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

3张颔 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临近羊年,本报记者带着新...

吴高歌

古语有云：“道成而上，艺成而下。”道与艺之先后、高下之别乃传统文化之重要理念，古之学者多尊奉之。故为人须先立其德，固其学，艺术乃其余事也。张颔先生平生所学于考古、古文字、古史研究为多，其旨在学问，而不在艺，故其以学问为立身之本，跬步千里，积学经年，继往圣绝学，树后世模楷，遂为世所重。而艺事虽云末，然其灵性不能自已，闲暇为艺，亦堪称不朽矣。

张颔先生1920年生，山西介休人。字长甘，号二触老人、不扫堂主，自署作庐，曾任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先生贯通考古学、古文字学、史学，在晋国史、天文历法、古代地理、音韵训诂等方面颇多创获。同时兼善书画、治印，颇具造诣。著作有《侯马盟书》《古币文编》《张颔学术文集》《作庐韵语》，另有《着墨周秦——张颔先生九十生辰文字集锦》《张颔书篆诀秦诅楚文》等，学识渊深，名重士林，堪为后学之典范矣。

张颔先生少孤，然聪颖好学，尤好文学及书艺。小学毕业后，尝参加行余学社，随杨竹民先生学习中国画、治印，为之后古文字的研究奠定基础。少长，赴湖北商号学习经商。旋辗转回山西，在第二战区加入抗日队伍，随杜任之先生，从事文书工作。抗战胜利后，在太原创办刊物《工作与学习》，并出版小说集《姑射之山》、诗歌集《西里维奥》等。1958年，山西考古所成立，先生任文物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考古所所长。1961年，主持了晋阳古城的勘探工作，并于此期开始撰写学术论文，为其古文字研究的开始。“文革”时期，先生蒙不白之冤，身陷牛棚，1973年7月始复出，恢复了党籍和职务。同年8月，先生着手《侯马盟书》的综合整理、研究。197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侯马盟书》刊行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该书的出版为晋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成为国内考古及文献研究的经典著述。1980年，先生手书之考古研究及古文字研究成果《古币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被学界视为古代货币研究的扛鼎之作。此外，先生尚有大量尚未出版的学术札记，如《傅山全书》《全唐诗》等文献的批注，涉及到音韵学、文字学、古天文学诸多领域，思辨精审，眼光独具，只言片语，一语中的，或直指旧文之讹，或发前人之覆，读之使人豁然开朗，如云开见月。先生之学术为世人瞩目，然其影响大致局限于考古学与古文字学领域之内。2005年，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专程赴太原拍摄了先生之专题，至此，先生之人品、学术、艺术遂广为世人所知，尤为学界所重，而尊德好学之士亦靡然向风矣。

张颔先生之学术远承乾嘉考据之风，近则吸纳了近现代考古学、史学的研究方法。先生题《嘉定钱大昕全集》称：“幼年曾恭读竹汀先生著《十驾斋养新录》，获益匪浅。对余日后之学业实启其蒙。”乾嘉时代，汉学盛行，当时学者一反宋学专门讲习义理之学风，而代之以经史考据之学。考据所重在于名物、度数、小学、史学、天算、水地、金石、典章、校勘等，尤其是金石学的兴起成为治经史之佐助。学人藉金石以为考证经史之资，金石学遂盛行。钱大昕谓“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正是此意。乾嘉诸老多治学严谨，强调“无一字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每一论说，必核其始末，博采详证。他们积累了很丰富的治学经验，而这些经验也为现代学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正是在此学术基础上提出的，而这一方法也成为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的通则。张颔先生的学术研究方法正是循此脉络而来。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山西考古所成立后，张颔先生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文物、考古上来。60年代初期，他陆续在《文物》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使他在考古、古文字学领域崭露头角。l962年，山西万荣庙前村出土春秋时期的错金鸟书戈后，引起考古界关注。张颔先生用古文字学知识，经过详密考证此戈为“王子于之用戈”，并发表《山西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 （原载《文物》 1962年第四、五期）—文。1964年，先生又对藏于山西省博物馆的陈喜壶研究成文《陈喜壶辨>（原载《文物> 1964年第九期），这两篇文章既有对器物考证，又关涉古文字之学，这是先生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初步。牛刀小试，便引人注目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社会运动，同年10月份，张颔先生被抽调到“四清”工作队集训，不久到原平张村任工作队队长。然而先生对文物与古文字的关注并未懈怠，相反，这种情绪像陈酒在他的心底酝酿着，而《侯马盟书》的发现为张颔先生提供了一次契机。

20世纪60年代初，山西侯马市发现了东周晋国文化遗址。至1965年l2月，侯马东周遗址出土了一批朱书的玉石文字，这一重大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侯马旧称新田，春秋时为晋国都城，此处发现晋国文字，实乃天不丧斯文。当此振奋人心的喜讯传到正在原平搞“四清”的张颔先生耳中时，他立刻请假从原平至侯马，仔细观察辨认了这批石片标本上的文字，并写出了《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文物》1966年第二期）一文，详细介绍该批文字发现始末。之后，郭沫若、唐兰、陈梦家、朱德熙诸先生陆续发表文章，引起学界关注。但命途多舛，造化弄人，正当张颔先生欲展宏愿之时，“文革”之厄运降临了。1966年明之后，张颔先生身罹浩劫，失去自由，盟书的研究、整理工作也随之搁浅了。先生受到“极左”思潮的冲击，被关押在牛棚里，强制劳动多年，他尝自叹：“马齿徒增五十四，地球白转二千三。”直到1973年，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从北京来到山西，在王冶秋和省委书记王大任以及侯马考古组的陶正刚、张守中等人的奔走下张颔先生才从牛棚里解放了出来。

临事受命，张颔先生思想上尚未来得及换气，便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来干，《侯马盟书》的整理工作重新启动了。先生的一首题为《有感》的诗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凋谢韶华岁月除，皇天生我欲何如？十年浩劫余幸在，待罪侯马绎盟书。”当时，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陶正刚和张守中先生。陶正刚先生的重点放在整理盟誓遗址的发掘部允张守中先生专门担任古文字的临摹。张颔先生则是综合编纂外，主要担任文字的考释注解和关于历史的考证。“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孤灯之下，先生考究先秦文书，虽形单影只，却心潮澎湃，这正是先生当时研究工作之情境的写照。1974年夏，《侯马盟书》研究工作基本结束。1975年，张颔先生以“长甘”的笔名写成《侯马盟书丛考》—文，发表于l975年《文物》第五期，该文中《子赵孟考》《宗盟考》《委质考》《纳室考》四个部分对盟书的人物、性质以及相关史实都作了一番细致的梳理。1976年，《侯马盟书》由文物出版社印成巨型专集予以出版，除了《文物》发表之时大体框架之外，又增加了《历朔考》和《诅辞探解》两个部分。之后，又出了《侯马盟书丛考续》，使相关研究进一步完善。《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的官方文书，也是盟书研究中将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三者相结合的学术专著。它的研究对于晋国史、春秋文字与书法等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郭沫若先生盛赞“张颔和其他同志的努力是大有贡献的”。《侯马盟书》的研究奠定了先生在古文字与古史研究领域的地位。这也是先生自认能无愧于学术界，无愧于自己，心中足以自慰的成果之一。

就古文字学的角度而言，如果说《侯马盟书》仅仅反映了春秋末期晋国文字面貌的话，那么之后张颔先生的大著《古币文编》则全面展现了他对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文字研究的水平。战国时期诸侯力政，文字异形。各个诸侯国的货币也各行其是，形制不一。先生在从事考古工作中，于古代遗址和墓葬中屡屡发见古代货币，而这些货币往往又成为遗址、墓葬断代的重要资料。因此先生除了对古代货币实物留意摩挲外，还根据旧谱著录辑纂成《中国古代货币文编稿》，后来受到道友鼓励，遂对建国以来山西各地出土的大量东周刀布进行了补充拓印，继而又到陕西、北京、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搜集了各地的货币资料，并加以纂辑、临摹、注释，“裁剪点画均须自为，寒暑几移至于今日”，从70年代后期一直到1986年，历时近十载而成的《古币文编》终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古币文字编纂中困难重重，因旧谱录多系木板刻印，不但货币真伪杂出，而且多临摹失据，是非之间难以征信，因此必须以出土实物拓本字形为主，以书籍图志中著录之拓本影印者为辅翼。古币文字比较复杂，有同字异形繁简不同者，有同形异体，边旁部位游移不定者，有同体异势，笔意曲直、长短、圆折、俯仰参差者，有同势异神，铁线、柔条、苍劲、飘逸各具风韵者，更有不少出于铸范匠人之手，字形讹变，析疑较难，因之在考释临写时虽毫发之间亦须审慎者，凡此种种，该文编所收子目322条，字形4578字，从而成为研究古代货币文字的抗鼎之作。裘锡圭先生誉为“大著极为精审，与《先秦货币文编》真有上下床之别”。朱活先生则评其“堪称币文专注之白眉”，言中之誉显见。之后，先生又陆续发表了关于古币文字方面的论文，如《古币文三释》《“贝丘”布文字辨证》等学术文章，新发现的古币文字或新的学术心得更扩充了他对古代货币文字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编纂的《儒藏》，收录从《论语》到当代学术经典，共选书目二百种，分别编了序号。张颔先生一人就占两种，分别是九十号《侯马盟书》、第一三七号《古币文编》。这无疑是对先生学术的极大肯定和褒奖。而先生十年磨一剑，精雕细琢、厚积薄发也正彰显了极其可贵的学术精神。冯其庸先生有诗赞云：“天书解破千年事，亘古公推第一人。”对先生的肯定与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张颔先生的学术著作既有鸿篇巨制，也有以小见大的探微之作，这也是其学术文章的显著特色。在长期的考古与古文字研究中，先生对大凡与古文字相关的器物都极其关注，并颇多创获。如《“安国君”印跋》《“贵海”钢印释文正误》《“成皋丞印”跋》等，他虽然从小处着眼，去呵以从—枚枚小小的印玺中探赜索隐，考证史迹，且旁征博引，层层递进，正反映了他随时发现选题的学术敏感与卓越的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古文字的研究、临摹中，张颔先生不仅解决了诸多学术问题，而且对类似于像《汗简》一类颇受学界怀疑的著作也有新的发现。如1977年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地出土了《中山王舋器》后，先生对该器的字形与《汗简》中的相同文字的字形相互对照研究，得出《汗简》所收录古文大致可靠的结论。由于《汗简》一书中所引证之伪书（如《古文尚书》）、伪品（如《吴季子碑》）等物，加之后人弄玄立异自我作古者，未必全为古文原字，因而招致“穿凿炫众”“疑惑后生”之讥，但经过先生的对比研究证明《汗简》字形还是来源有据的。《汗简》一书有重新估价的必要，“亦借为《汗简》聊扬一善”。至此，《汗简》一书逐渐重新得到学术界重视。张颔先生的这些发现自然是与他长期临习《汗简》《秦诅楚文》《碧落碑》等碑，以及对这些碑帖、著述文字熟悉是密切相关的。

学术研究的成功除了超越凡人的毅力和天赋之外，当然最重要的是方法。张颔先生治学的方法类似于《通鉴》先作史料长编，再作考异，然后得出结论。先生用极其通俗的语言表述了他的治学方法：“不管做什么学问，先立个簿子再说。所谓立个簿子，不是简单地订个簿子记事，而是给个分类，给个系统。写人物，就是做年谱：写历史，就是做纪事本末：研究古字，就是做字典或字谱。有了簿子，再琐碎再麻缠的事，最后都是清清楚楚的，可说毫厘不爽。什么事情，清楚了，也就明白了。办事是这样，做学问又何尝不是这样？能清楚的，自然就明白；能明白的，自然就是通了。学问上的事，不管多少，关键是个通字。而通的关键，则是清楚。所以人们说‘清楚明白，没有人说‘糊涂明白的。”先生治学态度严谨，从不武断。考证翔实，立意高远，证据确凿，他谓“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不能必而据之者，诬也”。他以“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为其宗旨，他崇尚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谦虚、认真的态度。他尝言：做学问不能凭意气用事，为文更应慎重。立论既出，泰山难移。

从山西考古所离休之后，张颔先生将大量时间用在研究古代文献上，他在研究中做了大量批注。比如先生批注的《傅山全书》《全唐诗》等，都反映了他的独特见解。傅山云：“读书洒脱一番，长进一番。”又云：“不惟不许今人瞒过，并不许古人瞒过。”张颔先生则是不惟不许古人瞒过，并不许傅山瞒过。先生看到《傅山全书》中将傅字误为“傅”字后做了一首打油诗：“编书不审尊与專，漫把傅山作傅山。坠驴诗老差何拟？更以陈搏写陈搏。”幽默风趣地讽刺了编书者的粗心。更可贵的是，先生从文字学的角度出发，指出了傅山著述中的诸多错误，并解答了傅山读书时遇到的一些疑惑。如《傅山全书》第一册中傅山对“理”字的解释，傅山认为“理”字“从玉从里”，张颔先生的批注云：“不是从玉从里，从玉里声，理字非会意字也。”“理字是形声字，不是会意字，《说文》：理，治玉也，从玉里声。”“傅山先生对理字自具发明，欲在理学中自立门户，河津县薛碹在学术上称龙门学派，连薛都难赶，最后如何？首先从古文字义理中钻牛角，而且出手不高，宜乎终无所得。”再如，《傅山全书》第一册《题曹全碑帖》中傅山对“日章”（注：其字形为日字在上，章字在下）一字不解其意，先生则旁证西周金文《量子侯簋》《大师虐簋》等相关铜器铭文后，考释出该字为“商量”之“量”，从日从束，束、重可通，傅山之疑惑之处顿然冰释。再如，《傅山全书》之“古声之相近”条中傅山对《水经注》十六卷《甘水注》中“凿”字与“甘”字之声相近而未得其解，张颔先生考释指出：甘，钳也。钳读煎音。煎、凿双声，钻、钳、凿，音同声，意相近，故可相假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中有对个别字的正误，或感触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非对古文字学、古音韵学有深厚造诣者不能及此。

张颔先生通晓音韵，他通读《全唐诗》，亦多有勘误、批注之处。如杜頠《故绛行》：“君不见铜鞮观，数里城池已芜漫。君不见虒祁宫，几重台榭亦微漾。”先生批注：“虒祁，一作祁虒。铜鞮，在山西上党，乐曲名，白铜鞮出典，在湖北襄阳，此铜鞮杂虏，何义乎？君不见铜辊与虒祁，均不在故绛，素不读书，乱诌诗。”又：“在翼城地方志中录有司马光《故绛城》一诗曰：‘文公恢霸略，征讨抚周衰。奕事为盟主，诸侯听会期。山河表里在，朝市古今移。欲访虒祁初处，乡人亦不知。温公诗结尾二句于史实亦有乖谬处。余谓司马温公为我国史学大家，不应发生差误，可能是后人假托名义之作，或为温公随手而未推敲史实之故。”先生尝考证虒祁宫乃晋平公时所筑，非是晋文公时之故绛城。二者地望不同，时间前后相差九十余年，不能相与并提。他又征引《左传昭公八年》：“公元前534年，为晋平公二十四年，晋侯方筑虒祁之宫。”至此，本来对诗中地名的考证以告结束，但先生雅兴不减，又作《游故绛》一诗：“故绛决无虒祁迹，请涉汾浍访新田。漫把二绛同一处，晋乘断许百年闲。”由杜頠《故绛行》一诗，先生不厌其烦，旁征博引，横纵钩贯，援据出入，其治学之严谨，兴致之盎然，已跃然于纸上，而此一斑亦可窥见全豹矣。

学术的操守决定了一个学者的品格。不像时下很流行的“著作等身”的学者那样，张颔先生的著作就“量”而言不算大，但他的学术含金量却是足赤的。先生所秉持的学术理念是别人写过的不写，没有新意的不写。破人家的容易，立自己的难。或称先生善辨，先生坦言：“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先生之辨，在于辨伪证真，而非刻意立异也。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论：“古人于学求其是，未尝求异于人也。学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至，乃觉其异耳，非其自有所异也。”先生“言必有出处，下笔必有出处”，“信而有征的学术信条最终成就了他的学术，也成就了他的品格。

降大任、韩石山两位先生对张颔先生治学方法都有精彩总结。降大任先生论先生做学问之方法：“多重防线，层层剥皮，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每有论证，必对研究对象前后左右，全面考察。而对研究材料剥笋见心，抓住要害。”韩石山先生则写道：“张颔先生的研究，不是单学科奇兵突进，而是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系相结△，融为一体，多学科的相互参证。他做学问的独到之处，是立字当头，以立为主。以往学术研究倡导‘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想法是好的，想提倡创新，但运用稍有不当，常是破之有余，立而不稳，甚至只破不立，适得其反。张先生的研究反是，立字当头，以立为主。只有致力于立，为立而破，才是治学的正途。因此，他平日做研究，绝不纠缠于不同观点的枝节纷争，而是专注于自己的探讨与印证。证据确凿，逻辑严密，结论自然可以取信于人，谬误于不妥的观点也就必然相形见绌，不攻自破。”此二论可谓知先生之学术者也。

先生之成功无私密可道也，先生敏锐、勤奋、精审、严谨而已也。先生谈到为文之法：“学写论文，主要的要揣摩名家写的学术文章。再就是不惮修改。写好了不急于拿出手，总要反复检验，不光事例，引用要牢实可靠，一字一句也要妥妥帖帖，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要写好文章，最重要的是多看书，从中发现问题，古人说‘读书得间，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说治学与为文有秘诀可言，那么这正是先生的秘诀。

如果为张颔先生立传，先生自当跻身《儒林》，而不必置之于《艺术传》之列。先生以毕生精力致力学术，于书法只是余事。然其余事也有可观焉。先生古文、篆书、楷书、行书诸体兼善，尤其古文、篆书臻于常人难以企及之境界，此一境界既源于先生艺术天赋，亦得力于其浩博之学问，更本于其高洁之品格矣。

古文是战国时期六国通行文字，其中部分文字结构与秦之籀文有异。秦朝“书同文”之后，古文弃置不用，而以小篆为官方字体。但小篆通行时间也极为短暂，一方面秦运短祚，另—方面字体演变迅速，到了汉代，小篆也成为古体了。然而小篆有幸于东汉学者许慎的《说文解字》之功而得以延续，古文字体却存之甚i步《说文》虽收录古文，但字数有限，因此后世用古文者尤鲜。曹魏正始年间刊刻《三体石经》，其后却毁于战火，其文不传。宋人编撰之《汗简》《古文四声韵》收录古文，却为后世学者疑为杜撰臆造，极少采用，因此古文字体之脉络不振由来已久。张颔先生多年来致力学术，尤其《侯马盟书》《古币文编》等研究，谙熟战国时代诸侯国之古文，并且为了识字，反复摹写古文，先生自制望山楚简复制品几乎可以乱真，足见其临古之深。他对战国文字与《汗简》古文的比较研究中指出《汗简》收录文字多有出处，并且将古文运用到书法创作中，有源有据，在当代书坛可谓独树一帜。

张颔先生亦长于篆书。与古文相比，篆书传承有序。虽然汉魏以降，篆书逐渐为隶书、楷书所取代，但魏晋至清代乾嘉之前，篆书脉络尚存，只是其无论实用还是纯粹的书法创作都远不及其他字体应用广泛而已。乾嘉时代，伴随着《说文》的相关研究，识读篆书成为时尚，篆书创作也随之复兴。乾嘉时就出现过“好为六书”的“六君子”，他们秉承着“不识字不足以通先圣之经文，通经须先识字”的理念，本着治经学必先“深谙六书之理，熟知古字之形”的宗旨，在研讨学问的氛围中形成了书写篆书的风气。当然，乾嘉时代的很多学者并不以书法自炫，或者对他们而言纯粹是余事耳。如孙星衍尝云：“予不习篆书，以读《说文》究六书之旨，时时手写，时人辄索书不止，甚以为愧。”孙星衍对于学问与书法的态度大致代表了乾嘉学者的普遍态度。而张颔先生可谓是像孙星衍这样的学者的异代知音。

乾嘉至近代篆书流派纷呈。诸如邓石如、吴大潋、吴昌硕、罗振玉等取法各异，而均能开宗立派。邓石如宗法李斯、李阳冰篆书笔法，并参以隶笔，遂开一新派。杨沂孙、吴让之传其衣钵。晚清吴大潋熔金文与篆体于一炉，别开一派。吴昌硕则宗法《石鼓》，开笔力沉雄厚重一派。20世纪初殷墟卜辞发现后，又有罗振玉宗法殷周甲金文字，继之者如王福庵、容庚、商承祚，以甲金文字见长者。张颔先生的篆书则风格多样，或出之以金石，或参之以盟书，或仿汉印，或临瓦当，无所不肖，无所不精。然其篆书主要风格则以大、小篆为基，结构则杂糅殷周甲金文字，尤其多参以战国古文，旁参会通，熔先秦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文字于一炉，用笔留处有行，行处似留，顿挫之间增添生涩之趣，于书多有自得，别开生面，俨然自成一派矣。

张颔先生平生研习古文、篆书，谙熟字理，是由其深知六书之旨之故。先生尝言，自己临帖，主要临篆书，其临摹目的主要是为了识字。他临摹最多的是《汗简》《秦诅楚文》《碧落碑》等多种碑刻。《汗简》为宋人郭忠恕依据古文经书、《说文》古文、魏石经等编撰而成，以古文为主。《诅楚文》则为战国时期秦国文字，属于大篆。《碧落碑》总计630字，其中所保留的古文字达120字，可谓古、篆杂糅。该碑用字或源于殷商甲骨，或源于周朝钟鼎，或出自《石鼓》及秦朝刻石，通碑使用了三十多个假借字，辨识难度极大。碑中多次出现的同一个字，极少有相同写法，且字字有源有据。《潜研堂金石文跋》论此碑云：“篆字奇古……要非精研六书，博涉古今者不能辨也。”先生临习《碧落碑》不仅小篆大进，而且熟悉了大量古文。正由于长时间浸淫于古文、篆书的研究、临摹之中，先生对先秦大篆、小篆、籀文、古文谙熟于心，并将其应用到书法创作之中，极大地丰富了其篆书的表现力。

篆书创作貌似笔法单调，但要真正掌握个中精髓实属不易，尤其是对字形、字理的掌握需要坚实的古文字学基础。邓石如之篆书、齐白石之篆刻都有“不谙六书之旨”之微词，可见篆书之臆造实则为书写之大忌。尤其在当代篆书作品中更是讹误频频，屡见不鲜。这种弊端深为先生所忧虑，他论云：“于今改革开放，文运丕变。此中书法篆刻学界，家数蜂起，当为幸事，唯舍文重艺，轻实追名之风扶摇直上，所作舛误，触目可见。”“贻误后学，其祸深矣。”因此先生重新书写《篆诀》，其旨在正文字，力纠时弊也。此外，他针对《傅山书法集锦》中《太原段帖》释文的错误指出：“刊梓碑帖是为了传习书法艺术之用，如果临摹的人不辨原文而根据错误释文的字形沿为标准，日久天长流传下去，将会造成不少的混乱。因之，凡遇类事，宁可阙疑，不可强释。” （《太原段帖释文指瑕》）先生针砭时弊，彰显出学人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

张颔先生对于文字与书法的态度可谓与乾嘉诸老一脉相承：以学问为首务，书艺则在其次。先生说：“我写篆字，练书法是次要的，主要还是辨识古文字，为考古做准备。”先生大量临习先秦文字对他后来研究《侯马盟书》《古币文编》，以及研究古印，都派上了用场。先生多年篆书临习与其古文字研究互为裨益，相得益彰。冯其庸先生对张颔先生的古篆文有极高评价：“直接逼近原物，可说下真迹一等。他有一些摹写在原石上的作品，几乎可以乱真。”“其用笔之圆熟流利，结体之繁复而又端秀，令人越看越爱看，越看越有内涵。”“学人之书，韵高千古”。先生的书法中蕴含着文化、历史、文采，故其作品意在笔先，灵活自如，所作古文字书法笔力沉雄，字形高古，奇崛朴茂，非依样画葫芦之辈可比也。

篆书之外，张颔先生亦长于楷书。先生幼年曾临柳公权《玄秘塔》、欧阳询《九成宫》等名碑，长大后下功夫最多则是《黄庭经》。《黄庭经》相传为王羲之所书，为历代小楷之正则。先生的《中山王舋器文字编序》《古币文编》书稿等皆为小楷，其格调高古，用笔娴熟，楷中略带行意，足见其《黄庭经》底蕴深厚。其书墨饱笔润，字字珠玑，不减唐人。先生篆书作品中的款识也多用正楷或行楷，皆古朴典雅，与作品正文搭配适度，浑然一体。先生之题跋札记多率意而书，然亦具浓郁的书卷气，韵高词雅，亦庄亦谐，非硕学宿儒，且精于八法者难以臻此境界也。

任何一个成功的学人必有过人之处，或自悟而得之秘诀。先生尝坦言其书法之秘，即灵气、勤勉、学富、品高八字而已。此八字诀可谓简洁、平实、贴切，却又极耐人寻味。“灵气和勤勉是基础，学富是护持，品高是境界。”先生自称提笔便不能怠慢，此其内心先存一“敬”字，看书练字的时候，常有一种豪侠之气鼓舞着，此灵气使然。先生积多年之功，“爱写毛笔字，喜翻线装书”，可谓乐于斯道。其读书有方，博通金石、小学、考据、天文、历法，且多为绝学，可谓学富。平生不尚名利，淡泊自处，自然品高也。先生是一位具有杰出成就的学人，学人是他的本色，也正因为此，他的书法不入“时流”，更无意于“时流”，因之无半点媚俗之气。“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先生之作书只为自娱也，何须外人知之乎？得见先生如见古人矣。

张颔先生于书学之外，兼善诗文、中国画、治印等艺术。1961年，山西侯马东周遗址发现东周古城遗址和手工业作坊遗迹，出土铜器陶范三万余块，夔龙、凤纹突出，古意盎然。先生面对着东周之时晋国独特的艺术，兴致高涨，作《侯马出土陶范歌》以赞之：“花纹雕镂夺天工，鬼神奔呼惊欲绝。”“翩翩鸾凤下蓬莱，翎羽缤纷五色开。”浓墨重彩地刻画，铺排夸张地描述，仿佛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卷浮现眼前。1982年，时值容庚先生九十华诞，先生思及早在60年代初吴王僚之戈发现始末，以及容庚先生《乌书考》中将该器收列为“吴国四器”之一，先生因作《僚戈歌》取海屋添筹之意，作诗上寿，其诗云：“我幸有会释奇字，王僚之名无差讹。吴晋邦交融水乳，直是葭莩杂茑萝，乘车至盟兵车会，往来星使相驰梭。”诗中将春秋时期吴国、晋国之友邦往来赋陈而出，形象生动，与韩愈之《石鼓歌》可谓先后辉映。此外，先生也有一些极其辛辣之小杂文，如《捕蝇记》，寥寥65字，对今之狡狯之营营辈以辛辣嘲讽鞭笞。先生之画作多表现文人情趣，尝作《戏蚊图》，惟妙惟肖，妙趣横生。并引乡贤曹淮先生之诗“纵教罗扇常在手，明处能防暗处难”，讥刺了世间小人伎俩。再如作于l974年的《孤灯图》，正值先生整理《侯马盟书》之时，图中有诗，以诗言志，聊聊数笔，意境全出。先生之画作多如是也。此外，先生通晓古天文，尝自制仪器以供学术研究之需，他曾根据中国古代“观象授时”定二十四节气的原理制作“无影塔模型”，又自制“旋栻”“司南”，皆精细入微。又仿制“流沙坠简觚”，“望山楚简”等，形制逼真，不让古人。于此亦可见先生治学之独特，又见其生活之情趣矣。

张颔先生自述其学谓：“我的功夫，不在少年，也不在中年，而在平时。”朴实而真切的语调中透露出的却是其持之以恒、一以贯之的态度。先生之学虽游于古，然可谓“预流”：其观念传统，然不乏新理；其艺杂博，然皆有所统摄。《中庸》云“至诚如神”，唯乎诚，斯可得欤？

学如其人，文如其人，艺如其人。观其学，观其文，观其艺则知其为人矣。张颔先生为人耿允不阿权贵，谨严勤勉，刻苦自励。他自作联语云：“但有诗书娱小我，殊无兴趣见大人”，“笔墨不求缙绅喜，声名羞得狗监知”，“深知自己没油水，不给他人添麻烦”。又有诗云：“平生多幼稚，老大更糊涂。常爱泼冷水，惯提不开壶。”文中既有自嘲、调侃，又不乏自负、不羁与洒脱，读之使人欣然。先生立志高远而谦卑自处，崇尚实学而务去虚文，博学贯通而思理精密，长于艺事而淡泊名利。此岂有令德方有斯学乎？先生既无高学历，又非师承名门，然其为学、为艺皆赫然立于诸同仁之间而无半点愧色者，皆由其好学深思，乐此不疲，如是而已。宿白先生誉为：“先生为人朴实平易，为学严谨精审，道德文章为学界所景仰。治学之余，他寄情艺文，才思斐然。其作意与古会，别具佳致。”信夫。

张颔先生之人生哲学或源自经典，或源于生活经验。先生有言：“我一生最信奉《周易》里的谦卦。君子能始终受谦，终获谦福。”“天底下最大的学问恐怕就是做人。自古成大器者，无—不是踏实、勤奋、谦虚。”“无论做人，还是治学，都应当有高度，树榜样，力争做到无可挑剔。”“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先生有言如是，其行也如是。1993年5月3日，他接到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函称其传记将收入《世界杰出名人录》第十六卷及《世界传记辞典》第廿三卷，因赋诗云：“浩劫余生老朽材，心思恬淡意沉灰。可怜四海增虚誉，我本山西搕挥堆。”在荣誉面前，先生依然是那样谦虚、自若，名誉于我何有哉？再如，先生读到清人龚定庵读《易》终篇《未济》后之诗，也心有戚戚焉。他写道：“古人云：‘立异标新，炫才扬己，君子所戒。信然。孔夫子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周易》一书终篇为《未济》意味深长。天下事，以为已济者，实则尚处于未济之中。那种别人做不成，只要我去做准能成的想法，本身就是狂悖的。学问上的事情，一定要老老实实。”在先生看来，读书、治学、做人是合一的。治学、读书如是，方为人生之真境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