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大佛堂文物调拨洛阳“史事”

阿·巴德夫

2015年10月10日是故宫博物院90寿诞，此前一天《北京晚报》发布消息称：“故宫将新开放慈宁花园等四个区域，首先开放的是慈宁宫正殿、慈宁宫东庑、慈宁宫西庑三个展厅，共展出文物191件。大佛堂与大佛堂西庑这两个展厅目前正在紧张筹备中，将于布展结束后择日开放。”看到这条消息后，隐约想起20年前在故宫博物院70大寿时曾经听到过的一件事：“文革”中慈宁宫大佛堂全部佛像、龛塔、经书、法器、家具、幔帐等二千余件文物被全部调往洛阳白马寺，其中包括文物价值极高、国内仅存的元代一套23尊夹芝干漆造像。当时以为这批“惊世文物”已经完璧归赵，寻思着等慈宁宫一旦开放立即前往瞻仰。

前些天，突然接到多年未曾联系了的文物出版社范纬老师的电话：她帮助洛阳市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印制出版了一套《洛阳藏故宫大佛堂文物金铜佛像》（下文简称《画册》），内容全部都是故官大佛堂的佛像。拿到书后，着实吓我一跳，也着实让我喜欢。吓一跳的是，《画册》开本之大，1/8开、134个印张、220千字，共4大本，十余斤重。然而让我特别喜欢的是，近千张彩色、黑白照片记录了大佛堂内外景况和佛像的时况，是一整套详实的原始档案，甚是弥足珍贵！此刻才知道这批文物依然还在洛阳，并没“完整回家”。

那么北京故宫的珍贵文物是如何跑到河南洛阳去的呢？有必要在此回顾一下：

“文革”中的1973年初，洛阳市有关部门接到指示拟接待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由于柬埔寨是全民信奉佛教的国家，因此素有“释源”、“祖庭”之称的洛阳白马寺顺理成为重点接待单位。但是1966年“文革”掀起的“破四旧”运动中，附近生产队支书带领社员已将大殿辽代泥塑十八罗汉、珍贵“贝叶经”等砸烂、烧毁，整个寺院也差点被焚毁。据有关文章记载：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请示国务院，调拨故宫博物院慈宁宫大佛堂至洛阳白马寺。后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批准，将慈宁宫大佛堂全部佛像、佛龛、供桌、法器、经卷、帷幔、“擦擦”佛像等，用了两个月时间统统运至洛阳。但是，不知何因西哈努克并没有来访，这批文物最终亦没有归还，至今仍是白马寺和洛阳博物馆的“镇寺之宝”及“镇馆之宝”。关于“调拨”故宫慈宁官大佛堂文物一事，最直接的文字记载是2002年出版的《洛阳文史资料》第23辑中的一篇署名文章《故宫大佛堂文物调拨洛阳的前前后后》，作者是洛阳资深考古专家黄明兰先生。文章记录了这件史事的缘起、过程，披露了“调拨”确系由李先念副总理批准。

回顾这个“史事”，撇开当时乃“非常时期”及1984年之前无《文物保护法》，但“史事”中有三点让人匪夷所思及百思不解：

1.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拨文物，在当时绝对是“大事”，1973年周恩来在总理任上并还在全面主持着国务院工作，如此“大事”理应由周总理批准。有些文章说是周总理批准的，但史实是由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批准的。

2.“文革”中，1970年5月至1973年10月文物局机构停止工作，王冶秋局长受到残酷迫害，一度失去自由被遣送武汉。1971年王冶秋恢复工作时是任国务院图博口副组长，1973年10月才重新担任文物局局长。“调拨”之事怎么可能是王冶秋做出的“请示”呢？

3.这批重大文物调拨的起因是西哈努克访洛，但他在中国流亡多年却始终没有访问洛阳。当1983年白马寺作为“宗教场所”划归宗教部门管理后，1984年国家文物局根据已经实施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拟将这批文物收回以利保护。报告送至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处，盼请当初批准人再做批示，予以收回“完璧归赵”。得到的“批复”是：“静仁、穆之同志：十几尊元代夹芝罗汉，可否‘完璧归赵……，由你们俩协商解决。请酌。”如此“国家大事”至今没了下文。

这段“史事”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虽然近几年网络上偶有提及，但几乎完全被封存在岁月里。《画册》的出版恰遇故宫慈宁宫对外开放，再次把人们的视野拉回到这一“史事”当中……

《画册》装帧新颖大气，图片精美清晰，印刷质量上乘。最难能可贵的是《画册》客观的记述了这一历史事件，用摄影手段详细记录了大佛堂原始陈设状态，可为日后恢复慈宁宫大佛堂提供第一手详尽的影像资料。《画册》首次负责任的为读者提供了解这一重大“史事”的视觉记忆。《画册》可以使故宫博物院在时机成熟，利用法律手段让这批文物“回家”的时候，可作为有力的法律依据。

出版《画册》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

（本文配图佛像现藏洛阳市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