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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湖南出土商周“羊”纹青铜容器

浅谈湖南出土商周羊纹青铜容器袁鑫【摘要】湖南已发现的羊纹青铜容器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且多在尊、罍、瓿、鬲、爵等器形上出现,出土地域较为集中。本文对这批羊纹青铜器进行类型学分析,探讨其来源及青铜器装饰羊纹的思想内涵。【关键词】湖南商周青铜器羊纹类型学分析思想内涵一.类型学分析湖南已发现的羊纹

浅谈湖南出土商周羊纹青铜容器

袁鑫

【摘要】湖南已发现的羊纹青铜容器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且多在尊、罍、瓿、鬲、爵等器形上出现,出土地域较为集中。本文对这批羊纹青铜器进行类型学分析,探讨其来源及青铜器装饰羊纹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湖南商周青铜器 羊纹 类型学分析 思想内涵

一.类型学分析

湖南已发现的羊纹青铜容器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整个器物被铸造成羊的形象;第二类,以高浮雕或圆雕的形式雕刻羊首形象作为青铜器上的装饰部件;第三类,以线条的形式在青铜器上刻画出羊纹图案。以下作简单介绍:

A型:羊头为立体形象,羊身与足融入器身作为一个整体。代表器物有传湖南出土的2件双羊尊。一件藏日本根津美术馆。通高45.4厘米,口径14.9×18.4厘米。由相背同体、同足的双羊构成器物的主体,器身布满鳞状纹,背负尊筒(见图1-1、图1-2)。另一件藏大英博物馆。通高45.5厘米,长40厘米,口径18×14厘米。羊首吻部稍短,羊角大而弯曲,角尖翘起,腹部饰弦纹和兽面纹,器身饰满细鳞纹。器形纹饰等与日本根津美术馆的相似,不同的是双羊颌下有上卷的羊须,肚下也有羊发下垂的刻意表现(见图2-1、图2-2)。两件器物风格无区别,与商代晚期青铜器相同。

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月牙铺的商代四羊方尊,高58.3厘米,口边长52.4厘米,重量34.5公斤(见图3-1、图3-2)。羊首耸于器肩四角,尊腹四隅为羊的前胸,四羊相合形成尊腹,羊腿置于圈足上。羊首饰雷纹,背及前胸饰鳞纹,两侧饰有优美的长冠凤纹。4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

B型:以浮雕的形式刻画出羊首。

BI式:以浅浮雕形式的羊首附于器身上,与器物上周围某一纹饰近于一个平面。1981年湘潭青山桥窖藏出土商代铜爵,高22.9厘米,长17厘米,宽7.9厘米。腹部近口沿处云雷纹底纹上饰一浅浮雕羊首形象(见图4),两角硕大外撇,两耳侧张,两眼突出,羊角及两眼都有阴刻线条纹饰。錾内有“父乙”铭文。在铜爵上饰有羊首纹的很少见。1959年宁乡黄材寨子山出土的商代兽面纹铜瓿,通高44厘米、口径23厘米。肩腹部有四个羊首形象(见图5)。回勾的羊角几乎占据整个羊首纹饰的一半,面小,眼珠半球状突出,两侧有很小的耳,鼻嘴不清晰,形象憨态可掬。1956年株洲征集商代乳钉纹铜簋,高18厘米,口径24厘米。颈部有对称的羊首(见图6)。1956年石门出土西周夔龙涡纹簋,高16.8厘米,口径22.9厘米。口沿下饰有对称羊首(见图7)。

BⅡ式:羊首以高浮雕形式突起呈立体圆雕状。

1966年华容出土商牺首铜尊,通高73.2厘米,腹径39.8厘米,口径61厘米,底径31厘米。肩部饰有3个圆雕的羊首(见图8),与3只立鸟相间排列。几字形羊角内饰阴线纹饰。1998年平江县浯口镇出土商兽面纹罍,高65.2厘米,口径52.5厘米,底径29.5厘米。饰散列兽面纹,没有地纹。颈肩处饰有4个立鸟,肩腹部4条扉棱之间竖挂4个羊首状牺首(见图9)。两件器物的羊首纹饰风格一致,羊角都占羊首纹饰的一半以上,眼睛以半球状圆点,鼻子和嘴巴表现不太明显。羊角翘起处饰乳钉纹。

1982年岳阳荣湾农科鲂鱼山出土商兽面鱼纹罍,通高50厘米,口径26.2厘米。肩部有四个羊首(见图10)与颈肩处的立鸟相间排列。岳阳荣湾这件羊角为内卷角,羊首满饰勾云纹,厚唇,眼、鼻、嘴刻画清晰。羊角占羊首纹饰的二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圆雕类的羊首都为中空,从羊首与器物的叠压关系来看,应为后铸。

1970年宁乡黄材王家坟山出土商龙凤纹铜卣,通高37.7厘米,口径15.4~13.2厘米。板状u形提梁的末端与环相套处饰羊首形(见图11)。羊角回卷内勾,占兽面一半。眼大,双眼突出,中间有圆点形瞳孔。脸饰阴线云纹,鼻小,鼻头翘,上唇高翘且下平,表明唇厚。下唇衔环,提梁为羊身。1922年桃源县漆家河出土商代铜皿方罍的肩上双耳饰卷角羊首(见图12-1、图12-2)。

C型:以散列兽面纹形式,以突出的大内卷角来表现羊纹。

1962年宁乡黄材栗山张家坳出土商兽面纹鬲鼎,通高18.2厘米,口径14.9厘米(见图13)。下卷角形制为立体浮雕状角型,羊角较大而凸起,角尖上翘,羊角上饰有阴刻纹饰,角部造型在整个器皿中所处地位较大,甚至占到整个鼎腹的一半还多。此鼎形制、纹饰均较罕见,开羊形青铜器先河。20世纪60年代株洲征集商兽面纹鬲鼎,通高21厘米,口径17厘米。

1958年株洲征集商代三羊纹铜鬲。通高22.8厘米、口径14.7厘米(见图14)。颈部饰斜线云雷纹(斜目雷纹),纹饰布局以三分裆足为基础,腹部饰三组羊纹,半浮雕粗壮的角,占兽面的五分之三,以倒勾状扉棱为分割。眼、鼻、嘴的所占位置很小,嘴旁还有饰獠牙。以细密云雷纹衬地。该器腹部三羊衔足,纹饰与器身浑然一体,精美而别致。

二、羊纹青铜器的装饰艺术风格

湖南出土羊纹青铜器,从器形、纹饰特征来看,有着自身的特色。具体来看,圆雕类羊纹青铜器中,双羊尊的造型特点是器形与动物形象保持独立,每只羊只选取前肢组成器物主体。这种截取动物素材使得羊的形象在整个器物中并不完整,甚至造成器形抢占动物形象之势,而没有顾及动物形象的完整性。而从另一个方面讲,在器物造型上,寓羊于形的手法显得更为自由。大英博物馆的双羊尊是两个动物形象之间的借腹,四羊方尊则是借腹与借足。

第二类,浮雕羊首纹,铜爵的羊首纹饰是压在靠近口沿处的简洁兽面纹饰之上,是族徽还是其他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铜瓿上的羊首纹饰则饰于肩部,将器盖与器腹相对应扉棱隔开,似有意改变器盖到器身全部是扉棱相接的单一的特色,使得纹饰更多变化而生动。在尊、罍、卣上所铸羊首多位于肩腹部之间,有的以羊头立雕充做器物的双耳,有的则将羊头雕铸于罍的双耳之间的腹部。这些青铜器的羊头纹饰极为华丽,神态安详,惟妙惟肖。羊首造型大,头部突出,呈浮雕状,羊角弯曲向两侧外伸,以华容出土圆尊为代表。此种尊、瓿在折肩形成的平面上设置羊首,在商后期青铜器中是很常见的一种修饰手法。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还有一类,在鬲、分裆鼎的袋足上阴刻羊面形纹饰,以三羊鬲为代表。这种散列式兽面纹的装饰风格显然是配合鬲或鬲式鼎这一器形特点而来的。

与湖南以外地区发现的羊纹青铜器进行比较:圆雕类羊形器,湖南以外地区发现的立体造型相对小而写实,器类多为觥、尊,整个器物就是个完整羊造型。湖南地区发现的网雕类羊形器更为厚重大气,羊形并未完整展示,而是将羊形态融入器身中,借腹或借足的手法,更有本地的特色。第二类,羊首突出呈浮雕状的,在湖南以外的,如江西、江苏、四川、河南等地多有发现,从装饰风格及所施部位、器类来看都十分相似。此种尊、瓿在折肩形成的平面上设置羊首,在商后期青铜器中是很常见的一种修饰手法。这种装饰手法在北方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宝鸡竹园沟出土的伯格卣的提梁与器身结合处铸两个羊头,大角卷曲,双目圆睁。第三类,湖南发现的在鬲、鬲式鼎上饰突出的下卷角羊纹饰,羊角占整个羊首纹饰一半或以上位置,体现出湖南商周青铜器的本地特色。其他地方有类似羊纹布局的青铜器,如巴黎集美博物馆藏羊纹铜鬲。

湖南发现的这批羊纹青铜器,主要集中在东北部。从器形、纹饰和铸造工艺来看,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显示出湖南商周青铜器的独特魅力。至于铸造者是中原商移民还是本地土著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在上海、安徽、陕西、四川、江西、江苏等地都有发现类似风格的羊纹青铜器,除陕西外,其他也都集中在长江中下游流域。毋庸置疑,这些地方的商周青铜器受到了中原的影响,但不可避免的,到达这里的中原工匠或是本地工匠或多或少融入本土的文化传统和审美意识。这种运用表达了这些地区先民对大自然的崇拜以及渴望了解未知世界的美好愿望。

三、羊纹青铜器的思想内涵

根据自身生活的需要和对动物的认识程度,远古先民先后选择了马、牛、羊、鸡、狗和猪进行饲养驯化,它们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成为家畜。《三字经·训诂》对这六种驯养的动物有着精辟的评述,“牛能耕田,马能负重致远,羊能供备祭器,鸡能司晨报晓,犬能守夜防患,猪能宴飨速宾”。从中可以看出,当先民在祭祀祖先的时候,羊被奉为第一祭品。在人们看来,性格温顺的羊是美与善、吉与祥的象征,视羊入梦境为吉兆喜示,甚至认为是王者之兆。

器物上出现羊的形象由来已久,大约在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陶塑羊的形象。《说文》中记载:“羊在六畜主给膳也。”可以看出,早在新石器时代羊就已经是原始人类最重要的食物来源了。商周时期祭祀活动频繁,《国语·楚语下》中就记载了天子用“大牢”和“少牢”祭祀的体制,商周时人们视羊为吉祥之征,羊在上古之时,与牛、猪共称为“三牢”,是祭祀大礼的用享。羊既然是先民们的祭祀用品,自然也就成为沟通天地人的灵物;而殷商时期的占卜也是最为人所知的,天子每有重大活动之前必用龟甲或牛羊肩胛骨来占卜。

湖南出土羊纹青铜器体现出对羊纹运用的更加自由大胆。这类羊纹铜器既显示主人的身份地位,又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在礼器上镌刻羊纹,或是铸造羊首,能增加器物庄重肃穆的感觉。除此之外,也有祈祷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意思,或是延伸到对于国家、家族兴旺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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