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石楼—绥德类型”青铜器

...产进出口公司 石楼式商代 青铜器概述

谷朝旭

上世纪30年代以来，在陕西北部黄河西岸的绥德、清涧及与之隔河相望的山西西部石楼、柳林等县，陆续出土了多批商代晚期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中既有与殷墟青铜器在形制、纹饰上差别不大的礼器，又有与殷墟青铜器风格迥异、具有北方草原文化风格的器物，地方特点鲜明。经学者研究，这些青铜器是商代晚期位于殷墟西北部的方国遗存。李伯谦先生综合考虑二地文化异同，将其称为“石楼绥德类型”（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又因清涧李家崖古城址的发现、发掘，二者的时空范围一致，学界也多将这类遗存称为李家崖文化。据统计，迄今出土此类文化青铜器的地点已有40余处，铜器共计500余件。陕西历史博物馆也收藏有“石楼绥德类型”文化的青铜器，现择其精要介绍如下。

文簋（图一），通高13.7厘米，口径20.2厘米，腹深10.8厘米，重2.24千克，1977年10月陕西省清涧县解家沟商代墓葬出土。圆形，侈口，束颈，鼓腹，圈足外侈。半环形兽首形耳下有钩状垂珥。口沿下饰以三角云雷纹，颈部与圈足饰云雷纹衬底的回首夔龙纹，腹部饰斜方格乳丁纹。颈部前后各有一浮雕兽头。器内底铸铭一字：效。此铸铭为一族徽文字，李伯谦先生疑其为甲骨中文字的繁写，并根据甲骨卜辞，认为该族对商王朝承担有服役和纳贡的义务。文簋器形为商周时期习见的圈足双耳簋，与殷墟所出几乎完全一样，是典型的商文化系统器物，应该来源于商文化地区。商代晚期这一带战事频仍，甲骨卜辞记商人多次对西北用兵，双方你来我往。这件簋恐怕不是来自于正常交往，而应该是通过武力掠夺所得。

直线纹簋（图二），通高26.8厘米，口径34厘米，腹深16.9厘米，重4.64千克，陕西省清涧县二郎山乡张家坬出土。侈口，宽平沿外折，尖唇，深腹，高圈足外侈，接地处起棱台，圈足上部有三个方形镂孔，腹中部及圈足各饰一周上下以连珠纹为界隔的直线纹。此簋为装饰直线纹的无耳深腹豆形簋，形制与纹饰均与殷墟不同，极具地方特色。这种簋很罕见，除陕西清涧这件直线纹簋外，还有一件出土于同为“石楼绥德类型”文化的山西石楼，二簋大小、形制、纹饰基本相同。有学者认为其是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因素和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因素混合后的产物（李海荣：《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8页）。这种直线纹簋应是当地居民仿照殷墟铜器，同时又受北方青铜文化影响，在当地所铸的青铜器，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兽面纹贯耳壶（图三），高32.7厘米，口径10厘米，腹深27.7厘米，重2.7千克，1965年陕西省绥德县墙头村出土，时代为商代晚期。此壶椭圆腹，敛口，腹壁近斜直，近腹底处寰收，最大径在近腹底部，平底，下承圈足，圈足上有二镂孔。颈部两侧有兽面纹小贯耳，贯耳间饰三道弦纹。弦纹下饰一周兽面纹，其下再饰八组三角形垂叶纹，圈足饰阴刻斜角云纹。壶在东周以前为盛酒器，东周以后亦用作水器。这件贯耳壶整体与中原壶相近，但又有很多地方特征。在器形上整体显瘦高，腹壁近直，腹部倾垂不甚明显，圈足较高。在纹饰上不同于中原多满花器，而只是装饰局部，整体显得简洁疏朗。中原以外的青铜器一般在礼器上变化不大，而以兵器、工具及其他实用器最具地方特色。这件贯耳壶当是当地居民受商文化影响而制作的青铜器，是北方民族青铜文化发达的的例证。

乳丁方格纹壶（图四），通高19厘米，口径8.6厘米，腹深15.9厘米，重1.32千克，1977年陕西省清涧县解家沟乡解家沟村出土。侈口，长束颈，扁圆腹，高圈足外侈，上部有三方形镂孔。颈部两侧有半环状耳。颈部饰三道弦纹，肩部饰一周夔纹，腹部饰乳丁方格纹，圈足饰云纹。

这种长颈小口壶在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中不常见。1937年发掘的小屯388号墓（M388）出土一件长颈鼓腹壶，形制基本相同，颈部也饰三道弦纹。但此壶无耳，颈以下素面，与这件乳丁方格纹壶颈部两侧有半环耳，肩、腹、足部饰有纹饰不同。与之同属“石楼绥德类型”的山西石楼桃花庄也出土有一件壶，形制相近，唯无耳，颈、足皆饰弦纹。清涧解家沟和石楼桃花庄的这两件壶，时代大致属于殷墟二、三期，晚于小屯M388壶。但自M388后，殷墟鲜有此类壶出土。有学者结合该类型文化其他因素，推断“石楼绥德类型”继承一些殷墟一期的形制与纹饰，但这些形制与纹饰在“石楼绥德类型”流布的同时，却逐渐消失于原生地殷墟的礼器群中，即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胡进驻：《石楼一绥德类型管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2期）。

羊首勺（图五），通长28.5厘米，勺径9.5厘米，重0.52千克，1977年10月陕西省清涧县解家沟村出土，时代为商代晚期。形制为半球状勺体，扃长柄。柄端饰一弯角羊首，双目圆睁，作张口嘶鸣状。柄面向勺体方向，前铸一立犬，后铸一猛虎。犬双耳直竖、尾微束，口微张，目视前方。虎体型健硕，立耳，长尾曳地上卷，四肢微屈，张口作捕食状。

据文献记载，勺为挹酒器，如《周礼·考工记·梓人》：“梓人为饮器，勺一升”，郑玄注：“勺，尊斗也。”说明勺的用途与尊斗同，均为从盛酒器中挹酒之器。勺在数量上比斗要少，在青铜器中比较少见。这件羊首勺腹较一般挹酒器深，但同墓出土有酒器，学者推测其应该也为挹酒之用。“石楼绥德类型”文化发现的其他铜勺形制为兽首带环或不带环，勺部较小和浅，像羊首勺这样在柄上铸有三种动物形象，表现弱肉强食场景的只此一件。与之柄上装饰相似的有延安市延川县马家河乡用斗村出土的羊首匕，不同之处是将犬换成了人。羊首勺设计精巧、造型别致、制作精美，所铸动物形象栩栩如生，表现了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具有浓厚的北方草原文化气息，极具艺术特色。

绑钺（图六），长16.1厘米，刃宽8.8厘米，重0.512千克，1965年陕西省绥德县墙头村出土，时代为商代晚期。此钺为直内短身钺，钺体近正方形，弧刃，肩部有双穿，上部为长方形内，内近中部有一小圆穿。钺身正反两面皆饰卷体夔龙纹。在内的上部铸刻有铭文“绑”字，字形似两人相向跽坐。有食器置于二人中间，二人作就食状，左边之人还做出伸手取食的姿势。关于此字，通常认为是“乡”，即“宴飨”之“飨”的初字。

商周青铜钺数量不多，远不及戈、矛等兵器。其用途大致有兵器、刑具、仪仗及军事权力象征等四种说法，但其主要功能应该是作为军事统帅权的象征。出土商周铜钺的墓葬多位于都邑或军事重镇，其主人多为掌握军权的贵族或军事将领。钺有大小之别。大型钺一般长度在30厘米以上，出土于王室高级贵族或方国首领的大墓中，是政治与军事权力的象征。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生前曾多次领兵征讨四方，是一位女将军，其墓中就随葬有铜钺四件，其中大小钺各二件。小型钺则多出土于较小型的铜器墓中，墓主人为掌握军权的低级贵族。除作为军事权力象征外，部分小型钺可能也是实用兵器。随葬钺的大小、多少、精美程度与墓主人的地位高低及军事权力大小有关。这件绑钺属于小型钺，属商文化风格，与该地区常见的管銎钺不同，应来自商文化地区，可能为战争所得。

马头刀（图七），通长32厘米，刃长13.5厘米，柄长18.5厘米，重0.174千克，1965年陕西省绥德县墙头村出土，时代为商代晚期。这件铜刀凸背凹刃，为一扁长弯刀。尖锋，单面刃。柄部尾端作成马头形，马头扁体，项下及脑后有环以系绳，口微张，眼部因镶嵌物脱落而留下圆孔。

与马头刀相似的兽头首刀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的辽宁、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都有出土，在新疆阿勒泰地区以及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也有发现，时代基本同时，说明在商晚期这一时段，这一区域诸种文化联系是比较密切的。在殷墟妇好墓也出土有同类的兽头首刀，当为这一时期商与西北诸方国作战的战利品或方国的贡品。马头刀属于典型的北方草原文化器物，文化特征非常鲜明。此刀不但设计精妙，而且制作精细，反映出北方草原民族在青铜器制作方面的高超技艺。

蛇首匕（图八），通长36厘米，刃长24厘米，宽3.5厘米，重0.215千克，1965年陕西省绥德县墙头村出土，时代为商代晚期。匕身扁长，刃部前宽后窄，两边刃，中起脊。锋为圆弧形。匕柄也是扃长型，尾端制作成蛇头状，中空。内有蛇信可左右活动，眼部因镶嵌物脱落而留下圆孔。匕整体前宽后窄，造型独特、美观，尤其柄部尾端之蛇头，设计机巧，形象逼真。

在中国北方一些地点也发现有一些早期的匕，如甘肃广河齐家坪人面匕、辽宁朝阳人面匕和铃首匕、河北藁城台西的羊首匕等，但均不见蛇首匕。蛇首匕仅见于“石楼绥德类型”的山西石楼、陕西绥德等地。这类器物的柄部设计，显然不属商周文化元素，是商代晚期这一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器物。这种匕既可用作兵器，也可用以切割肉食。

蛇首匕造型完备、制作精良，工艺成熟，在其之前应该还有一个发展阶段，但迄今在黄河流域还未发现可称为其前身的器物。以蛇纹为母题的匕形器在同期或稍早的欧亚草原西部也有发现，虽然距离遥远，但二者有共同的文化因素，可能存在交流。

李伯谦先生将出土“石楼绥德”类型青铜器分为三群：A群，是殷墟常见器形；B群，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为当地铸造；C群，为以环首刀和冒首刀为代表的北方系青铜器（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上面介绍的效簋、绑钺属于A群。效簋来源于商文化分布地区，可能是通过交换或武力掠夺而来。其余六件器物均属于B群，为当地所铸。礼器多仿商式进行改进，同时又受周边文化影响，如清涧解家沟乳丁方格纹壶、绥德县墙头村兽面纹贯耳壶，其形制可能来自于殷墟，在继承的基础上又结合地域特色有所发展。直线纹簋，则可能是当地在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共同影响下的产物。羊首勺、马头刀、蛇首匕则北方草原色彩浓厚，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石楼绥德类型”分布在陕西东北部和山西西部的黄河两岸，在地缘上，南受中原商文化、北受北方青铜文化影响，文化面貌呈现出多样性，但以B群器物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表明这一类型文化是一种与商文化并行发展又互相影响的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而且青铜器发展较为成熟，文明程度较高。

关于“石楼绥德类型”文化的族属，学界普遍认为是匈奴、猃狁的祖先——鬼方、土方、舌方，目前未有定论。李伯谦先生以甲骨文中记载罚舌方之辞多达四百余版，又根据地望，土方在东，舌方在西，推测汾河以西以石楼、绥德为中心的黄河两岸高原山地就是舌方居地，即“石楼

绥德类型”文化是舌方或包括舌方在内的以其为主体的诸商人敌对方国的文化。这一见解为学术界所基本认同。但晋西和陕北所出青铜器的面貌还是有一定差异，可能还有探讨的必要。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