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城市儒学给现代人一个精神家园

何建华

摘 要：

寻找精神家园是当代人类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无论是对现代化梦寐以求的发展中国家，还是所谓“超现代化”的发达国家，都在经受人类精神发展的新挑战，都在不同程度上用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提出人类精神文化建设的共同课题。面对科技理性的膨胀、人文价值的失落和迷失、道德的危机、信仰的崩溃、人际关系的疏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儒学以其对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及其自我完善等生命智慧的深刻性，展示了其在现代人重建精神家园中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儒学；现代人；精神家园

寻找精神家园成为现时代人类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語言的文化都在各自的水平和理解上承受这一主题产生的直接的压迫感；世界性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会议和组织愈来愈多地把注意力转移到探寻人类的精神出路上，都在不同程度上用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人类精神文化建设的共同课题。这是我们时代的人类性世界性的问题。无论是对现代化梦寐以求的发展中国家，还是所谓“超现代化”的发达国家，都在经受人类精神发展的新挑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民价值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化趋势果真与人的终极价值目标背道而驰，果真使人类无所适从了吗？人们在苦苦思索。面对科技理性的膨胀、人文价值的失落和迷失、道德的危机、信仰的崩溃、人际关系的疏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儒家以其对人本身、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及其自我完善等生命智慧的深刻性，展示了其在现代人重建精神家园中的积极意义。

一

现今世界，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正普遍陷于一种对人生的迷失与惶惑之中，人们普遍有危机感、异化感和困惑，普遍感到人生终极价值的迷失。人类凭借着理性创造出一个物质世界，其现实甚至胜过各种神话故事和乌托邦的幻想。尽管人的许多目的还没有达到，但几乎毫无疑问，这些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据此，人有足够的理由对自己的将来充满信心。然而现代人却感到不安，并越来越感到困惑。他工作和奋斗着，但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他的活动没有什么用处。当他控制物质的能力增强时，他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却感到无力。一面创造着支配自然界的新的更好的手段，一面却陷入了那些手段的罗网之中，并失去了目标，而唯有这些目标才赋予人生以意义。他一面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一面却成了他自己的双手所创造出来的机器的奴隶。尽管他具有许多关于物质的知识，但关于人的存在这一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他却一无所知：人是什么；他应该怎样生活；怎样才能把人所蕴藏的巨大能力释放出来并有效地使用？历史发展到今天，举目尽是令人傍徨的现象：一面是伟大的进步，一面是无情的摧毁；一面听道德的名词，一面看欺诈的事实；旧的信仰已经势微，而新的信仰尚未建立。于是一般人趋于彷徨，并由彷徨而怀疑，由怀疑而否定，由否定而充分感到生命的空虚。

现代人需要自己的精神家园，需要安顿自己的终极关怀。追求人生的终极关怀，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客观需要。人的生命活动是与动物根本不同的，“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①由于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生命活动的本质区别，人的生命活动具有两种尺度：一种是“一切种的尺度”，即外在的物的尺度；一种是人自身的尺度，即内在的尺度。人既按照“种的尺度”来适应客观世界，同时也按照人自身的需要、人对客观事物的理解来改造客观世界。②人能对自己的生命活动进行反思，能对自己的未来进行设计，并按照自己所设计的路径进行生命活动。同时人又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人生有许多未知数，并时时有一种不安全感，干什么都没有十分的把握。在现实生活中，人具有多方面的需要。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人的需要之所以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内驱力，主要在于人有理性。然而，理性是人的福音也是人的祸因。因为正是理性使人处于一种永恒的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状态中，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类、人与自我的深刻矛盾。这种种矛盾在现实中无从解脱，常使人去寻求超越的途径。这就是信仰。人要生活就不能没有信仰。作为人类对自己未来的一种肯定性持有，信仰是统率整个精神状态和人的行为实践的精神力量，它能使人获得生存的意义，使人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信仰是一个人生活的最终目标和动力，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如果把人生比作杠杆的话，那么，信仰就是其“支点”。有信仰，人就安宁、充实、富于活力；没有信仰，人就躁动、失落、无精打彩。信仰越坚定，人的内心就越安宁；信仰一旦动摇或崩溃，人就会承受失衡的痛苦并竭力去寻求信仰的重建。对于吃饱穿暖的现代人而言，信仰是其强烈的需要。这一点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描述得很清楚。当尼采通过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向世人宣布“上帝死了”时，许多人包括许多科学家和智者都感到惊慌失措、无所适从，甚至向蠢骡顶礼膜拜。这在世人看来很可笑，而实际上它却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全部人类的通病。现代人需要信念，需要终极关怀，需要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展示未来的观念和信仰来安顿自己那骚动不安的灵魂。

然而，随着现代化变迁的历史过程的展开，人类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已成为一种无法逆转的趋势。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使人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是合适的价值观念，或权力，或金钱，或名誉。但是，在古今中外众多的价值体系面前，人类追求完善的特性显得无所适从，在种种具体的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念面前，现代人的终极关怀显得无处安顿。加上现代化进程中破与立的失衡、整体性与异步性的矛盾、个体与类的矛盾以及政治与经济的失衡导致的文化失聪，使现代人面临着整体性的“终极关怀”的失落和极为深刻的“意义危机”。而意义世界和“终极关怀”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价值源泉，是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据。现代化变迁冲垮了现代人的意义世界，使现代人失落了传统文化提供给人生的“终极关怀”，同时也就失去了生命活动的实在根基和精神“家园”。这使现代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迷失”，深深地感受到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迷惘、困惑和焦虑，感受到精神无所依托的流浪状态，感受到空前的失落、苦闷和无意义。

因而，在现代化变迁的过程中，也伴随着现代人寻找新的价值目标和“终极关怀”，重建新的意义世界的顽强努力。人不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人不能没有对价值目标的追求；人生不能没有意义世界的支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民价值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化趋势果真与人的终极价值目标背道而驰，果真使人类无所适从了吗？人们在苦苦思索。西方一大批文化学家，他们在信仰的重建问题上殚精竭虑，但他们对信仰的寻觅和追求，对“后工业社会失控的大修复”，还是寄托于宗教信仰。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为虚幻，那么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他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他主张建立新的宗教信仰，从而在“没有父亲的时代”，寻觅和验证自己同父亲的血缘关系。③当然，宗教是一种信仰，但信仰并不等于就是宗教。现代人要在现代化中、在现时代的历史活动中重新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意义和真实根据，必须对人类普遍具有的信仰需要进行正确地引导，使之与人性相符合，与理性相协调，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相一致。

二

20世纪初，随着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儒学受到激烈的冲击和挑战。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儒学的猛烈轰击，使儒学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 这是儒学自汉代取得独尊地位以来的两千年间所从未遭到过的惨重灾难。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现代儒者不断地重构儒学，欲使其现代化，并再觅复兴的机会。他们引西学入儒，重构儒学体系，为复兴民族文化矢志不渝；他们接传统于现代， 解决现时代的古今中西关系。但由于时运蹇剥，均无成效。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儒学时来运转，获得了发展的新转机。由于西方国家广泛出现的全球意识与“寻根热”，由于东亚地区经济腾飞被认为是儒家思想促成的，也由于中国大陆持续出现的“文化热”，儒学重新被重视。加上当时活跃于思想文化舞台上的现代新儒学第三代传人，他们顺应时代潮流而动，以开放的心态，凭借其视野广、活力大、运用西学方法之熟稔，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儒学之所以能获得发展的新转机，尽管有其国际的和国内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的和主观的等多方面原因，但从学理上讲，无疑跟儒学本身在现代人的社会生活中的积极意义有关，尤其跟儒学在现代人重建自己精神家园中的积极意义有关。

随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农业社会为基础，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儒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儒学中无疑有许多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要求的部分，有的思想甚至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比如：“重义轻利”“重理轻欲”是我国历代儒者辛苦营建数千年，深深根植于中国这个农业社会土壤之中的道德堤坝。在这个道德堤坝之下，培育了中国人不屑言利羞于谈钱的民族心态。应该说，“重义轻利”“重理轻欲”有其历史意义和社会伦理价值，一个民族如果只讲利不讲义，只讲欲不讲理无疑是十分可怕的。但一个过于避“利”避“欲”的民族，无疑是一个缺乏创造财富能力和愿望的民族，因而也不易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贫穷即是落后的现代商业世界里，“重义轻利”“重理轻欲”这一道德堤坝正面临着严重的冲击。市场经济是一种直接以市场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而支配商品交换的是等价交换原则，这就要求商品生产者在经济活动中必须计较经济利益。因此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观念是物质利益观念，包括成本和核算观念、利润观念、效益观念，等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效率经济。显然，“重义轻利”“重理轻欲”的价值观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儒家思想要求个人“正其义而不谋其利”，而市场经济却正是以功利为动力的；儒家思想强调整体观念，强调个人对于集体的服从，而市场经济要求个人的创造性与能动性。同时，从历史上看，儒学发展一直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从儒学的核心内容来看，它是一种伦理道德观，这种伦理道德观作为一种一般性的原则对任何社会都是有益的。但是当它和政治结合在一起时就容易表现出它的局限性。儒家还过分强调伦理纲常，使得国人生存意义和价值观发生惰性，比如“安贫乐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温良恭俭让”等观念，阻碍人们开拓进取，大胆创新；崇尚宗法等级、尊卑等级观念，形成唯上独尊、唯上是从、为尊者讳的恶习，以致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作风和亲情关系网的孳生；德主刑辅的思想，阻碍民主与法制建设；重道轻器，把经商和百工行业纳入“小人为之”“君子不齿”的下贱行业，将科技视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遏制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等等。所以，对于儒学中那些与政治结合以后变得腐朽的东西必须加以剥离和剔除。

儒学中虽然有许多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要求的部分，但也有对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甚至对今日人类发展有积极意义的部分。中国积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最集中体现在儒家学说中。儒家学说宛如一位性情温厚、胸襟宽广、智慧深邃的仁爱长者。由于儒家学说敬天畏民、平性中正、清醒稳健、切于人事，因而历代不乏传人，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并且当今在地球上的某些国家和地区，还是势头强劲的“显学”。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以高度文明的素质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数千年、至今仍保持旺盛活力，与儒学的熏陶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从许多不同方面来说明儒学对现代社会的意义，比如，儒家以“仁”为核心、以君子为道德理想的道德精神对于我们培养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建立和谐的社会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儒学所强调的以道德责任感为基础的参天化育的参与精神也是我们现时代所需要的一种基本精神；至于儒学的具体道德原则虽然有些失去了时代意义，但是有很多在今天我们赋予其时代意义后仍有存在价值。尤其是儒学把个人的“安身立命”问题与“家国天下”意识及接续“斯文”、承担“道统”的文化使命感联系在一起的精神追求，對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重建人的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儒家学说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对道德伦理不厌其烦的强调。如果我们不停留在伦理学的表层，进一步追究它之所以如此重视道德伦理的前提，我们就可以找到儒学的真正的精神内核，这就是隐藏在这一表面背后的坚定的价值信念。中国哲学几乎都是一种天人整体之学，中国哲人的最高价值理想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只是其中的具体内容互不相同。佛道走的道路最终是把天与人的关系化解为内与外的关系，即个体的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天人合一的理想中少有积极的社会内容。于是个体生命意义只须直接在内与外的关系中即可确定，只须通过主体精神对全部外在世界（包括肉体）的超越即可实现。这种超越的结果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主体精神的绝对自由，实质上就是对世俗世界的摆脱。然而儒家则不同，儒家天人合一的价值理想，是自然、社会和个人的全面的总体的和谐。儒家正确地认识到社会是人类整体生存的唯一方式，因而社会在天人关系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一方面人类生存终极意义就在于天与人永恒的绝对的和谐，另一方面天人和谐的核心内容实质上就是社会内部的自然和谐。儒家把决定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归结为亲亲（仁）和尊尊（礼），追求亲亲和尊尊的动态平衡就是儒家的根本的价值取向，坚信亲亲和尊尊的动态平衡的现实性就是儒家的价值信念。在儒家看来个体生命的意义必须以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为前提。个体的人，只有自觉地以社会价值信念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只有自觉地担当起把现实社会引向和谐的神圣使命，才是一个真正的君子，才具有崇高的价值。儒家还认为，君子在对现实社会的自觉担当中可以获得一种超越个体超越现实的精神升华，并在这种精神提升中可以体验到极大的快慰和满足，这就是理学家津津乐道的孔颜之乐。

三

儒学把价值信念指向人的社会生存，把人生价值归结为社会价值，把人生价值归结为道德价值，并以对现实社会的担待意识的自觉来衡量个体生命的意义的思想，表明儒家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无私关怀。这一思想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及在“后现代化”时期，对现代人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首先，它可以对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带来的污泥浊水起荡涤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道德生活正发生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令人欣喜的道德曙光，正在初享比过去更为符合我们发展需要的种种道德待遇；另一方面，我们也遇到了空前多的闻所未闻的道德问题和令人不安的不道德现象。应该看到，市场经济本身的价值取向与道德伦理的价值取向是存在矛盾的，这是道德困境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以“经济人”为价值取向，以立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中心原则是个人的权利优先，人人有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从事活动，认为用一种共同的善的观念要求所有的公民，将违背基本的个人自由。在西方文化的主流理解中，人权是个人面对国家而要求的一种权利。人权观念涉及了政府的责任和应当，却无法界定个人对社会、家庭、他人的义务和责任。个人权利优先原则保障了人的消极自由，但不能促进个人对社会公益的重视，不能正视社会公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市场经济个体价值本位的局限性日渐凸现，权利中心的思维的泛化甚至是当今众多问题的根源之一。儒学把人生价值提升为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可以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错误的价值取向起纠偏作用。作为一种非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体系，儒学的核心不是个人的自由权利优先，而是共同体和全人类利益优先。在儒家看来，人是社会的人，它要求个人具有对他人、社群的义务与责任心，这种义务与责任心与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和共享价值是一致的。当然，儒家这种整体利益优先的价值态度，不能作为用来压制人权的借口，它必须与现代民主制度相结合，以尊重个人的价值实现人权的保护为前提。

其次，它可以安顿现代人的终极关怀。自近代开始，现代化一直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现代化，在很长时间被习惯性地理解为西方化，至今这种理解仍有相当影响。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凭借着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领先地位，在某种意义上一直扮演着全球范围内的普世文化的角色。然而，面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出路问题，西方文化却面临着重大的问题。诚如亨廷顿所言：“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④“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⑤“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⑥从一定意义上，正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片面注重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的发展模式，才使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们丧失支撑其生命活动的价值资源和意义归属。当人们把形下的世俗生活作为终极目的来认同，把人生的全部意义倾注于世俗生活，效率、功利、成功成为人生的全部意义时，就会出现现代性精神迷失。于是现实生活中，人们浮躁浅薄，急功近利，斤斤计较，容易满足已有成功，把有限价值当作了人生的终极关怀。意义世界和终极关怀的失落，在现代人文化意识中引发的连锁反应是认同丧失、信念危机和理念冲突。面临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人类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必须从全球文化中寻找资源，并通过广泛的参与而共享资源来构建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共同求解并通过行动来寻找人类共同的精神出路，引导人类走出精神困境。作为古老的影响深远的人类文化形态，儒学以其对人本身、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及其自我完善等深刻智慧，在现代人重建精神家园中具有积极意义。儒学把价值信念指向人的社会生存，正确地认识到社会生存是人的生存的基本方式。由此，儒家的生命理想是，既要安顿个体人生，也要解决“家国天下”的全体人生问题，而“家国天下”的人生问题的解决，又是以个体人生的生命关怀为根本、为依据、为始终的。儒学这种从人的生存发展的角度来理解人生的意义与真实价值的思想，有利于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困惑，安顿现代人的人生终极关怀。人类发展的总趋势取决于人类共同的禀赋天性，这种本性亦即人类“终极关怀”的三个指向“求真、崇善、爱美”。儒家学说基本符合这些内容，能为人类营造和谐宁静的内心世界，创造安定适意的生存环境、人文环境，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社会贡献的“闪光点”。

再次，它可以克服宗教信仰在安顿人的终极关怀方面的消极性。应当承认，宗教信仰在安顿人的终极关怀方面历来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许多层面，并不为人的正常经验和思维所认识，就个体而言，与善恶的可选择性相反，人的生死富贵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被决定性。由于生命存在的被决定性，因而个体在处境上也具有被决定性。人在世界上的努力往往难以完全如愿以偿，行为的结果常常与其初衷相违，这种与人的意愿相背离而人又无法控制的行为结果，常常会使人对人的作用（人力）之外的力量产生一种恐惧不安的心理，从而难以使自我的精神世界得到安顿。而宗教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对这些层面赋予意义并加以解释，使人的精神困惑得到化解，使人的精神得到某种形而上的慰藉。然而，宗教是一种信仰，而信仰并不等于就是宗教。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近现代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是道德、人生价值观念采取了与科学水火不相容的宗教形式。如果西方人的道德价值观不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而是以人文主义学说为基础，上述矛盾会得到缓和。而儒学恰恰是一种非宗教的、却又能为道德价值观提供依据的人文主义学说。人类发展的总趋势又取决于人类共同的禀赋天性，这种本性亦即人类“终极关怀”的三个指向“求真、崇善、爱美”。儒家学说基本符合这些内容，能为人类营造和谐宁静的内心世界，创造安定适意的生存环境、人文环境，也许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社会贡献的“閃光点”。与世界上其他文化圈相比，似乎惟独中国没有产生高级意义上的宗教。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宗教几乎从来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唯独儒家无神的泛道德学说始终被奉为正统。与世界上各种宗教总是在个体对世俗世界的超越中来摆脱人的痛苦与烦恼不同，儒学则能面对现实，它重视对现实世界的积极肯定和参与，主张保存一切有价值的事物。儒家在对社会的担待意识下所形成的道德伦理体系旨在培养人对宇宙人生的善美福德的一种崇敬、赞叹及爱护的感情，并把追求有所增益于宇宙人生的善美福德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无疑可以克服宗教信仰在安顿人的终极关怀时的消极性。

当然，儒学如果要在现代人重构精神家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还必须进行适应时代要求的改造，以赋予现代内涵，激发新的活力；必须对儒学的价值信念进行正确引导，使之与人性相符合，与理性相协调，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相一致。为此，必须站在时代实践发展的水平上，对儒学进行重新审视、改造、弘扬和利用，实现儒家伦理精神的价值再创造；必须加强儒学的研究、学术交流和宣传教育，使儒学走向世界，为人类所了解和接受；必须积极探索儒学与现代制度相对接的机制，使儒学的价值信念和伦理精神有制度保障。只要我们站在现代实践和思维发展的水平上，积极寻求儒学体系中有益的资源，并根据新的实践不断进行新的构思、新的解释和新的创造，儒学一定会在构建现代人精神家园的进程中重放异彩。

【 注 释 】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97页。

③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7页。

④⑤⑥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359、361页。