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传入中国的曲折传奇

沾泥带土的番薯，是乡村最卑微低贱的作物。然而在那饥馑灾荒的年代，番薯不知救活了多少人的性命。它作的贡献绝不低于稻米。如今温饱有余，浪费甚足的我们，须知粮食的来之不易。

——编者

番薯又称红薯、甘薯、红苔、白薯、地瓜。其之所以称番薯，大抵是因为它是“舶来品”之故。相传番薯最早由美洲印第安人培育，并非中国本土农作物。多少年来，由于这个舶来品易种易得，售价低廉，人们逐渐淡忘了它在异邦的珍贵和引种的风险，只作为粗粮和饲料看待。其实，番薯的引入经历了一番充满传奇色彩的曲折。

番薯最早传进中国约在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分3条路线进入中国——云南、广东、福建，其中闽广的传播历史被人说得较多，而且皆附会有传说内容，云南的传播历史少被人说，显得特别冷僻。

一般普遍认为，番薯的引入中国，源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这一年春天，在吕宋岛，一种叫“朱薯”的农作物进入陈振龙的视野。陈振龙出生于福州府长乐县的一个中产家庭，年轻时考取过秀才功名。然而，在他生长的年月，一方面是科举艰难、“仕途壅塞”，另一方面，经商风潮弥漫于东南诸省，“中产子弟，什五游食在外”。不知道什么时候，陈振龙也开始了他的商人生涯，“往来于闽省、吕宋之间”。

大批闽商前往吕宋，和西班牙人密切相关。在此之前，吕宋仅有华侨“约百五十人”。1571年西班牙船队征服菲律宾群岛后，大量采购生丝、棉布、陶瓷等中国商品。短短二十余年之内，“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明史·吕宋列传》）。

西班牙人带来的，不仅有滚滚银币，还有原产美洲的一些农作物。史料记载，朱薯进入吕宋，约在1565年。征服诸岛后，“红夷常患粮米不足”，于是大规模推广种植。到1593年，这种开着淡紫色小花的藤本作物，在吕宋已“被山蔓野”。陈振龙看到，当地土著“随地掘取”、“以佐谷食”（《金薯传习录》）。

朱薯价格极贱，并且极易引种，尺许薯藤便可“随栽随活”。然而，将薯藤带出吕宋，并非那么简单。《金薯传习录》记载：西班牙人“珍其种，不与中国人 ”，他们还在海关层层盘查。贿赂当地土著、“得其藤数尺”后，陈振龙将薯藤绞入汲水绳（另一说“编入藤篮”），混过关卡后，经七昼夜航行返回福州。航船抵达福州的日子，是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几天后，陈振龙之子陈经纶草拟了一份禀贴，游说福建巡抚金学曾“行知各属”、“效法栽种”；与此同时，由于担心“土性不合”，在纱帽池胡同住宅一带，陈氏父子寻“舍傍隙地”，开始“依法栽植”。

四个月以后，朱薯引种成功。经“启土开掘”，陈氏父子发现，朱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当年冬天，来自吕宋的朱薯，被命名为“番薯”。当地人为缅怀陈振龙的贡献，特为建立“先薯祠”以作纪念。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广东，也有番薯传入中国的传说。最早引种番薯的地方有两个——东莞、电白，两个地方都有传说，尽管两地分处粤东粤西，相隔不下千里，所涉主人公分属不同姓氏，而传说内容却惊人地相似。

东莞传说见于清代宣统年间《东莞县志·物产上》。其大致经过是：万历年间，东莞人陈益曾到达安南（今越南），当地酋长以番薯招待陈氏，陈氏觉得此物既能充饥，又十分香甜，便打探此物的栽培方法，欲携往国内广种，但当地执政者不准番薯出国，一旦发现偷携薯种出境者即处以死刑。陈益曾便想方设法贿赂酋长身边的奴仆，得到薯种后迅速潜回国内。这件事并非出自当时官方的记录，而是在编修宣统县志时由《凤岗陈氏族谱》辑录而出，以印证民间那些传说。

电白传说亦见诸《电白县志》（道光六年修）。据志载：相传番薯出交趾国（今越南），人严禁以种入中国者罪死。吴川人林怀蓝善医，薄游交州，医其关将有效，因荐医国王之女，病亦良已。一日赐食熟番薯，林求食生者，怀半截而出，亟辞归中国，过关为关将所诘。林以实对，且求私纵焉。关将曰：“今日之事，我食君禄，纵之不忠，然感先生德，背之不义。”遂赴水死。林乃归，种遍于粤。林怀蓝在其家乡还享有“番薯林公庙”，庙中同时塑有越南关将的形象。

云南也有关于番薯传入中国的记录。嘉靖四十一年（1563）《大理府志》就有“紫蓣、白蓣和红蓣”的记载。当代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根据3500多种地方志考证，认为此即甘薯。他说：“修撰明嘉靖四十一年1563年《大理府志》的李元阳，是一位注意新生事物的学人。在这府志里，他虽没有详细地解释新作物名词，但他毫不含糊地列举薯蓣之属五：‘山药、山薯、紫蓣、白蓣、红蓣。”虽然《大理府志》仅列紫、白、红蓣并无特别注释，很多晚明、清代和民国的各省府州县厅志中，红、白、紫、黄蓣（芋）、藷（薯）、苕都是指甘薯。

广东东莞、电白以及云南的文书记录意味着甘薯是从印、缅由陆上路径传入。福建的薯种因其得自南洋，故其传说也就多了一层海洋味道。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虽然人物、时间、地点不同，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番薯在传进中国的过程中，受到了外国官方的有意阻挠，是极个别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将它引进中国，从而使后人受益不已的。这三个故事中，一般认为陈振龙是我国番薯传入第一人，因为它的传说当时就被同时代的大文豪徐光启（1562-1633）记入了《甘薯疏》。

但现在有人发现，嘉靖年间成书的《广东通志》物产部分记载，广东薯类植物就已经包括红薯、甘薯、甜薯和山薯。当时说的红薯并不是现在的番薯，但甘薯则极有可能指的是番薯。《广东通志》成书于1558年，如果该书里的甘薯确指番薯的话，那么在福建人陈振龙在1593年从吕宋往福建引种番薯之前，就已经有广东人引种番薯了。明朝史学家苏琰在《朱薯颂》里所写的一段话：“甲申、乙酉间，漳、潮之交，有岛曰南澳，温陵洋舶道之，携其种归晋江五都，乡曰灵水，种之园斋。甲午、乙未间，温陵饥，他谷皆贵，惟薯独稔，乡民活之薯者十之七八。”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万历十二年和万历十三年之间，福建泉州的海商于南澳岛上作短暂休整，在岛上发现了番薯，遂引种到晋江县灵水乡，进而推广到临近乡村。后来到了万历二十二年和万历二十三年之间，泉州闹灾，粮食歉收，只有番薯依然丰产，泉州的大部分农民靠番薯充饥，安全度过了自然灾害。万历十二年即1584年，万历十三年即1585年，根据苏琰的记载，在1584年年底和1585年年初的时候，泉州海商从南澳岛上引种了番薯，这一时间依然比陈振龙从吕宋引种番薯要早八九年。

换言之，番薯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并不是传说中的1593年，最早引种番薯的大功臣也不是福建人陈振龙。可能是如《东莞县志》所载，番薯由陈增益于1580年引进。也可能比这更早，我们某位不知名的祖先，曾经冒着我们不知道的风险，在某个波涛汹涌或者风雨交加的夜晚，为后人带回这么一笔取之不尽的珍贵财富。

链接——番薯在中国的推广

其实它在中国的种植历史并不算长，特别是在北方的某些省份，番薯完全是刚刚冒出来的新面孔。

《乾隆实录》（卷1232）载：公元1785年，乾隆皇帝对军机大臣说：“河南近年屡经大旱，庄稼缺水，颗粒无收，灾民遍地，饿殍遍野，这是朕的罪过，也是你们军机大臣的罪过。我听说福建那边盛产一种名叫番薯的东西，这种东西既能充饥，又能耐旱，不知道能不能在河南推广一下。如果推广成功，或许能成为河南老百姓的救命粮，缓解那里的灾情。我已经下旨给福建巡抚，让他培植一批番薯秧苗，派人从水路紧急运到河南，交给河南巡抚下发民间……”

通过乾隆这段话可以得知，距今两百多年前，河南应该还没有人种植番薯。即使有，也一定是零星种植，尚未得到大面积推广。

番薯在陕西的历史更为短暂。

据建国后编印的《陕西省志》描述，番薯在乾隆年间被引进到陕南，在嘉庆年间被引进到渭南，但一直都是零星种植，直到新中国成立，陕西90%以上的农民没有听说过红薯。上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番薯才得以自上而下地由官方正式推广，然后迅速普及到陕西全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