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金饰品上体现出的民族特色

辽代金饰品上体现出的民族特色-黄金项链首饰

贾冬梅

【摘要】本文从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三件辽代文物中，探寻契丹民族的文化特色。这三件文物都是金质带饰品，本文从它们的质地、纹饰、工艺三个方面阐述其民族特色。

【关键词】契丹 金饰品 民族特色

在中国历史上，辽、宋、夏、金是继五代十国之后又一个分裂的时期。在这四个王朝中，宋朝的工艺美术最重要。宋朝实施了抑武修文的国策，这对当时工艺美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尚刚先生认为：在中国古代，两宋的社会文化素质最高。辽和金是与宋同时存在于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都存在百年以上。他们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我国的历史文明中写下了浓重的、不可或缺的一笔。辽与金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与两宋同时存在，他们的民族文化，受到了两宋文化的影响，又融合了其他民族的特点。但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坚定地保持了自己本民族的特色，在漫长的艺术历史上独树一帜。

吉林省博物院收藏了几件辽代的金带饰。一件为金带銙，1972年9月王如昌于哲里木盟科左后旗海斯改公社牙马吐大队征集。这件金带銙宽6.5厘米，高4.5厘米，重87.1克。菱花形，下部焊接着一个方形的小孔，即为古眼。带銙正面饰一条飞龙，张口吐舌，眼部突出，龙须卷曲，整条龙盘曲于云纹之上。带銙通体镂空，在古眼上饰有水波纹饰，背部有对称长方形梁，用于穿带之用（见图1、图2）。在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中，有一种民族服饰的组成部分，叫做蹀躞带，这种带銙就是蹀躞带上的一个组成部分。“蹀躞”是系挂于带銙上古眼穿孔中的小带子[1]，带子上习惯系刀子、解锥、针筒、箭囊等生活与攻战的必需品。 “蹀躞带”就是这种配有蹀躞的腰带。蹀躞带基本上由带鞓、带銙、带头及带尾等部分组成。 《辽史·仪卫志》记载：“武官七事：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在辽代，通常是通过“蹀躞带”上带銙的质料、形状、数量、纹饰来辨别佩戴者的等级。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 研究员韩雪岩将辽代官服蹀躞带带銙分为Ⅰ式和Ⅱ式。[2]他认为Ⅰ式属于高级勋贵正式场合束佩的腰带，在带銙上穿有古眼，古眼下系蹀躞。Ⅱ式所缀带銙数量较少，往往没有古眼，蹀躞较少，应为一般官员非正式场合所束。本文所说的这一对金带銙就是下具古眼的形制，据此判定应为高级勋贵所佩戴的形制。

还有一件金陀尾，1972年9月王如昌于哲里木盟科左后旗海斯改公社牙马吐大队征集。这件金陀尾长6.7厘米，宽2.3厘米，重14.5克。略呈长方形，镂空。正面饰一条飞龙，张口，唇上翘，圆目，呈飞奔状，四周有卷云纹饰。背面有残留金钉，为连接腰带所用（见图3、图4）。制作工艺精细。 “带尾”亦称为“铠尾”“铊尾”“獭尾”“挞尾”或“鱼尾”[3]。带尾的材料和装饰，一般根据带銙而定。各条腰带通常仅用一块带尾，其造型比带銙略长，一端方正，一端则做成弧形。按规定，腰带系束之后，带尾必须朝下，以表示自己对朝廷的顺服。此规定产生于唐初，按照《新唐书·舆服志》记载：“至唐高祖，以赭黄袍，巾带为常服。腰带者，搢垂头于下。名曰铊尾，取顺下之下。” 这件金陀尾，材料和纹饰都和上述的金带銙一致，都为纯金质地，纹饰也为镂空龙云纹，可以判断出是同一时期的器物。

另一件金带环，此件器物为辽代器物，1972年9月由王如昌从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后旗海斯改公社牙马吐大队社员手中征集。这件器物质地为金，长3.2厘米，宽2.6厘米，重11.7克，保存完整。这件金带环略呈椭圆形，底面平整，有接口，焊接痕迹明显，上面微弧。带饰的边缘凸起，紧邻一圈突起的连珠状纹饰，主题纹饰由两部分组成，底部为刻划的海水纹，线条细致均匀，上部微弧的部分为突起的云纹，以凸雕的手法体现，云卷云舒，自然流畅（见图5、图6）。这件金带环金质厚重，做工精致，纹饰精美。

从这三件辽代金饰品中，不难看出，它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契丹风格，承载着少数民族特有的艺术气息。

首先，从器物质地上看，这三件器物均为纯金质地，这一点上就充分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辽金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崇尚贵金属，这一时期的金属制造业达到了历史上一个巅峰时期。辽金时期也正是中国艺术文明最发达的唐宋时期，受唐宋的影响，辽金时期的艺术水平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尚刚先生在《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 中提出：契丹人建国后，拥有发达的贵金属制造业[4]。中原地区尚玉，以玉为尊。而契丹族由于受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影响，特别喜欢金银器等贵重金属。贵重金属有坚固耐用易于修补的优点 ，这对居无定所、流动生活的游牧民族是十分有利的。契丹人将中原汉地的一些工艺制作很好地运用在贵金属的制作上面，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品。契丹人吸收了汉文化的精华，又加以适当的改变，为本民族所利用，这点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民族智慧。这一改变，扩展和丰富了我国文物的种类，也使得契丹的民族风得以很好地保留和展现。

其次，从纹饰风格上看，辽代金银器的纹饰一方面承袭唐代风格，另一方面，由于契丹民族是游牧民族，生活的范围广泛，接触其他民族的文化也很复杂，所以受周边其他民族等文化的影响也很明显。但是无论怎样，他们总是坚强地保留了自身的民族特点。内蒙古博物院张景明、赵爱军先生将辽代金银器分为三个时期[5]：第一时期，太祖至圣宗（907～1030年），这一时期主要受唐文化和西方文化影响，纹饰采用环带夹单点装饰和满地装饰。纹饰种类可分为动物、植物和人物故事。动物纹以龙凤、摩羯、鸳鸯最为常见。龙的体形纤细，胸脯细小；凤的形体瘦长，头无顶帽，尾巴较短。第一阶段后期始出现宋代风格。第二时期，兴宗时期（1031～1054年），纹饰受唐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较第一期减少，单点装饰和满地装饰的布局仍然使用，素面器大量增加。第二期纹饰比第一期种类减少，简练明朗，没有分区装饰，在纹样构图上不讲究，缺少规划整齐的布局。第三时期，道宗至天祚帝时期（1055—1125年），纹饰主要是受宋文化的影响或直接从宋地输入文物，完全是宋的风格，唐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三个分期中，我们可以看出，辽代金银器上唐代的风格由浓至淡，唐风对辽代的金银器影响由强到弱，到第三期，宋风占据了辽代工艺水平风格的主体。从这种分期来看，吉林省博物院藏的这三件辽代金饰品应为辽中期的作品。这三件器物的纹饰上，金带銙为一对，主体图案对称，龙首相对，辅以云纹，为满地装饰，周围饰有连珠纹；金陀尾也是飞龙纹饰，下衬云纹，四周辅以连珠纹；金带饰则是云纹和水草纹，云纹两侧也辅以连珠纹，这些纹饰都是承袭了唐风，却又不完全同于唐代的风格。唐代文物的装饰风格端庄大气，细腻精致，富丽堂皇。契丹民族毕竟是草原民族，其风格比之唐朝要朴素和简化。三件器物身上体现出来的契丹风格，那就是纹饰简洁大方、粗犷豪放，没有精雕细刻，但意会神传，充分体现了游牧民族豪放简练的艺术风格。

最后，从制作工艺上看，这三件器物上运用了铸造、铆焊、镂雕、錾刻的工艺手法，其中金带銙和金陀尾上，有铸造、镂雕、錾刻的工艺手法，而金带饰上则体现出了浮雕和铆焊的工艺。这些工艺手法虽然受教于唐代，却也体现出了契丹民族粗犷简练的手法，较之唐代，缺少了精美细致，增添了粗犷豪放。

从这几件带饰上，我们不难看出，契丹族是一个擅长学习的民族，他们积极吸收所触及的先进文化，以促进本民族的发展，但是他们绝非是忘我的吸收，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本民族的传统，他们把二者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本民族所特有的文化。

参考文献：

[1][2][3]韩雪岩.辽代官服“蹀躞带”带銙之形制渊源考[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7b9ec1090100sc95.html，2011-04-19.

[4]尚刚.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95.

[5] 张景明，赵爱军.辽代金银器的器形纹饰演变及工艺[J].北方文物，2000（0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