本生存、生命康缺乏必要保障，合法的劳动就业权利、人身权利、人格尊严、民主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等极易受到损害或侵犯的职工所组成的困难职工群体。他们不仅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就业危机、自身及其家庭的生存压力，而且还由原本受人尊重的“主人翁”“老大哥”地位沦落到雇佣者、甚至连自身拥有的劳动力都无法出卖出去的弱势境地，其心理严重失衡，难以适应、接受这样一种利益关系调整的格局，是十分自然的。在这种心理态势下，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如得不到及时、妥善、有效地处理和解决，便必然会危及社会稳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现实中不时爆发的各种形式的突发性群体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是我们恒久的追求。马克思告诫我们：“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这充分体现了我们的社会理想、文化底蕴和未来导向。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以至每一位有良心的中国人，如果真的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真的期盼着国家和民族有美好前途，就不能不直面这现实，就至少应该以儒家传统的仁爱情怀关注实际社会中客观存在着的困难群体，去为他们存在着的困难和问题、为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而呐喊、呼号；就应理直气壮地发出反对“为富不仁”、消灭“黑砖窑”、解救童工和“奴工”的正义之声；脱下长衫、走出书斋、舍弃空玄話语，深入现实、走进生活、直面大众，将理论与实际融贯为一体。这才是符合孔子以来儒学基本精神的当代儒学复兴和发展之正道。

（编校：章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